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有着如此成就之人，他的童年生活是怎么过的呢？像现在的儿童那样，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行走在来去学校的路上？放学后一大堆作业等着他去做？课余在上许多父母为他精心设计的课程？……NO！NO！NO！他的童年生活之精彩可不是现在的孩子所能相比的。不信？你自己来看看。

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事所迷着，都忘记了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八指头陀诗云：“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我当时曾将这首诗托人用细字刻在香烟嘴的边上。

……

这里的“我”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文艺大师丰子恺。本书所写的就是他所回忆的童年故事。这些故事主要围绕家庭教育而展开。

序 外婆家

我的童年

　　忆儿时

　　两个“？”

　　家

孩子们的童年

　　做父亲

　　世间相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南颖访问记

　　华瞻的日记

　　给我的孩子们

　　儿戏

　　儿女

　　生机

　　实行的悲哀

　　渐

童年故事

　　明心国

　　幸福儿童

　　生死关头

　　一篑之功

后序 过去的好时光

后记

忆儿时

一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静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噪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采茧，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她又说：“小囝囝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糕。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都不要吃的原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匾、缸。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

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

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青散记》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二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

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原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即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做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里，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诸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

……

P9-12

外婆家

杨子耘

摇啊摇，摇啊摇，

一摇摇到外婆桥，

……

日月楼

很多儿童都有对于外婆家美好的记忆，而我对于外婆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

我的外婆家坐落在上海市区热闹的淮海路附近，是一栋三层楼的西班牙式房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是“连体别墅”。我的外公丰子恺给它起名叫“日月楼”，是因为二楼有一个凸出的室内阳台，这阳台东南西三面都是窗，顶上也是玻璃的，有时太阳月亮都能看见。日月楼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当年搬到那房子里时，外公看了二楼的室内阳台，便脱口而出：“日月楼中日月长。”后来外公的好友、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先生义对了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还特地书写了篆体对联，中间则是外公手书的三个大字：“日月楼”。

我们小孩子一般很少到楼上去，因为那里是外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天地在一楼的客厅与餐厅。

阿咪

外婆家可以说是孩子们的天堂。这是因为外公对于孩子们的爱。外公在《我的漫画》一文里就曾这样说过：“我作漫画南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正是出于这份“崇拜”，我们在日月楼的底楼再怎么“疯”，也从来不会遭到呵斥。

平日里，外婆家里是十分安静的。外公每日早起，或写字或作画或撰文或译稿，从来不得空闲。外婆则经常在一楼过道的一张大桌子上收拾那怎么也收拾不完的丝绵被丝绵袄。下午午睡后，外公四点多就开始喝花雕酒。菜不多，三四小碟，也就花生米笋干之类，边上是一把紫铜暖酒壶相伴。有时小舅舅丰新枚也在家，便陪伴着在一边的钢琴上弹几首老歌，外公微微笑着倾听，时不时捋捋他的胡须，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如果我们也在一边，一般不会大吵大闹，最多与外婆家养的一只名叫阿咪的小猫做做游戏，比如，把个纸袋套在小猫头上，看它不断后退，想钻出来，或者，连连转圈。即使偶尔吵了起来，外公也只是一笑而已。阿咪不认生，随便什么客人来了它都会主动打招呼表示亲切。有时甚至是某领导来访，阿咪也会堂而皇之不顾一切地跳到他身上。阿咪对于我更是亲密无间。有时我住在外婆家，阿咪便硬要卧在我的枕头上。我嫌它毛茸茸的，睡觉还有呼噜声，就把它安置在脚边，可阿咪不允，不一会儿又悄悄来到我耳边。经过几个回合，我也只能随它了。

冬天阿咪怕冷，我到外婆家去它就钻进我的大衣里取暖。阿咪还真有功夫，任你怎么走动，它都能赖在大衣里不出来。记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出门，到淮海路走走，碰到路边有称体重的，母亲让我们一一称量，我称过后说阿咪的分量也算进去了，这时大家才发现阿咪仍赖在我的大衣里。

外婆家的阿咪实在可爱，外公还特地为它撰文。后来外婆家受到冲击，《阿咪》一文当然也受到株连，遭到批判。

假日

假日外婆家十分热闹。我们六七个小学生初中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外婆家；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大多住在那里。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此后便是完全彻底的玩。

外婆家的那张大餐桌，拉开来几乎和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一样大，我们就把它当做乒乓球台；外婆家的木楼梯，蜡打得铮亮，我们就把它当滑梯，一个个排队自上而下……

