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第一智囊、前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长、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马凯硕，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客观视角纵论亚洲崛起，一部描绘新世界全球地缘政治的杰作！

思考亚洲、美国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没有哪个评论家能望马凯硕之项背。在以后十年之内，本书是任何希望或将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所必读之书。此外，所有希望理解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亚洲人也该读这本书。

近两个世纪以来，亚洲沦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手足无措地面对西方商业、思想和力量的冲击。但是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洲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占据达18个世纪之久的舞台的中心。

那么，亚洲是如何崛起的呢?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力量，做好成为未来全球领袖的准备了吗？历史告诉我们，新的力量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西方又将如何应对亚洲文明的复兴呢？马凯硕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

导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第一章 未来的三种可能

第二章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

第三章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第四章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

第五章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第六章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

致谢

要理解他们为之奋斗的“现代性”目标，首先要理解他们想抛弃的那个“前现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前现代世界中长大，深深地了解那里的生活。我童年的生长环境非常简朴(有人说那是贫穷)。10岁之前，我和家里另外4个人只有一间卧室，我们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但是生活中最不方便的是我们没有抽水马桶(尽管我们有干净的自来水和供电)。

每天早上会有人来取走厕所里的马桶内胆并换上一个干净的，这个新内胆要跟我们一起待24个小时。(我十几岁的时候发现，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我去雅加达的亲戚家时，发现他们的马桶内胆一次要用三四天。那些马桶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记忆。)

我记不清马桶换成抽水马桶的确切时间，可能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吧。但如果问我，我的生活什么时候进入现代世界，我会说，是我用上抽水马桶的那一天。那一天，我觉得人生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突然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更体面的生活，特别是当有人来家里做客时，少了很多尴尬。和我同代的西方人很少能体会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不曾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都经历过。也许美国有一部分黑人能体会这种亚洲情结。弗农·乔丹讲述他的祖父在行将就木时，有人问他最想要什么，老人没有说要凯迪拉克或是去威尼斯旅行，竟然说：“我想在家里有一间浴室。”罗伯特·卡根在他的书《危险的国度》(Dangerous Nation)中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是1860年日本明治天皇时期年轻的革新者们参观美国时迷恋的东西，那可是距今150多年前的事呀！他写道：“他们带着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印象回到国内，对每一件东西赞叹不已，从铁路、武器到煤气灯和抽水马桶。”

在我们这个有着65亿人口的地球上，每天能用上抽水马桶的人数最能代表我们有多少人生活于前现代世界，多少人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有一个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全球大约只有15％～20％的人能用上抽水马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于人类发展的统计数字表明，将近42％的人(或26亿人)还没能用上抽水马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亚洲和非洲。超过一半的亚洲人至今仍没用上抽水马桶。一个叫杰克·西姆的新加坡年轻人成立了世界马桶组织(WTO)，现今已有47个全球成员。这一与世界贸易组织(岍o)具有同样英文字首缩写的组织传达的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高标准马桶的需求。同时该组织也为所有的马桶协会及相关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服务平台，目的在于促进思想、健康及文化方面的交流。人们很容易对这个WTO大加嘲讽或是嗤之以鼻，但200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却对杰克·西姆的努力予以肯定，认为他是全球社会企业家。

有了抽水马桶之后，我们在新加坡的小家里便有了更多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其他现代用品了，如电视、冰箱、燃气灶(取代了我妈妈以前使用的煤炭炉)和电话。每一种新家电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童年时期看过的电视剧《我爱露西》和《我的三个儿子》。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当时的确不是在看故事情节，而是惊奇地看着电视画面中位于郊外的一排排屋舍。每一家门前都有一片绿地和车道，每一家都有冰箱、电视、电话和洗衣机(对于洗衣机，那时我都没听说过)。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一家都有一辆或是两辆小轿车。那些郊区居民的生活情景与我当时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告诉了我将来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P14-15

导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

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

经深入到我们大脑中的每一个角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

英国经济学家，

摘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西方世界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亚洲的崛起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所描写的就是亚洲正在崛起的原因，这种崛起正以怎样的力度改变着世界以及西方将如何艰难地适应这些变化，尽管西方应该为亚洲的崛起而喝彩。本书同时也为如何处理那些正在逼近的挑战开出了良方。

亚洲的崛起将有益于整个世界。首先，数亿人将摆脱贫困的厄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使其绝对贫困人口从原来的6亿下降为目前的2亿。印度也同样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实际上，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完成它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一——到2015年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印度都大大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按照西方任何一个伦理学家的标准——从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到康德的道德律——亚洲的崛起都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从纯粹的道德标准出发，西方世界也应该欢迎亚洲局势的这种转变。

