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古老民族而言，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辛亥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百年似乎只在弹指间，多少的血泪、创伤都已凝固在历史的暗夜中。百年回望，我们到底已走了多远？武汉时评家廖保平在这本《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中作出他的回答。他用思想的手术刀剖析历史，针砭时事，呈现出以“史评现论”别具风范的历史书写方式，堪称当代的盛世危言，让人眼前一亮，唤起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兴趣。

廖保平的这本《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以评论家的眼光来透视深邃的历史，以新闻人的情怀关切大国的现实，以作家的文笔构建悦读的文本，用思想的手术刀剖析历史，针砭时事，呈现出以“史评现论”别具风范的历史书写方式，堪称当代的盛世危言，让人眼前一亮，唤起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兴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史无定法，原因有二：对同一事件有不同史料佐证；对相同史料有不同见解。因此，不同人眼中的历史或许都只是盲人摸到大象的某一部位，而作者试图要摸到大象的根，感受历史勃动的幽深之处。

去除政治化鬼魅，摘掉格式化面具，不为尊者、圣者、神者讳，尊重史料，论从史出，但又不墨守成论，勇于辨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来面貌，敢干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这些努力，是基于作者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理性思考和人格力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煮的是历史的料，放的是今天的盐，写的是古人的事，说的是今人的事。一百年的人事历历在目，一百年的参照物令人惊心。

序

附：《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

第一部分 晚清·末路

 铁屋里的大国突围

 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预备立宪如同翻修老屋

 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

 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究竟什么未开？

第二部分 革命·困惑

 民众维权运动引爆辛亥革命

 一条谣言摧毁一个政权

 “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

 国民思想启蒙助催中华民国诞生

 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

 辛亥革命：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

 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被用完就扔的秘密会党

 应怀畏避革命之心

 辛亥革命第一枪缘何在武汉打响

第三部分 共和·夭折

 两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

 北京兵变与南京兵变

 “民国不如大清”的历史回潮

 从民国取代大清看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

 袁世凯的执政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

 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

 民初政客是怎样操纵五毛党的

第四部分 他们·失败

 孙中山为什么叫“孙大炮”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是个美国人？

 在帝制和共和之间徘徊的袁世凯

 袁世凯为做皇帝贿买三大名家

 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为什么黎元洪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吃得香

第五部分 访谈·反思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对话历史学家杨天石

后记

参考书目

丧失文化自信力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

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试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比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

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无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称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

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的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革命危机，跟列强人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清政权的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

前面我讲过，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我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回到我们手里。

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无论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证明了吗？

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称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纳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一制度一精神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属国予以关照。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

与“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称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

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辨”。

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辨”显然不是“资本之辨”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

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

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鲁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P12-14

廖君保平是未曾谋面的朋友，刚刚出了本议论愤青现象的书《打捞中国愤青》，现在又看到了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前几日，廖君来过电话，为新写的书托序。我其实不习惯把自己的文字放在别人著述的前头，以免佛头着粪。但，廖君固请，难以却情。

这是一本专门为辛亥百年写的书，作者是一个评论人，书的撰写也是评论体。当然，书中亦有叙事，体例上属于夹叙夹议，兼之作者文笔流畅，这就使该书读得比较畅快。辛亥革命是个大题目，又正逢起事一百年。这是个整日子，台海两边看起来都有大操办之势。不过既然纪念，那当然不缺颂声盈耳。但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大事件，要想获得真正的认识，仅靠歌颂，当然不能得其面目。该书的写作，就是把一个作者眼中的辛亥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作者还想呈现给我们的，是他自己对该革命的看法。事实只有一个，看法却有多种。不以主流的看法为看法，是该书的一个看点，其重要性显然超过它对辛亥的叙事。套话地说，该书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既非一味肯定，亦非一味否定；而是在分析与阐释中努力呈现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样延伸在对辛亥领袖孙中山的评价上。作者笔下的孙文，当然是正面形象，但其负面性亦不为其隐晦，而且用笔恰如其分，也比较得力。这是一种有侧重但又不失公允的历史态度。

一本好看的书，仅仅态度公允还欠够。既然是对一个历史大事件的评论，还需要跟上相当的历史把握能力和阐释能力。就我读及的部分，我觉得作者做得不错。它不局限于传统史学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而是力图摆脱其影响，并以新的视界而评论。比如，谈及辛亥革命，就避免不了这场革命的性质。这在近代史的研究上早有定评，即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作者就这一问题拉开专章，我当然同意他的论述。但也觉得该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它来自那种一切俱由阶级定性的教条主义史学。在这个意义上，驳斥它等于抬举它，更好的办法未必不是无视它，让它废在那里而不论。

