本书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全书从纯文学角度入手解读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遵宪的作品，分析黄遵宪在晚清“诗界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的传统题材诗歌，并关注那些以异域风情、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科技为题的富有原创性的作品，其目的在于分析黄遵宪如何运用传统的诗歌技巧创造出一个前人不曾涉及的新世界。

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使黄遵宪的诗歌成为了解19世纪中国政治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历也意味着他是第一位详细描述中国之外世界的诗人。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黄遵宪诗歌的解读过于政治化或只强调其政治意义，本书试图弥补这一缺失，从纯文学角度入手解读黄遵宪的作品，分析黄遵宪在晚清“诗界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的传统题材诗歌，并关注那些以异域风情、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科技为题的富有原创性的作品。这些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析黄遵宪如何运用传统的诗歌技巧创造出一个前人不曾涉及的新世界，并追问黄遵宪的诗歌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学史的大局的。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前言

第一部分 生平经历

 第一章 青年诗人

 第二章 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

 第三章 改革和反响

第二部分 诗论

 第四章 诗界革命的理论

 第五章 革新的实践

 第六章 传统主题

 第七章 异国风情

 第八章 美丽新世界

 第九章 黄遵宪讽刺艺术的发展

 第十章 晚期讽刺诗

 第十一章 黄遵宪和现代科技

 第十二章 《己亥杂诗》

 第十三章 世纪末

附录 原书所译黄遵宪诗歌

引用书目

明治日本

黄遵宪的家人希望他继续在科举考试中考取更高的功名，在地方官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幸运的是，黄遵宪并没有走这样的一条路。同是客家人的陈兰彬(字荔秋，1853年进士)被任命去美国处理清政府事宜，他极力邀请黄遵宪作为助手同行。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黄遵宪的家人并不赞成，他父亲不同意儿子去遥远的美国。几乎与此同时，黄遵宪早先在北京结识的何如璋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他也邀请黄遵宪作助手，这次黄遵宪的家人同意了，毕竟日本不像美国那么远，而且何如璋还是嘉应州同乡。

黄遵宪决定开始外交生涯也未尝不是一次冒险的选择，毕竟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中国外交还不被绝大多数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认可，想必黄遵宪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而认真的考虑，才欣然接受清政府的任命。在北京滞留期间，他对清政府高层的顽固保守派有了很多了解，也许他那时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国内，他的革新思想必然导致他被分配到一些并不重要的秘书的岗位上。而早年的香港之行也激发起他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兴趣，通过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他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很多了解，因此，他非常希望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黄遵宪希望自己的驻外经历能够为以后在清政府中谋取高位发挥作用，这点可以从他出发前写给朋友的诗中看出来：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

1877年农历十月，黄遵宪抵达上海，农历十月二十三日(11月26日)，与何如璋及其他同僚乘坐海安号出发。旅程顺利，四天后公使馆一行到达长崎，在当地华人的介绍下，他们还去了寺庙给西王母烧了香。他们又从长崎来到神户，顺便游览了大阪和京都，随后驶向横滨。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何如璋在东京的皇宫向日本天皇递呈了国书。

1877年，何如璋和他的助手黄遵宪看到的日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期中。1868年封建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作为国家领导者重新归位，以天皇新的统治年号“明治”(意为英明的政府)命名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政治运动“明治维新”轰轰烈烈展开了。反对幕府时代将军统治的政变领导者们为了抵制来自西方日益扩大的影响，发动了叛乱，但是新兴政府致力于全面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和社会成果。黄遵宪到日本的时候，明治维新虽然才进行了九年，但是日本社会已经开始了自己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的道路，此情此景与中国同时期的军备软弱、经济倒退形成鲜明的对照。

黄遵宪搬到东京之后开始研究日语的书写体(他似乎始终未能掌握日语的口头表达)，19世纪晚期的日语中还有大量的汉字被使用，这也使得他能够较为轻松地掌握日语的书面表达。学会了语言，他就可以阅读大量德川晚期和明治时代的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书籍，也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从西方翻译来的日文书。那些翻译来的文学作品似乎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可能那些文学作品超越了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但是，对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书籍，他却抱有极大的热情，特别是他在1880和1881年集中阅读的让·雅各·卢梭(1712-1778)和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的著作。长期成长在中国专制政府的传统中，当他刚开始接触日本受到西方启发的政治革新时，感到非常混乱、令人费解。然而随着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他发现孟德斯鸠和卢梭推崇的政府的形成要明显优越于日本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并对明治政府在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一事上的犹豫不决表示出不满。

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独于泰西最重之国会，则迟迟未行，曰国体不同也，日民智未开也，论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愿矣。

早在17岁那年，黄遵宪就意识到清朝政府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而驻日经历和大量阅读西方书籍也为他日后推行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模版。多年之后，当他写信与好友梁启超谈及自己思想的发展时，黄遵宪指出，读过卢梭和孟德斯鸠后自己方才明白“太平世必在民主”。

