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洛克不愧是他那个时代一位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刊发散文,而且不愁没有读者,这些散文包括传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文艺、历史或哲学方面的论述文章等各种体裁,絮语散文更是蔚为大观,闲散琐碎的随笔特点单从当时出版的不少散文集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本书选译的他的散文集的书名如《无所谈》、《万事皆谈》、《无所不谈》、《有所谈》等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尽管贝洛克的种种偏见损害了他身后的文名,但从根本上决定散文优劣的,不是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合理,而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个性魅力。
本书从《谈读史》、《谈历史证据》、《坏孩子的野兽故事书》、《通向罗马之路》等七本散文集中选译了贝洛克的六十余篇作品,兼顾历史、旅游、文艺、政治、宗教、伦理等各种题材,精选固然谈不上,但已足以反映贝洛克散文的主要风貌。为了普通读者能够更好欣赏这些文章,译者不惮繁复,给全书加了两百多条注释。
动笔的乐趣
人世间相对微末可怜的种种乐趣当中,我看重的一种是动笔的乐趣。
很多人说过写作中选择、安排字句的行为本身便是实实在在的乐事。但也有很多人否定这种说法。约翰逊博士生前既曾肯定,又曾否定。我的看法是处于少数难得的心境时这一说法颇近事实,除此之外在多数时候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现在欣然命笔所要谈论的,不是写作及其乐趣,而是动笔的乐趣,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注意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你是孤独的。即使室内人满为患(就像帕丁顿区大西部铁路酒店的吸烟室,前些天我在那里写《基督教世界统计摘要》),即使室内人满为患,你也必须让自己孤独,否则根本无法写作。你必得筑起围墙,让心灵独处一室。因此你是孤独的;这是开始。
如果你思量一下人们怎样千方百计让自己孤独:登山,入狱,出家,养成不合群的怪癖、将自己隔绝在大城市的阁楼上,你会发现作家动笔的那一刻,只与意念交往的孤独并不会令他觉得最不快乐。
闲话少说。现在你不但孤独,你还准备“创造”了。
人们说“创造”其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没有人能创造任何东西。我曾听说有一个人在纸片上画马供同伴欣赏,用很多粗线将马平涂成黑色,一位在场的老神甫看了说:“你喜欢画斑马嘛。”这个人听神甫这么一说便开始骂娘,赌咒说他既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斑马,这么画完全是出自自己的想象,并说老天、主保圣人都可以作证(他是“古老的英国地方天主教教徒”,他的主保圣人是埃塞斯坦),他愿意把他那永生灵魂的救赎也押上,打赌自己像未出生的婴儿一样对斑马一无所知。可是唉,没有人相信他,神甫赢了!证据明明显示这地方教徒是斑马知识的饱学之士。
这些都是跑题的话,不过必须承认,没有一样东西是人的“创造”。不管怎么说,动笔是极其愉悦的行为:你有所期待。你开始培育一个胚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发誓我不会称之为创造物——但可能有个神灵通过你在创造,至少你是假装在创造。反正你有一种控制感、开创感,你很清楚完成的时候,你将为这个世界增加某种东西,而毁掉的东西微不足道。你能毁掉或浪费什么东西呢?若干张白纸,每平方码价钱才一法寻(至于这些白纸是否因笔迹千变万化、斑驳陆离而变得更加赏心悦目,我不敢断言);少量用来涂抹后晾干的墨水:这是它唯一的用途;少得不能再少的鹅毛笔——从呆鹅身上拔来,不为别的目的,就为了满足人类的高尚需要。
这时你大声说“装模作样!装模作样!我怎么知道这家伙用鹅毛笔写作?简直不可能的习惯嘛!”对此我的回答是你说得对。不过请你少提意见,谦逊一点。我会坦白告诉你我用什么写作。我用的是“瓦特曼金牌钢笔”,笔尖同《罗兰之歌》中查理大帝的宝座一样是足金的。那个宝座(几乎无需我再哕唆)被运到西班牙,途经比利牛斯山脉寒冷而可怕的重重关隘,用上了足足一百二十头骡子。这个宝座受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珍爱,每当中途停放在松树下、山草上,人们就在宝座前面颤抖不已。因为他坐在宝座上,威严得令人生畏:他的年龄已高达两百岁,齐平的豪眉显示出公正与阅历,胡须虬结丰茂,人称“虬髯查理大帝”。他在傍晚的时候一伸手,就把太阳定住,直到他找到罗兰的尸体,这你读到过吧?没有?那你该读读这些故事。
好啦,笔是足金造的,写起来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欢快的小船;如此妙笔使我想起了我的话题:动笔的乐趣。
笔呀,上帝保佑你!小时候人们告诉我工作是可敬的、有益的、清洁的、卫生的、健康的,是心灵所必需的,我不理会他们,觉得这简直就像告诉我说政治人物通常是诚实的或猪是会飞的一样。