年三十晚上外婆家更加热闹了。我们把大客厅布置得像个单位里的联欢场所，拉起了各色彩带。大人小孩一起做各种游戏，如猜灯谜、朗诵(时常是用外语朗诵，有时是英语，有时是俄语，也不管大家是不是听得懂)、唱京戏选段、玩击鼓传花、唱歌(还有钢琴伴奏)。

最激动人心的是互送“除夜福物”。按规定，每人秘密购置一份礼物(不得低于规定的金额)，用报纸仔细包好，编上号码，再做好写着编号的纸片，供大家抽取。人人都想抽到外公的“除夜福物”，因为每年外公购置的都是最好最特别的。记得有一年，外公包装了一包特大的礼物，大家隔着报纸摸，却怎么也猜不出是什么。最后亮相，竟然是一把扫帚，我们一个个都笑弯了腰。

除夕夜最后的压轴戏必然是放烟花爆竹了。开场是放高升，接下来是放小鞭炮和各种烟火。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过年放爆竹还不是像现在这样蔚然成风，所以我们在大门口放，必然引来众人围观。我们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动辄就是两千响四千响，很奢侈地一串串放，而是先把一串串的鞭炮拆开，盛放在一个大竹篓里，孩子们再抓在手里一个个放。在爆竹不断的噼啪声中，点缀着烟火的美丽闪烁，着实能热闹上好一会儿。

与年三十相比，年初一就安静多了。从早晨开始，前来拜年的客人络绎不绝。有各界领导、亲戚朋友，还有外公的学生弟子，而且往往是一家一家来的。这时候我们是不能再到客厅玩耍了，大多在楼上消磨时光。招待各位客人吃汤圆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楼厨房后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扇石磨，年前就在这里磨好水磨糯米粉，汤圆也早已包好。到年初一早上，外婆除了忙着招待客人，还不忘统计客人人数：十、二十、三十……

日月楼的今天

可惜，“日月楼”中的日月并不长。“文革”开始后，楼下的客厅饭厅被迫让出，后来某造反派头头为谈恋爱方便，更足霸占了二楼的部分房间。那时候，我们这些经常来外婆家享受无拘无束生活的孩子，也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走得最远，走到了黑龙江边陲，而且一去就是近九年。

我从黑龙江回上海，正赶上外婆家从日月楼搬出。此后近三十年，上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日月楼却没有什么变化，外婆家里挤进了五户人家，其中一户还是“群租”。唯一的变化是政府在大门口钉了块铭牌：“丰子恺故居”。外公的读者仍是经常前来拜访，有不少还是海外读者，虽不能入内，能在门口的门牌下照张相，他们也会觉得十分满足。

好在近来经过海外亲戚斥巨资鼎立协助，外婆家H月楼的二楼和三楼已经买回来了。如果不出意外，年内H月楼就将以“丰子恺旧居陈列馆”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读者假如哪天路过上海的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北)，欢迎前来参观，请记住地址是：上海市陕西南路39弄93号。

2009年3月16日

吁！

丰先生真是一位温情父亲！一位好父亲！现在，或者以后，这样的父亲形象恐怕愈来愈不多见了吧。时代不可能再从容地给家长和孩子们提供这种温土。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现实，现实是逼人的，现实情况是我们这些大人，携着我们孩子，如同奔上了一辆急驰的列车，“呼呼“地向前飞跑，去赶往那一个个标有“成功”“成名”“成材“的车站，乐此不疲，疲也认了。而丰先生在书中大声疾呼的“童真”“天趣”，早已被另外的狂热挤出门外了吧。

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成长伴随着这些，成长的趣味一定大打折扣。可是，做顽童，也不说就没有了机会——老顽童。

静下心，读读丰先生笔下的家庭生活、儿女情长，仿佛依稀听见他们家大院里孩们的欢声笑语如银铃般撒来。可那是在六十年之前。那时候，他家的孩子也顽皮、也不用功，可是，丰先生却说：这正是健全儿童的表征，儿童能循规蹈矩，终日埋头读书，我每见这种残废的儿童，必感到浓烈的悲哀！

现在的家长读到这样的话，恐怕都要吓一大跳。你不得不承认，现在没人敢像丰先生这样说话。教育家，教育家也不敢这么样说话，这么赤诚诚地说出来，怕被众多家长和学校老师指着骂。普天之下那么多当父亲的，有哪个父亲还敢沿着丰先生的路子去？

是啊，这就是从前。

将“从前“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有许多东西，恐怕也会令他们(她们)眼馋。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