其次，亚洲的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仅限于道德方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变得越来越和平与稳定。2005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那以后，中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实际上，绝大部分亚洲人都想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1945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

本书将频繁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并在第一章中给出充分定义。每一个西方读者应该都能直观地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仅包括物质领域还包括道德范畴。对全球而言，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亚洲的现代化正在向亚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半个世纪以前，亚洲只出现过两个现代化国家——日本和以色列，它们分别位于亚洲的东西两端。在它们之间横亘着一片漠视现代化和发展的人海。但是日本的成功示范引发了整个亚洲一系列的成功故事。首先，日本被“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所效仿。然后，当中国开始意识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做得比自己好的时候，便决心通过实施自己的“四个现代化”计划来加人到它们的行列。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球最快的。中国的成功又刺激了印度的崛起。现在，数十亿亚洲人正在向现代化进军。

对全球而言，一个更好的消息是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稳步向现代化进军。从巴基斯坦到伊朗，现代化的全面铺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色列将不再是西亚唯一的现代化前哨。最终，它将有同样现代化的邻国。这看上去像个荒诞不经的梦想，但是，亚洲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成功已远远超过大多数亚洲人最不着边际的梦想。懂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出自现实主义作家之手，立足于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亚洲将是未来全球的主角。通常情况下，今天的亚洲人不需劝说就相信这种乐观主义。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悖论：直到现在，全球最乐观的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然而，当它们应该为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欢欣鼓舞时，它们似乎正在丧失这种乐观。  当众多西方人的目光投向21世纪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漆黑的景象，而不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的黎明。这是一种奇特的发展轨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世界拥有到目前为止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文明，在那期间，它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重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正是西方世界扣响了亚洲奔向现代化的发令枪，因此它应该为世界历史的这个积极的新趋势而欢呼喝彩。但正相反，西方世界的首脑们却对此充满了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我希望能够对这种状况加以阐释。

显然，亚洲和西方在新世界的本质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发展并达成这一共识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我们正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具可塑性的时刻，我们今天所作的决策将主宰21世纪的进程。今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来为地球上65亿居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潜能，尤其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爆炸，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会。但很明显，世界首脑们——特别是西方首脑们——的心理依然受困于过去，不愿或者不能确信他们也许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然而，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甚至也许是灾难性的错误。

2003年3月，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决定就是其中的一个错误。或许我们可以相信，美英只是打算把伊拉克人民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使世界摆脱一个危险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小布什和布莱尔都没有恶意，但他们的心理被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背景——西方心态——所束缚。美国许多重要人物都确信，入侵的美国军队会受到夹道欢迎，快乐的伊拉克人民会把玫瑰花瓣撒满街头。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今天，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外国入侵者！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会欢迎西方军队踏入其国土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入侵，尤其是占领伊拉克，将被作为一次无比巨大的拙劣行径被铭记。即便这次行动得以很好地执行，它也注定要失败。即使英国在20世纪早期(准确地说是在1921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但没有哪支西方军队能够在21世纪初成功地复制这一行为。1920年，温斯顿·丘吉尔作为陆军和空军大臣负责在英占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反抗。他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获得了可以使用毒气的授权。当时丘吉尔说：“我强烈赞成用毒气来对付那些不文明的部落。”然而，如果布莱尔在2003年也使用同样的手段，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21世纪之前3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客体。驾驭历史的决定往往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作出的，大多数时候是在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特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没有征求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意见的情况下就爆发了。今天，西方世界之外的56亿人民不再接受由代表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决定。

那21世纪会被看成是西方胜利的历史时刻还是失败的历史时刻呢？答案现在还没有，它取决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现在，世界上梦想过上西方式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对此抱有渴望。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可以过上这种日子。他们的理想是达到美国和欧洲现在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他们只是想复制西方而不是控制西方。

因此，西方梦想的普遍化，应该代表西方的胜利。然而，很多西方领导人开始发表言论，称世界正变得多么“危险”。2006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曾经这样说过：“美国人民需要知道他们正生活在危险之中。”其他西方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2005年2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米歇尔·巴尼耶曾发表声明：“我们在同一时刻迎接这么多的挑战，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不稳定和混乱因素。”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威尔逊曾经这么说：“面对越来越小、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加拿大正在开始行动，重新聚集我们的力量来应对人民正面临的新威胁。”这些言论反映了一种新的西方时代精神：坚信世界正变得更加危险。

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民主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民主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民主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革命是危险的东西，往往更具破坏力而不是更有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控制的。”