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说一些别人要他们说的蠢话罢了。我至今不怀疑当初学校里有些人告诉我这些话,其实都是人云亦云、敷衍了事的无聊说教。现在我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对的。上帝保佑你吧,工作的笔,劳苦的笔,舞文弄墨的笔,装腔作势的笔,激昂的笔,滑稽的笔,光荣的笔。小小的笔呀,请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爱,想想有朝一日我会令你变得多么高贵吧,那时候你将活在玻璃柜中,每天从十点到四点都有一大群游客围着你转;你呀,公正的笔,义愤填膺的笔,壮丽光明的笔。有朝一日我将用你写一首不容忽视的诗。这是你我之间的约定。如果我不能自己创作一首,我就用你抄别人的作品;而你呢,笔呀,无论如何,有生之年将写出一首好诗,哪怕只是《快乐的人》。
动笔的乐趣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乐趣的地方,这就是你想放下的时候可以随意放下。这一点爱情办不到,胜利办不到,荣誉办不到。
倘若我从相反的角度写起,我会用“搁笔的乐趣”作为这篇大作的标题,但是开始都已经开始了,到了该结束的地方我再结束吧。
还有其他职业、爱好、论述或精神娱乐可以随意停下的么?桥牌不行——你为了赢会不停玩下去;公开演说不行——时间是安排好了的;闲谈不行——跟你交谈的人见识不如你,他问的每一句话你都得回答;生活不行,自杀是不对的;至于人生的自然结束,不是你想要就会发生的;恰恰相反,这是所有意外事故中最无常的一种。而笔呢,你可以随意放下,在任何时刻:没有悔恨,没有忧虑,没有不光彩,你可以自由做这体面的最后一件事(我现在就要这么做)……搁笔。
P1-4
贝洛克最常被人引用的名句莫过于他题为《自咏其书》的偶句:
我死的时候,希望人们可以说:
“他罪过猩红刺目,但书有人读过。”
不幸的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尽管在1910年代的盛年,他的文名与他的好友G.K.切斯特顿相埒,被他们共同的朋友萧伯纳戏称为“切斯特贝洛克”,三人又与H.G.威尔斯一起,被称为当时文坛的“四巨头”,但是到了1950年代他死的时候,文名已大不如前,如今更游移在被遗忘的边缘,连文学史也不怎么提起他的名字了。评论家把他后来声名黯淡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他的反犹太主义。他是堪称狂热的天主教徒,在他的散文里面,处处可见他的信仰的痕迹。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种种罪恶,肇端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他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追怀中世纪,把中世纪当作社会理想,相信天主教具有拯救欧洲的力量。对基督教的新教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他抱着一种尖锐的轻蔑态度。这种咄咄逼人的天主教斗士的姿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在多数读者心中产生长久的共鸣。贝洛克又热心社会改革,既抨击资本主义的种种现状,又反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切斯特顿一起倡导“分产主义”(Distributism),因此他的散文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时代色彩,时过境迁,便不易为后世的读者所理解。早在1930年,叶灵凤便已经抱怨他“地方色彩太浓,文字的时间性太重,不是像我们这样国外的读者所能领略得的”。此外,他一生著作超过150本,如此多产,难免瑕瑜互见,这多少也损害了他的名声。
但若单就散文的特质而言,他不愧是他那个时代一位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刊发散文,而且不愁没有读者,这些散文包括传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文艺、历史或哲学方面的论述文章等各种体裁,絮语散文(familiar essay)更是蔚为大观,闲散琐碎的随笔特点单从当时出版的不少散文集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本书选译的他的散文集的书名如《无所谈》(On Nothing,1908)、《万事皆谈》(On Everything,1909)、《无所不谈》(On Anything,1910)、《有所谈》(On Something,1910)、《始与终》(First and Last,1911)、《这和那》(This and That,1912)、《谈》(On,1923)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尽管贝洛克的种种偏见损害了他身后的文名,但从根本上决定散文优劣的,不是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合理,而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个性魅力。贝洛克正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而且文如其人。他的个性虽然也不失幽默风趣,但不像蒙田或兰姆那么亲切随和,而是率直、充满活力。1906年贝洛克竞选索尔福德市议员,由于选民多数为新教教徒,在发表竞选演说之前,有人告诫他不要提起他天主教徒的身份,然而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贝洛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念珠,对选民说:“先生们,我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串念珠。