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博士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再度扮演大无畏心灵探险者的角色，引导病人和他自己迈向生命的转变。本书以六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展开，真实与虚构交错，记录了他自己和病人应对人生最深刻挑战的经过，探索了心理治疗的奥秘及核心。

他的生花妙笔和敏锐观察，让我们得以窥见治疗师的理智和心灵，也让我们看到难以忘怀的人物：“死亡顾问”葆拉、因偷听而使治疗意外好转的梅娜、令亚隆渴望投入其怀抱求她抚慰的梅格诺莉亚、义愤填膺但表面冷冰冰的艾琳，她们都迫使亚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人生，并且学到难忘的一课；还有他的妈妈——一个颐指气使、脾气火暴的妈妈，她的爱与非难几乎使儿子窒息，她在他的梦中漫游，蹂躏他的思绪……

欧文·亚隆博士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再度扮演大无畏心灵探险者的角色，引导病人和他自己迈向转变。他的生花妙笔和敏锐的观察，让我们得以窥见治疗师的理智和心灵，也让我们看到难以忘怀的人物。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是欧文·亚隆自传式小说集。

作者自述

第一章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第二章 与葆拉共舞

第三章 模范的折磨

第四章 治疗忧伤的七课

 第一课：头一个梦

 第二课：尸体之墙

 第三课：因伤痛而起的愤怒

 第四课：黑色污渍

 第五课：理智与背叛

 第六课：莫问丧钟为谁敲

 第七课：释怀

第五章 双重曝光

第六章 九命怪猫的诅咒

后记

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都是死亡的征象。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

但接着，我由床上一跃而起，冲出病房，闯进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几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许多夏日的星期天。我听见旋转木马的音乐，闻到黏腻爆米花和苹果的甜香。我一直向前走，并没有在雪糕摊、云霄飞车或摩天轮前迟疑驻足，一直朝着鬼屋票亭前的人龙而去。付了票款，我等着下一列缆车由角落转来，轰隆轰隆在我面前停住。坐上去之后，我放下安全杆，把自己牢牢锁在里头，再朝周遭望一眼。那里，在一小群围观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一刻，缆车一个踉跄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旋转门，门立即张开大口，露出黑暗的深渊。我尽量朝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以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卡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然而妈妈已经入土六尺，葬在华盛顿郊区安纳柯斯夏墓地的松木棺中已经十年了，尸骨已寒。她还剩下什么？我猜只有骨骸了。微生物显然已经销蚀了她每一寸的肉身，或许还留下几绺黑发——或许还有几块发着幽光的软骨还黏附在大块的骨头上——大腿骨和胫骨。哦对了，还有戒指。在骨灰的某处必定留着父亲买给她的银细丝婚戒，那是当年他们坐统舱由半个地球以外的俄罗斯抵达纽约之后不久，父亲在海斯特街买的。

是的，很久以前了。已经十年了，她已经驾鹤西归，肉身也都腐化了。只剩下头发、软骨、骨骸和一枚银婚戒。然而她的音容依然埋藏在我的回忆和梦里。

为什么我在梦里向妈妈招手？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招手了，多少年？说不定有数十年。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下午，她带着八岁的我上父亲店铺转角的西尔文影院看电影那次。虽然影院里还有很多空位，她却一屁股就坐在比我大一岁的街头小霸王旁边，“太太，那个位子有人坐。”他咆哮道。

“哦，有人坐了！”我母亲一边轻蔑地说，一边调整姿势，“他还占位子呢，这位大人物！”她向周遭的人这么宣布。我尽量缩进红褐色的天鹅绒椅垫里。稍后，在灯光已熄的影院中，我鼓足勇气张目四顾。他就坐在那里，几排后面他朋友的身旁。没错，他们正瞪着我，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握起拳头，装模作样地说：“等着瞧！”妈妈毁了我的西尔文影院，现在那里成了敌人领地，是我的禁地，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如此。如果我想要看周六的电影——太空英雄、蝙蝠侠、青蜂侠，就得在影片开演之后蹑手蹑脚地进去，在黑暗中摸到戏院最后一排的位子，越靠近逃生门越好，而且要在灯光打亮之前赶紧溜走。在我家附近，什么都比不上逃过被扁的噩运重要。挨揍——不难想象：顶多给你下巴来上一拳就了事，打你耳光、飞脚踢人也都差不多，但被打得鼻青眼肿——我的老天爷。你还剩什么？你已经完蛋，永远被贴上“被海扁”的标签。