从广义上来说，虽然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企图失败了，但西方的确成功地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授权给它的公民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世界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中国，公民们已经抓住了经济自由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来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政策来鼓励公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类精神的民主化。西方世界应该为此欢呼，而不是对那些选举形式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出言不逊、横加指责。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庆祝人类精神民主化的巨大胜利还犹豫不决。他们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清算的伟大日子必将到来。因为民主精神聚集了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逐渐地质问自身所处的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效地描述过这种世界秩序，在他的著名随笔集《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这么两句话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在文明政治中，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不愿再被动地接受继续做西方国家殖民的目标，而是要加入西方的队伍，做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他还补充道：“西方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来统治世界，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以及提升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他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继续保持不变就是灾难之源。

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西方社会必须作出选择：在21世纪它们是否还要捍卫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大多数西方人喜欢认为他们主要是推进西方价值观，而民主高居其首。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推进民主。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热衷于在沙特阿拉伯推进民主，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危及到西方的石油供应。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让身处西方的9亿人来欣赏其余56亿人的观点，虽然文中描述非西方观点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是西方式的，它们的背景和起源均来自西方。这正是本书为西方所作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描述当代现实的大部分概念是西方的，世界其他国家愿意吸收和使用西方概念是构筑全球乐观主义的最强大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成功和繁荣，它们不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相反，它们愿意同西方一起实现世界的繁荣。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准备学习和吸收西方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它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文化自信的迹象。

说明本书不同于西方论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本书指出了在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西方既是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又是问题的一大部分。而后者，在绝大多数西方论调中极少被提到。事实上，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我经常因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而远离他们。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88％的人。

在西方，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特色的全部含义。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统治时代的末期(但这并非西方的末日，只是这种西方独占鳌头的强势文明只能再持续几十年)。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西方的战略论调应该集中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挑战——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再到核不扩散制度的存续——面前，西方都从能够胜任变得无力应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无能为力加重了西方的不安全意识。

因此，在管理世界秩序时，我们正走向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西方改变应对态度。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危机)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亚洲进军现代化(下一章将描述)既给西方人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待这种进军，如果西方人能够学会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对抗，将有助于使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愉快的世纪之一。

我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以及非西方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比起我来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把本书献给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也知道，乐观的果实不会在他们那里自动生长出来。他们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采取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

最后，让我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来结束这篇导论。这些统计数据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拉里·萨默斯做的。当我把手稿交给他评阅的时候，他回复时写了一段，那是他经常用来描述亚洲崛起的话：“他们把这种崛起叫做工业革命，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50％。在当今亚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许能达到100倍。亚洲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的历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而冷战和伊斯兰世界崛起的历史故事将位居第二。”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对他所声称的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提高100倍，是持怀疑态度的。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他也在拉里·萨默斯那里读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并且也表示怀疑。因此，他吩咐他的研究助理核实这些数据。当然，他们对数据进行核实后，发现拉里．萨默斯是对的。对本书表示怀疑的读者同样也可以去作类似的核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亚洲崛起故事将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在《新亚洲半球》中，马凯硕从亚洲人的视角出发，有力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个世界，而且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也显示出全球的相关性。本书既有远见卓识，又有令人兴奋的争鸣，读来趣味盎然。

——阿马蒂亚·森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新亚洲半球》深刻分析了全球重心持续转移的长远含义。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那它就需要接受本书提出的告诫和教训，而这一忠告出自一位对美国友好、并熟谙亚洲现实的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顾问、理事、副主席

马凯硕具有全球性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带有独特的新加坡视角。他这本立论极具说服力的书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长大，结交穆斯林和华人朋友，而且接受英式殖民教育——这些正是成为原住新加坡人的主要因素。他研习西方哲学，为经历过热战和冷战、具有务实精神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做外交官。通过这些，他也怀有“世界一家”的精神，认同联合国的理念。就是这样，才有了这位老练而世故的新加坡人，决心去剖析复兴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将如何迫使古老的西方改弦易辙。此外，在西方发生变革的时候，他还激励新兴的亚洲积极作出回应。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都对亚洲的崛起耿耿于怀，进而恶化为保护主义和慌恐不安。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在随后的90年代打击印度的外购业务，21世纪伊始又打击中国。作为当今最有洞察力、最有影响的亚洲知识分子，马凯硕表示，这些行为愚不可及，认同并面对亚洲非凡成就的现实则是明智之举。这本精彩绝伦的书是西方每一位决策者所必读的力作。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与法学教授

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对西方和亚洲的研究精湛。毫无疑问，他的声音在全亚洲最为响亮清晰；他向西方坦言直陈，亚洲人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潮流在变换，虽然马凯硕的预言可能逆耳，但是如果西方领导人对此置若罔闻，他们必将面临危险。

——傅高义 哈佛大学教授

思考亚洲、美国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没有哪个评论家能望马凯硕之项背。在以后十年之内，本书是任何希望或将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所必读之书。此外，所有希望理解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亚洲人也该读这本书。

——劳伦斯·H．萨默斯，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