每天我都尽可能跪着用这串念珠做祷告。如果你们因为我的宗教信仰而拒绝我,那么我要感谢上帝,免于成为你们不光彩的代表。”他的率直为他赢得了掌声,也为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这让人想起他祖父的话:“咱们向来是一个有血性的家庭。”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年7月27日出生于巴黎近郊一个叫拉塞勒一圣克卢的村庄,父亲是法国人,一位知名画家的儿子,母亲是英国人,来自一个思想激进的家庭。出生当天的殷殷雷鸣,仿佛预示了他风雷咆哮的一生。贝洛克出生时正当普法战争爆发,未几,家人带着他前往巴黎躲避战乱,随着法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危及巴黎,旋又于九月举家迁往英国。战争在贝洛克的人生中如影随形,他后来成为战争史方面的专家,布尔战争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政府出兵,认为这是掠夺资源的不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因写战争分析的文章使文名达到顶峰。他对战争史的渊博知识,可以从本书所选的《战场的沉寂》、《胜利》等文章中看出来。令人同情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他失去了两个儿子,饱受丧子之痛。贝洛克二岁丧父,加上战争的影响,使他最终在1902年成为英国公民,他既热爱法国,又热爱英国,热爱英国苏塞克斯郡的家乡,英法两国的文化,对他有同样深刻的影响。贝洛克无论外表还是性格,都让人觉得他是一名军人。他眼神坚定,表情略带忧郁,鼻梁笔直,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头发总是理得很短,切斯特顿甚至说他长得像拿破仑。在这副让陌生人觉得不友好的面容背后,是一颗热烈、坚毅的心。1890年,贝洛克在一次茶会上遇上了从罗马归来、途经伦敦作短暂勾留的美国加州女孩埃洛迪·霍根,陷入热恋。霍根回美国后,贝洛克抵押了私人藏书,借了一些钱,横渡大西洋只身前往美国,在盘缠不足的情况下历尽艰辛,狼狈地找到了霍根的家,向她求婚。霍根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贝洛克遭到拒绝后,心碎地回到英国。这样的痴劲,堪比他之前的史蒂文森。1896年霍根主动给贝洛克写信,两人才再续前缘,在美国加州结了婚。
在红衣主教纽曼创办的欧拉托里学校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基础教育之后,贝洛克在1892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主修历史,在校期间以擅长辩论闻名,189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没有如愿成为牛津大学的研究员,贝洛克认为牛津大学拒绝他是因为他的天主教信仰,因此终生对此耿耿于怀,在他的诗文中,常常可以见到他对大学教师的抨击和讽刺,例如本书选译的《谈读史》、《谈历史证据》中对牛津历史学研究的批评,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未能在牛津谋得职位,向格拉斯哥大学申请教职也被拒绝,贝洛克不得已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1896年,贝洛克出版了《韵文和十四行诗》(Verses and Sonnets),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同年他又出版了轻松诗集《坏孩子的野兽故事书》(The Bad Child's Book of Beasts),颇受欢迎,论家认为他是刘易斯·卡罗尔和爱德华·里尔之后,轻松诗或胡话诗写得最好的诗人,如今贝洛克被读得最多的也要数这类诗歌作品。此后他不但出版了几本同类作品,其他著作也源源不断地付诸剞劂,以历史著作居多,但由于他过分强调天主教,对历史细节的叙述也有颇多争议,这些历史著作几乎都不太受重视。贝洛克在世时的文名主要来自他的散文,1902年出版的《通向罗马之路》(The Path to Rome)记录他从法国图勒前往罗马朝圣的徒步旅行,是他在散文领域的主要耕耘成果,至今仍然是游记的经典作品。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是他散文创作最活跃的阶段,本书选译的作品也集中于这一时期,除了本书选译的几本散文集之外,贝洛克重要的散文集还有《山峦与大海》(Hills and the Sea,1906)和《“诺纳”号的航行》(The Cruise of the “Nona”,1925)。1906年贝洛克当选为索尔福德市议员之后,颇为尽职,1910年再度当选,但他对政治现实感到失望,没多久便引退,并将下议院的同僚痛斥一番,此后退居苏塞克斯郡乡间专事著作,以写作和演讲为生。1941年贝洛克几次轻微中风之后,健康显著恶化,很少再发表作品。1953年八十三岁高龄的贝洛克独自在家时从座椅上摔倒,被火烧伤,7月16日逝世。
本书从前面提到的七本散文集中选译了贝洛克的六十余篇作品,兼顾历史、旅游、文艺、政治、宗教、伦理等各种题材,精选固然谈不上,但已足以反映贝洛克散文的主要风貌。为了普通读者能够更好欣赏这些文章,译者不惮繁复,给全书加了两百多条注释,虽属微劳,或非唐捐。译者才疏学浅,错误在所难免,期待读者方家赐教,惠书请寄xuanjiuzhou@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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