如果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么它是一场什么革命呢？作者是在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上肯定了它，这没错(当然也指出了它的失败之处)。但，对这场共和性质的革命，我在较为满意地读到我所认同的许多表述时，也生出一些遗憾，即如果作者有一些较为深入的西方政治学知识，将会更有助于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穿透，而且还会更新现在的论述框架。比如，清皇权是专制的，辛亥革命是共和(民主)的。因此，共和民主就和专制对立起来，而革命就是解决此一问题，尽管它没有成功。作者基本是按这条思路论述的，但这条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在西方古典政治学语境中，甚至从亚里士多德起，民主本身并非专制的对立面，它自己也完全可能是专制的。亚氏之后，不少欧美学者亦多有这些方面的思路与表述，而且还有效地影响了清末那批人。清末立宪派的梁启超就很好地吸纳了西方这一路下来的思想，他之所以反对同盟会的共和革命，就在于他认为暴力革命之后，很容易出现“共和的专制”或“民主的专制”(那个时代，共和与民主同义)。

梁启超这一思想可以说中断了一个世纪，显然，作者在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中，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梁任公这方面的意见。书中虽有专门谈论立宪派的章节，在我看来，谈论本身不仅没有知识上的问题，甚至不时出彩。只是作者如果能够认识到梁任公他们对付专制的办法和同盟会不同在哪里，哪一种方式更能切中专制的要害，解决专制的问题，同时又能避免革命带来的战乱，也就是说，如果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有了这些比较性的论述，历史的得失将会更加清楚。作为读者，我想我也会更加满意。

不过，我这里有些苛求作者了。以上问题为我所关注，但不知我是否有权要求作者对我关注的问题同样关注。毕竟辛亥革命涉及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作者不可能对所有的方面等量齐观。但，以上我所涉及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又绝非一个小问题；因此，我不妨把最近我写的《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稿放在下面作为附录，供有兴趣的读者一阅。它是比较清末立宪派和革命党解决清朝专制的两种不同方式和路径。姑且借该书几页纸，让它作为廖著谈论辛亥的一个补充。

2010年11月16日于南京

2009年1月，我和同事做一个关于张之洞身后百年浮沉的专题，听说武汉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共12卷、1200余万字的《张之洞全集》，闻风赶过去一睹为快。在那里碰上了编辑部主任邹德清兄，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历史题材的写作，聊到再过两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都认为辛亥革命很值得写本书。

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高中时历史常考第一名，大学读中文，文史不分家，读了些历史，毕业后并未间断，尤其对近代史感兴趣，觉得“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其变成了一座富矿。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写一本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书。邹德清兄认为，关于辛亥革命的书汗牛充栋，要写就写一本辛亥秘史，我竟无知无畏地说，那好吧，就写辛亥革命秘史。

说干就干，我开始大量购置阅读晚清民初的书籍，也在网上阅读。另外，久居国外的一位好朋友得知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特地在国外为我购书，搜罗资料，回国时一并带给我。扬州好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孟瑶女士，则身手矫健地“翻墙”到境外网站，帮我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可是这样一购买、一收集、一阅读不打紧，猛然发现自己写一本辛亥秘史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我也怀疑，那些花十数年时间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能不能写出一本为他书所未载的秘史，也是一个问题。辛亥革命的历史很难说是什么秘而不宣的历史了，无论史料的记载还是研究，都相当丰富。虽然．辛亥革命离现在一百年了，但真的很难找到哪个朝代像民初那样及时详尽地、不受干扰地记录其历史和研究其历史。单就孙中山的史料记载而言，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差点为清政府所害，他为此写了《伦敦蒙难记》。1902年，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译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风行一时。此后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史料多多。

而关于辛亥革命整个历史过程的记录也相当及时全面。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编印有《大革命写真图》、《中国革命史》(苏生著)。1912年民国成立，类似的史料书籍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辛亥革命记事本末》(郭孝成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等。仅一两年时间就出了这么多的书，如此近距离地记载了那时的“当代史”，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虽然不排除他们编书时会夹带私货，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史实，但大家都是亲历者、证见人，想要大肆歪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我们不要怀疑当时人写史的严谨态度，胡石庵在写《湖北革命实见记》时就定了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是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据此，他们记录的史实，基本上是可信的。

此后，这一百年来，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传记、编纂、研究多如牛毛，不可胜数，很多跳不出此前的资料和史实基础，其中革命亲历者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有一些秘史的味道，但很多内容又被证考为错讹失实。此后那些并非革命亲历者，或并非掌握独家绝秘的资料，说写了什么“辛亥革命秘史”，我是大抵有点怀疑的。当然，这里的秘史与被有意遮蔽的史实是两回事。

在前人做了筚路蓝缕的记史和研究堆积之后，我再想写什么革命秘史，岂不是太自不量力？因此，越是深入阅读，越觉得自己渺小，越是不敢写什么秘史，而且觉得，就是写一般的读史文章，也难有超越之感，更何况还有不能超越之处。虽然期间写了一些文章，投给一些报刊杂志采用，但有一阵子都害怕提笔。