黄遵宪接触到的那些对明治日本以及西方政治社会改革提供了支持的理论对他自己政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他也从诗人的角度看待明治时代的日本，创作了集结154首七言四行诗的《日本杂事诗》。《日本杂事诗》也是黄遵宪创作的第一部广泛地反映外国文明的诗集，一经发行，在日本和中国热衷中国古典诗歌的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黄遵宪大使馆寓所的玻璃窗，即使最轻柔的风吹过，也会吱吱作响，一次在经历了台风之后，他写下了：

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华中。

《日本杂事诗》中很多引人关注的诗后都有黄遵宪附加的言语诙谐的关于明治日本生活小片段，而日本和中国读者给予关注最多的是那些涉及日本政治的绝句：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黄遵宪在这首绝句后附加了以下注解：

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欧罗巴、美利坚诸国。归，遂锐意学西法，布之令甲，称曰“维新”，嫩善之政，极纷纶矣。而自通商来，海关输出逾输入者，每岁约七八百万银钱云。然易服色，治宫室，焕然一新。

不管是黄遵宪政治题材的诗歌，还是他那些关于日本自然奇观和传统民俗的绝句，都展现出诗歌创作的高水准，但是大多数19世纪的读者希望通过他的诗歌了解到日本是怎样运用西方的政治理论完成自己向现代国家的转换。

黄遵宪驻日时期结识的朋友也对他的政治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成了日本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汉语水平增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亲华派”知识分子的聚集地，黄遵宪尽管不能讲日语，但是他可以使用日本知识分子都明白的汉语文言文，通过笔谈的方式来交流。黄遵宪还为这些日本友人写了一些赠答的汉诗，也为他们的中文著作作序。

黄遵宪结交的大部分日本友人都非常保守，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也有一些人对于改革的意见更倾向开化。重野安绎(1827-1910)就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青山延寿(1820-1891)也是日本致力于史学研究的水户学派的领军人物，水户学派的思想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由之理》(On Liberty，后也有取名为《自由论》)并大力提倡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伦理价值。伊藤博文(1841-1909)在推翻德川幕府的运动中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后来作了日本的首相。

P22-25

我们通常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非文化创新时期。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话题，西方学者一直以来论著颇丰，但是即便是那些研究19世纪中国的专家也很难去具体分析帝国王朝最后几十年的某个画家或是诗人。

在过去十年里，这样的研究状况得到了改变。出现了一些19世纪书画展览和研究；音乐研究工作者也将关注点对准晚清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种；研究文学作品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世纪之交的小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古典诗歌，这一备受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艺术形式却很少有西方学者涉及。

现如今，诗歌对西方的大众阅读群体而言，是一门遥远而神秘的艺术，但是对诗歌的认知在现代之前的中国却大不相同。19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都使用文言文作诗。将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挽救出来的儒将曾国藩和洋务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之洞都是出色的诗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19世纪晚期革新运动的领导者都创作了大量富于创新精神的诗歌作品。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诗是最佳的文学形式，他们也习惯通过诗这一媒介表达出最深沉也最个人的思想。

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将黄遵宪视作19世纪晚期改革者中最杰出的诗人。尽管这些评论很多都是借助文学之外的标准(比如黄遵宪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好的向导，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他的诗歌，但是比起同时代的许多诗人，黄遵宪的作品超越了时空界限。

熟谙中国文学传统使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总结过去三千年的诗法，而与此同时他又对20世纪怀有期待。他既熟悉《诗经》等先秦作品又了解唐代大家，对19世纪的新晋作家也不陌生，他实际上比胡逋早几十年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张。此外他在作品中还预言了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作家的出现(比如他对传统观念的攻击以及对政治变革的评论)。

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也使得黄遵宪的诗歌成为了解19世纪中国政治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没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够洞穿社会弊病(包括讽刺的天赋)，而他恰恰能够以诙谐的方式将19世纪晚期的中国解剖开来。他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局限在中国，他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历意味着他是第一位详细描述中国之外世界的诗人。同时，从他创作的大量科学主题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中国作家中拥抱19世纪末期国际科技文化的第一人。

这些特殊性赋予了黄遵宪诗歌迥异于他人的特点。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中国诗人都为政府效劳，因此诗歌和政治呈现出密切的联系，黄遵宪的诗歌也如此。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简单介绍了他的生平，将叙述的重点放在黄遵宪的外交官和改革家的经历对其诗歌发展的影响。

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黄遵宪诗歌的解读过于政治化或是强调政治意义，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四一十三章)中，我试图弥补这一缺失，从纯文学的角度人手分析黄遵宪的作品。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分析黄遵宪在晚清诗界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的传统题材诗歌，而最后几章将更多地关注放在那些以异域风情、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科技为题的富有原创性的作品。这些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分析黄遵宪如何运用传统的诗歌技巧创造出一个前人不曾涉及的新世界，因此我也在不停地追问黄遵宪的诗歌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学史的大局的。