向妈妈招手？为什么我会招手？年复一年，我和她虽朝夕相处，却相互憎恨的朝夕相处之后？她虚荣、一意孤行、爱管闲事、疑心、满怀敌意、抱持强烈偏见和不可理喻的无知(然而就算我也不得不承认她很聪明)。我从来不记得曾和她共度温馨的时刻，也从不以她为我的母亲为傲，我从没有过“有她做我妈妈我真高兴。”的念头。她是个刻薄的人，对任何人都有刻薄的批评——只除了对我父亲和姐姐之外。

我爱汉娜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爱她的甜美、温暖，她的烤热狗夹在脆脆的香肠片里，她的卷面饼无人能出其右(但我弄丢了食谱，而她的儿子又不肯再给我一份——此事说来话长)。我最爱周日的汉娜姑姑，那天她的熟食铺休息，她会免费让我玩弹球机达数小时。我总是把小团的纸块塞在弹球机的前脚下，减缓珠子落下的速度，以求获得更高的分数，她也从不会阻止。我对汉娜姑姑的赞美和崇拜令妈妈怒不可遏，她对汉娜姑姑做了连珠炮似的恶毒攻击：汉娜的贫穷、她对店员工作的厌恶、她的缺乏生意眼光、她那老土丈夫、她的缺乏自尊，只知伸手接受别人给的一切。

妈妈的言辞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英文有很重的口音，还夹杂着许多意第绪的词语。她从没来我的学校参加过家长会，真是谢天谢地！一想到把她介绍给我的同学，我就不禁汗毛直竖。我和妈妈斗争、反抗她、向她大吼大叫、逃避她，最后，在青春期中期，我干脆不再和她说话。

我童年时期最想不通的就是，爸爸怎么能忍受她？我还记得周日上午的幸福时刻，他边和我下棋，边随着唱片哼俄罗斯或犹太歌曲，头还随着旋律摇摆，但迟早这愉快的气氛会被妈妈从楼上传来的刺耳声浪打断：“吉佛特，吉佛特，够了！Vasyizmir，唱够了，噪声够了！”爸爸会一言不发地起身关掉留声机，在沉默中继续和我下棋。我祈祷了多少次，爸爸，求求你，只要一次就好，打倒她！

因此为什么招手？为什么在我生命的最后还要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难道——这样的可能让我感到惊恐，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观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犹太小村庄、统舱、犹太区、犹太教徒祈祷时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犹太长袍和杂货店。终我一生，我都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我多么嫉妒父母亲慈爱、慷慨、和蔼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的母亲，既不常打电话问候，也很少探望、梦到甚至想到她们。而我却每天都得一再地把母亲的身影从心中洗涤除尽，甚至连现在，她死后十年，还经常出于反射拿起电话想打给她。

在理智上，我能了解这一切。我曾就这个现象作过演讲，向病人解释受虐儿童常觉得很难摆脱病态家庭的阴影，而慈爱父母教养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毕竟，好父母的天职不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吗？

我明白这点，但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母亲每天来看我，我恨她悄悄溜进我心中的缝隙，使我无法把她连根拔起。最重要的，我恨在我生命之终，却不得不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

我想到她位于华盛顿养老院中塞得满满的椅子，这张椅子挡住了她房间的入口，椅旁的小桌上陈列着我所写的每一本书，每种至少一本，多则好几本。十来本书再加上另外二十几本外文译本，成排地堆放着，摇摇欲坠。我经常想，只要来一场中级地震，就足以把她淹没在她独子的著作下。

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膝上放着两三本我的作品。她掂量它们的重量、闻它们、抚触它们——一切的一切，就是不读它们。她眼睛已经快瞎了，但就算她能看见，也不可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她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要归化成美国公民前上的归化课。

我是个作家，而母亲却不识字。然而我依旧向她追求毕生作品的意义。她怎么评估我的著作？靠气味？还是纯凭书的重量？封面设计？抑或书皮光滑如铁弗龙般的触感？我费尽心血的研究、灵光一现的启发、上穷碧落下黄泉才得来的优雅文句……她永远不明白这些。