秘史写不了，一般的写不好，我写什么？就在极度困惑之时，《名人传记》杂志的编辑刘晨芳给我回话，说我投给他们的读史文章她和主编都很喜欢，原因是“文笔很老到耐读”，“题材很新鲜”，“用老题材写出新的时代意义，蛮难得的”。甚至建议“题材能否再拓宽一点，跳出民国袁世凯等几人，相信会更有看头”。然后是在《长城月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网站转载，一些朋友看到了，也给了我赞许和鼓励，这让我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确实，我写这段历史的一个特点，正是“用老题材写出新的时代意义”。因为我坚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当然是为了考据史料的真假，但当史料已经确凿地摆在那里时，剩下的就是看法，以史为鉴，为现实的改进提供历史智慧。“述往事，思来者”是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我力图以百年前国人突破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铁屋围困，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和失败为主线，无论清末立宪，废止科举，铁路国有，秘密会党，革命筹款，南北兵变，财政分析等，每一个选题都扣紧这一主线，用新的理论思维考量历史，理解历史的本来逻辑，为现实社会的进步提供可行的逻辑支撑，在两者的关照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变与不变的因果脉络。

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写作倾向，或许因为我是一个评论人的缘故吧。评论人读史写史，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历史穿透感和现实的黏和感，从历史看到了现实，也从现实切回到历史，在游走中，让尘封的历史活过来了，把离得太近看不太清的现实拉到看得更清晰，找到历史智慧和现实需求的契合点。

这就是我写辛亥革命的突破点，既无力写秘史，又不能以考证和人生体悟为能事，但我可以对史实有自己的见解。就像一座山峰耸立在那里，看的角度不同，就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需要以角度取胜，超越看法。我想在成见以外发问，以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的姿态，以公正的立场说些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这未尝不是一次自我突围。

尽管我尝试突围旧有的体系、僵化的叙述和陈腐的论断，但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门外汉，我的力量很微弱，难以避免地学习参考了当代学者的成果，比如唐德刚、袁伟时、张朋园、萧功秦、雷颐等，我所列示的参考书目，大都是我参考并吸纳其精髓的对象，并向它们的作者致敬。也正因为研究粗浅，本书不可避免会有错失，我真诚希望得到方家的教正，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

其实，在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已经获得一些学者的指教，在此，我要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首先要感谢为本书作序的知名学者、评论家邵建老师，他对近代史有深人研究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一直有“两个坚持”：坚持不让别人给自己的书写序；坚持不给别人的书写序。他觉得自己的书清清爽爽的多好，而把自己的文字放在别人的文字上头，又觉得太自大。不过，在我的力请之下，他终于破例。

同时要感谢杨天石老师，我对杨老师的治史态度、功力深表敬佩，特约请他谈谈“我们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在采访中，爽快的杨老师直言要避谈一些敏感话题，让我觉得颇有遗憾，但仍然回答了多个有意思的话题。

本书成稿时，很偶然地得知我的朋友摄影师刘建林兄为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即将出版的《辛亥首义史》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些是难得一见的，我便与建林兄商议，能否在本书用一些冯教授遗珠的照片，建林兄欣然同意，令我如获至宝，在此特表感谢。

还要感谢推荐本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呜，《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独立学者傅国涌，知名学者智效民(按姓氏笔画排序)，他们都是我敬重的学人，也都是大忙人，能抽点时间为拙书指点一二，完全像张呜老师所言，是“帮年轻人一把”，那种悲悯之心和提携精神令人动容，将激励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廖保平

2010年11月22日于武汉

一个年轻的评论家能够沉下心来钻研历史，以鲜活生动的视角切入，奉献出这本文笔流畅，以思辨见长的作品，很不容易。更为可贵的是，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作者都回到时代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加以考察、认识和理解，依靠思辨以揭示出其中的复杂性，并且能够以史照今，发人深省。

——《炎黄春秋》杂志社剐社长 杨继绳

对于这个古老民族而言，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辛亥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百年似乎只在弹指间，多少的血泪、创伤都已凝固在历史的暗夜中。百年回望，我们到底已走了多远？武汉时评家廖保平写下的辛亥革命系列评论，试图在“铁屋里的大国突围”这个大题目之下做出他的回答，其中的观点无论你是否同意，至少可以引发你进一步的思考，你也可以拿出自己的不同答案来。当然，历史就是历史，我们虽拥有评说的朽利，它却如沉默的青山永远屹立在我们的身后。

——独立学者 傅国涌

评论员写史，别有滋味，有妙喻，也有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辛亥革命留给今天中国最沉痛的遗产就是共和宪政的夭折，回顾百年宪政，中国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划时代的革命产物。且不谈革命的崇高理想。仅其条文的精密周详也比美国1787年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终于没有熊像美国宪法那样成为国家民主法治稳定的保障和象征。中国的“突围”恐怕还得由此开始。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徐贲

了解事实真相，反思百年历史，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本书作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宰亥百年，在梳理百年前宪政追求的曲拆与阻碍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锐的观点和思考，值得大家关注。

——知名学者 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