第三部分，集中了我的一些翻译作品，这是黄遵宪的诗歌第一次被广泛地翻译为西方语言。我从不是什么翻译的行家，这也是尽己所能的一些尝试，希望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够喜欢。有些专家可能会指出某些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其实我早期也尝试过逐字逐句翻译黄遵宪的诗歌，但是发现那种过于刻板的方式并不奏效。黄遵宪的诗很难读，部分原因要归结于他的诗歌中巧妙地运用了大量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典故，这样一来，逐字逐句的翻译能够会使专家之外的大众读者感到迷惑。因此，关于一些典故的翻译，我尽量使用意义相近的英文习惯表达，如果没有相应的表达，就只好迂回累赘地翻译原义。尽管诗歌创作是自由的，可是翻译却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无拘无束；所有的翻译在意义上都要忠实于原文，如果英文表达一致甚至要在翻译中保持原诗的用字顺序。一般说来，如果翻译中某些细节有可能令读者感到迷惑，诗后的脚注中会附上更详细的解释。为了追求可读性，脚注也都非常简短，与理解诗意关系密切的文学和历史典故都会有说明，而那些只是为了和前代作品相呼应的典故则基本上不作特殊标记。而也只有那些对诗歌理解而言必不可少的作品、地名和人名才会特别注明。

本书中的中文词语采用拼音系统表音，这是为了与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及关于中国的英语报纸、期刊和学术书籍保持一致。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19世纪中国的研究多使用wade-giles系统，读者们也会注意到本书主体部分引用的人名和早期英语参考资料中的人名的差别，但是这些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除非特殊标明，本书中的所有具体日期都参照中国农历纪时制度。19世纪晚期中国社会中公历和农历时间的共同使用令许多西方和中国读者感到迷惑，所以在重要的农历日期后，会于括号内标注相对应的公历日期，不过也正是中国诗歌与农历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没有必要将农历时间完全转换为公历。

本书要特别感谢钱萼孙先生(钱仲联)对黄遵宪诗歌的毕生研究，相信任何读过诗歌注解的读者朋友也会认同我的意见。钱先生是中国目前在世的几位具有全面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大家之一(译者按：钱仲联先生已于2003年12月辞世，而原书出版于1994年)，我曾两次去他位于苏州大学的家中探望，钱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令我惊叹不已。如果没有他对黄遵宪诗歌的详细笺注，这本书的写作可能就无法完成，我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对钱先生的感激之情。当然本书的诗歌翻译中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误解和问题，这恐怕是我学疏识浅、无法完全读懂钱先生精深的诗歌笺注及不能完全理解他所使用的常熟方言造成的。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所有对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的评论家们。

最后，我想对那些不愿意阅读文学批评的非专业读者提出一种阅读本书的方法。你们可以先读第一部分的诗人生平介绍，然后跳跃至第三部分，阅读诗歌翻译。翻译的注解中涉及对第二部分诗歌批评内容的交叉参考，非专业读者可以只阅读他们感兴趣的部分。

我还想感谢中国台湾台北文化建设委员会对本书翻译部分的慷慨相助，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的早期资助，使我能够开始最初的研究。如果没有黄遵宪的侄孙、身在俄勒冈州奥尔巴尼的医学博士Paul Y.Wong和他的妻子Susan X.Xu-Wong博士及黄遵宪的长侄孙Michael D Wong慷慨提供的出版津贴和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提供的加拿大人文学科联盟的专项基金，本书也无法付梓出版。

我还要感谢一些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阅读本书手稿的学者，他们是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叶嘉莹、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和比较文学系名誉教授罗郁正、亚利桑那大学名誉教授William Schuhz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Denis Twitchett。我还要感谢三位不知名的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加拿大人文学科联盟评阅本书的读者。他们远见卓识的意见和评论也使本书受益匪浅。

我还要感谢下列在本书漫长的孕育和准备过程中给予我热情帮助和款待的人们：黄遵宪的长孙梅县的黄敬昌、黄遵宪的孙子温哥华的黄超声(延超)、(现在梅州市)人境庐的工作人员、苏州大学马亚中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齐森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深圳大学郑海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钟贤培教授、台湾大学吴宏一教授、东吴大学魏仲佑博士、台北《中央日报》张堂錡先生、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国研究中心辜瑞兰女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院郑子瑜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黎活仁教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名誉教授E.G.Pulleyblan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系名誉教授Cyril Birch。我在这里也对那些在上述文字中落下的人表示歉意。

还要感谢渥太华的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提供Kelaniya地理位置的相关信息；感谢我所在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的秘书人员(特别是Enid Graham女士)，感谢我们亚洲研究图书馆的负责人Linda Joe女士和Hsieh Yim先生，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Rachael Winfree、Camilla Palmer和Christie Lerch，感谢他们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不用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通过法律途径得到雷昂纳德·伯恩斯坦作品版权的Proskauer、Rose Goetz和Mendelsohn，以及桦榭广告公司的《立体声评论》杂志慷慨允许我使用雷昂纳德·伯恩斯坦《马勒：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文中的部分内容，在此也深表谢意。

最后，还是要感谢研究黄遵宪诗歌和清朝诗歌的专家、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年来他的热情款待和帮助。他的渊博学识倾注在本书的每一页中，也正因如此，我将本书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