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意义？堆在母亲案头摇摇欲坠的那些书里，就包含了我对这些问题自命不凡的回答。“我们都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我写道，“必须面对被抛入无意义宇宙的困境。”接着我解释，为了避免虚无主义，我们必须有两个使命。第一重使命是发明或发现生命意义的计划，让我们足以为它奉献一生；第二是努力忘却前方才发明的行为，说服自己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生命意义的计划，它原先就独立发生在“存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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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3日，我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父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俄罗斯(靠近波兰边界一个叫做西尔兹的小村落)迁来的移民。我的父母在华盛顿市区第一街和西顿街相交的路口开了一间杂货店，我家就在杂货店楼上的公寓。在我小时候，华盛顿还是种族分布泾渭分明的都市，我们家就在贫穷的黑人小区之中，在街上游荡可能会有危险，因此我只能以阅读自娱，每周两次冒险骑脚踏车到中央图书馆借书还书。

没有人在这方面给我任何的建议或指引：父母亲不识字，从不读书，而且为谋温饱已经耗尽全部精力。我读的书包罗万象，端视图书馆书架排列而定：放在中间的大传记书架最先吸引我的注意，我花了整整一年把它们全部读完。但我却在小说里找到另一个更令我满足的天地，它是灵感和智慧的来源。难怪我自幼就养成一种观念：写小说是最棒的事了，迄今我依然抱持这样的想法。

在当时少数族裔社群的心态里，年轻人的出路有限，我的同伴不是去上医学院，就是走上和父亲一样从商的路。医学院所学似乎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近，而我一开始接受医学训练，就打定主意要钻研精神科。精神病学错综复杂，因此我面对每一位病人，都对他们的故事充满好奇。我相信每一个病人都有独特的故事，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治疗。然而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态度却使得我日益远离所谓的精神病学专业，精神病学在经济因素的驱使下，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以病状为主，拔除所有个人因素的诊断方式，一视同仁以标准化的方式做短暂的治疗。

我最初的作品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科学论述。而我的头一本书《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行70万本，被用于精神治疗的教科书，译成12种语言，如今出了第4版。此书和后来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和“基础文库”(Basic Books)这家出版公司合作，我们维持了长久而良好的关系。学界称赞我的团体治疗书籍，因为它是基于第一手经验数据而来，但我猜此书之所以成功，很可能也在于它说的许多故事——文中穿插许多简短故事。20年来学生都常说这本书读来简直像小说。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书——《存在心理治疗》(开风气之先的教科书)、《住院病人之团体治疗》，《面对群体》这份研究专文则已经绝版。接着我为了教导存在治疗，转向文学体写作，在过去这几年里写出了《爱情刽子手》这本治疗故事，还有两本教学小说《当尼采哭泣》和《诊疗椅上的谎言》，最新的一本就是本书(具实和虚构掺杂的治疗故事)。

虽然我的书广受一般读者欢迎，也经常被当做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赞美，但我写这些书的用意，是要把它们当成教学的作品——有教学意味的故事，也是一种新文体——教学小说。每一本书都被译成15～20种语言，发行甚广。例如，《当尼采哭泣》高居以色列畅销书榜达4年之久。“基础文库”在1997年年底还出版了我的选集，其中除了选自各书的精华之外，还收录了新写的散文。目前我正在写作关于叔本华的小说。

我的妻子玛莉琳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文学(法文和德文)博士，在学术界和写作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最新的作品是《乳房的历史》)。我的四个子女全都住在旧金山湾区，各有不同的专业：医学、摄影、写作、剧场导演、临床心理学。现有五个孙子女。

我在本书中试图扮演叙事者和教师两种角色，在两种角色冲突之际，我会先顾及故事的戏剧性，再穿插间接的言词，满足教育的任务。

愿意更进一步参与讨论的读者可上网，网址为www.yalom.com，我将提供相关的专业文献，并讨论这六个故事的技术层面：病人信息的秘密、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界限、治疗的医患关系、着重此时此地、漠视传统的精神治疗技巧、治疗师的透明度、实体论的治疗法以及丧失亲人后心理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