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写作者关注身边的寻常小事，发为议论，这种个人写作所凭据的经验是局部的、零碎的，但离开了这样的经验，写作者便无法观察和思考他的生活世界。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地粮》一书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徐贲的《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这部理性沉潜的“公共随笔”文集使公共生活观察成为政治哲学的助手。

徐贲的《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这部理性沉潜的“公共随笔”文集使公共生活观察成为政治哲学的助手。纪德在《地粮》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而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中的这些随笔虽为时评，观照的是“这里”和“现在”，却都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公共“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匮缺这些条件不是放弃和绝望的理由，因为所有这些幸福因素都不是命运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都是可以习得的。

序：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

1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2 速成的和渐进的公民教育

3 高等教育因何“高等”

4 什么是美国学生眼中的公民第一美德

5 人文课堂里的美国大选

6 神不正义，人怎么办

7 课堂里的政治荣誉

8 公共生活中的“原罪”

9 美国初中教科书中的历史真实

10 别让你的孩子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

11 人文是又文又理的高等教育

12 大学破格录取，为谁破格

13 “山姆大叔不是我家的大叔”

14 学术剽窃和电子警察

15 “不高兴”背后的教育失败

16 华裔新移民儿童学习美国历史

17 学生功利是教育之过

18 美国大学为什么抵制排行榜

19 美国的学童语言

20 美国的教育部

21 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读物

22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23 谁来主管美国的高等教育

24 学校是教育公共价值的地方

25 少年公共伦理从习惯开始

26 在美国教伦理写作

27 诚实的政治清晰的语言

28 总统讲话和教育部长多事

29 学生对总统讲话评头论足

30 玩具和游戏的公共意义

31 禁蔬果和禁书籍

32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

33 以什么理由“叫停英语热”

34 大学推荐和社会信用机制

35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电影

36 伤及无辜的“文化比较”

37 美国大学生怎么看待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

38 “道德上显而易见”的是些什么事情

39 美国学校重视“穷二代”

40 “阶级”是如何影响美国学生升学的

41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

42 不要紧锁孩子的心门

43 美国工作市场紧缩时刻的教育“志愿者”

44 在美国上大学值不值

45 大学生该不该当这个保姆

46 女大学生的“嫁人就业”

47 教科书里的“文化政治”

48 未必优秀的优胜者

49 人文教育的职能是公民培养

50 美国老师怎样“批评”学生

51 美国学校里的“政治正确”

52 美国大学的“荣誉规则”

53 教师工会对总统和政客说不

54 美国课堂上的核心价值讨论

55 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

56 美国的“野鸡大学”

57 画在希特勒书页上的人类抵抗

58 追捕纳粹的检察官

59 集中营前的舞姿

60 拯救一棵树和保释一个人

61 人亡而政未息的人道正义

62 与时俱进的美国第一夫人

63 人没有放弃自由的自由

64 美国早期的新闻报纸

65 联邦党人和报纸公众

66 真实是新闻自由的理由

67 美国的政治漫画

68 自由言论和政府督导

69 歌词里可不可以“杀警察”

70 拥有枪支和美国的核心价值

71 官员如何学会说话

72 抠门的美国纳税人

73 法治可以委托给律师吗

74 法治社会中人该不该怕警察

75 美国人在经济衰退中过民主新年

76 公正的征税必须透明

77 美国人的税给政府用到哪里去了

78 美国大选中的公民社会

79 60席不等于60票

80 G20峰会点燃民粹之火

81 加拿大议员“不高兴”

82 军人宣誓和民主宪政的“武德”

83 奥巴马任总统宣的是什么誓

84 凡人林肯

85 和佩林做邻居与布什交朋友

86 和公务员打交道

87 国旗和国家认同

88 维吉尼亚州议会为蓄奴道歉

89 黑人总统和黑人党主席

90 美国公务员政治中立

91 美国军人的荣誉观

92 美国的公民投票“文宣”

93 美国的政治宣传

94 第一夫人的公共政洽

95 谁折腾和折腾谁

96 选民为什么对加州破产见死不救

97 民众越冷漠，官员越腐败

98 公民该不该给政府压力

99 制度和民情

100 奥巴马总统的演说和宣传

101 政治家的“半真话”谎言

102 奥巴马政府为媒体“定性”的难题

103 理念的战争和司法正义

104 无神论者在美国担任公职的难处

105 是什么力量在美国遏制腐败

106 美国的“上纲上线”宣传

107 人口普查为民主政治“数人头”

108 亚利桑那州移民法考验美国身份政治

109 美国“欺骗自己人”的政党宣传

110 信任危机中的公民政治

111 美国报纸公布官员受贿劣迹

112 美国的体育和政治

113 党内包庇是党派政治的胎里病

114 民主政治的荣誉观

115 “茶党”抗议和民粹政治

116 哈佛大学黑人教授被歧视对待了吗

117 公关可以收拾残局吗

118 惩处沃尔玛

119 美国司法审判中的常识判断

120 医改和公民不合作

121 美国为什么没有“群体事件”

122 公共生活中的口号和标语

123 圣诞节的礼物

124 美国的万圣节

125 爱国主义要远离暴力

126 “不要管狗，小心店主”

127 人为什么有利他行为

128 美国人并非“无私”的“利他”

129 信任和荣誉的“囚徒困境”

130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

131 善待底层民情

132 “裸泳”未必与世界接轨

133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134 控烟是民生要务

135 美国的社区小报

136 残疾人奥运会的尊严

137 “食物快速测毒试纸”不是好主意

138 中国社会精英诚信不及格

139 “好人好事”在美国

140 “王老五”和“单身贵族”

141 棉农自杀是一个人道课题

142 自杀者的生死观

143 公民隐私媒体止步

144 瓦解崇高代价太高

145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林肯

146 2009年的“纳税日”

147 美国的“名人”和老虎·伍兹的教训

148 为呵护“民情”当义工

149 毒枭两兄弟

150 “监狱茶吧”和监狱博物馆

151 影视故事里为什么没有“艾滋病”

152 《2012》的启示：末日来临时，谁不该上船

153 人的贪婪和鱼的命运

154 污染环境不是值得争取的“权利”

155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爱惜空气日”

156 爱惜空气日和壁炉熄火的法规

157 绿草坪并不都是“绿色”的

158 2009年的美国五大最佳新闻

159 美国为何难以向中国学习

160 美国人看不懂韩寒

161 二代从政不是官二代

162 爱德华·肯尼迪和美国精英政治

163 有“精英”不能无“贤达”

164 公民行为和羞耻文化

165 “内部发行”和“墙”

166 慈善、施舍和公益

167 爱护自然和爱护百姓

168 美国的慈善和公民社会

169 死者和生者的尊严

170 道德习俗和核心价值

171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

172 张悟本现象和上当受骗的心理定势

173 暴力伤害和社会非正义

174 运动式“严打”无助于司法正义

后记

读到这里，不少学生觉得不解。有一个学生问，酒神如此使用“过度暴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神性？而且他对人的过度惩罚，还有大神宙斯撑腰，这又是为什么？另一个学生说，忒拜的人都知道错了，为什么神还这么冲动？相比之下，倒是凡人卡德摩斯比较理性。

其实，这正是欧里庇德斯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他那里，神像人那样说话，而人却能像神那样说话。我班上的学生对《酒神的伴侣》中的神没有好感，更没有敬意，这与他们平时的道德权威观念有关。在他们心目中，神是单神的基督教中的上帝。在基督教中。上帝的神性高于人性，因为神性能超越凡人的野蛮和暴力的报复冲动。神因此而具有至高的道德权威。

学生似乎很自然地把神的权威和政治或社会公权力的权威联系起来。有学生评论道，酒神迁怒于忒拜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纯粹的神的“血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没有充足的合法性。政治暴力往往也是出于“过度证明”本已有欠缺的合法性。问题是，神不正义，人怎么办？

神的政治联想使得学生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出现了多种分歧。有学生说，人在神面前，卑微而渺小，神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人要谦卑地生活。神如果正义，算是人的运气；神如果不正义，人只能自认倒霉。谁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正义的制度中，往往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运气。事实上，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中形成，往往也是历史的幸运。

另有的同学说，民主制度不是神的统治，是法治。酒神对人的不正义，在于它完全凭借它的一己意志，独断专行。神的权威应当来自神的律法，而不是他的威力。神体现和服从自己的律法，并要求所有的世人服从这个律法，这才有神圣权威。神有权威，因为神自己首先就不无法无天。

还有的同学说，正义是对于人而言的，正义限制人的行为，对神没有束缚力。这是神和人的区别所在。《酒神的伴侣》中的神其实是“自然”，自然是超乎人理解的力量，既给人带来丰饶，也给人带来灾害。

再有的同学说，神不是不正义，而是代表一种人无法充分认识的最高正义一《酒神的伴侣》中的神对忒拜城邦的集体惩罚，表明神敌我分明，打击它的敌人，施惠于它的朋友。人应该避免做出任何不敬神的行为，不要让自己成为神的敌人。

有学生对此表示强烈的异议，认为神所代表的不应该是一种用暴力和恐惧迫使人服从的强权力，而应该是一种博大的、爱和怜悯的关怀。认同暴力和恐怖的神，会把人导向一种危险的政治逻辑。希特勒杀犹太人，斯大林消灭富农阶级，“文革”中，“神”把无数人变成非人的“牛鬼蛇神”(就像卡德摩斯和他的子孙被诅咒变成蛇类)，难道都是受害者自己要成为主宰者的敌人？难道都是他们自己的错？

就在学生们说神“应该”如何时，他们已经是在用人的正义意识在思考问题了。在神的“天威”面前，人无能为力，但人并不必须承认神的正义性。不承认神的必然正义性，这本身就是人以正义的名义进行的一种反抗。正义是一种人的价值。“人”是在两层意义的区分中确立的。第一层意义源自人与超于人之间的不同，第二层则是基于人与低于人之间的差别。第一层意义的差异意味着人的局限，人不可能像神那样无所不能、为所欲为。神不正义，人无力对抗。第二层意义自勺差别意味着人具有动物没有的正义意识和价值判断。

人无能为力，但不会没有想法。在《酒神的伴侣》中，神并没有能够真正成功地把卡德摩斯这个人变成动物。因为卡德摩斯虽然对神无能为力，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神确实比人强大，但所有同情卡德摩斯的读者，都是站在人这一边的。我班上的学生也都是这样，并不因为他们在宗教理解问题上的分歧有什么不同。P17-18

序：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

对发生在我身上或周围的一些事情，我平时零零碎碎地写下一些想法。由于这些思考都事关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写作也就成为一种“点滴写作”，“点滴”当然只是一个“隐喻”。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把“隐喻”称之为一种通过暗示，来揭示事物实质的办法。例如，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波兹：曼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当的隐喻：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写作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却很难找到如此生动而明了的隐喻。由于我的跨国生活经历，在我身处的广义公共生活中，“点滴写作”未必能把公共生活再现为一条河或一片海。和说“时间被钟表排列成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或者“积沙成塔，积水成潭”不同，在我这里，水滴并不一定贡献于一处溪流或是一潭死水。我一面编这个文集，一面觉得似乎有了一个更合适的隐喻。这174篇小文就如同是174位歌手，男男女女、年长年少、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地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只是普通的歌唱者，未必是了不起的独唱家，但是，他们在一起，就能唱得特别好听。他们的合唱不是174个声音的简单相加，不同的声音交融在一起，合为一体，在整体上放大和丰富了这许多声音。整体和谐是它的生命，均衡协调是它的魅力，它的充沛意趣和宽广抒臆胜过了任何一个独唱。我把他们大致分成三组：“教育”、“政治”、“社会文化”(没有用文字，只用“～～～～”隔开)；于是，这一群人有了分组排列的秩序。我给他们每人一个号码，从1到174，是他们各自在合唱团中，而不只是单组排列中的位置。174位歌手，人数可以或增或减，但合唱团却务必是一个整体。他们每个人都只呈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有整体感的公共生活。从私人随笔到公共随笔

我的点滴写作汇合而成的不只是零散评论的一个集子(所谓的“时论集”)，而更是对公共生活多面性、完整性、整体性的一种再现。它_的写作形式是基于个人观察和议论的“随笔”。随笔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一个名叫蒙田(1533—1592)的法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自己的私人“思考尝试”(essay)而成为一种写作样式。蒙田留给后代读眷的是一种私人随笔。

我这里关于公共生活的写作文字是一种随笔，但并不是私人随笔，它是一种公共随笔，由“报纸”刊载的、为“报纸读者”写作的、在现代公共传媒中传达给公众的“专栏随笔”(思想、时论随笔)。它不是“美文”(belles lettres)意义上的随笔(又称“小儡”)，而是一种公共议论文体。这种公共文体是在出现了比“书”更大众化的印刷媒介后才形成的。

在蒙田的时代，印刷术甩以传播个人想法的媒介是“书”，蒙田所有的随笔作品都是以“书”的传媒形式流传于世的。蒙田的同时代人，同样也以随笔著称于世的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他的随笔也是以“书”的传媒形式出现的。在蒙田和培根写作随笔的时代，既无报纸，也无期刊，“书”是雎一的出版形式，蒙田和培根“书”里每篇随笔因此也都称“章”(chapter)，这和报刊的“篇”是不同的。“书”是贵族和绅士阶级的读物，被很珍贵地收藏，很精细地阅读，很认真地体会，很长久地回味。在蒙田和培根的时代，还’没有以“普通人”为基本对象的读物，这主要是因为，刊载这种读物的传媒工具还没有出现，这个传媒工具就是报纸。

波兹曼说，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人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18世纪报纸的出现，对于随笔这种个人写作，也有超越它自身的意义。1711-1712年，英：国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Steel)出版和发行《旁观者》小报，每天一期，每期2500字，共发行了555期，停刊后，于1714年，由艾迪生独自复刊，每周出版3期，又延续了6个月。艾迪生是当时最富盛名的随笔作家，《旁观者》由他主笔，是他把随笔从一种私人写作改变成为一种由报纸媒介来传播的公共随笔议论文体。启蒙的和“聚零为整”的公共随笔

艾迪生对自己的公共随笔写作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他写道：“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租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这些不只是一种说话_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一种关乎性格、秉性、习惯的气质。所以，他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和文艺复兴作家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写作去影响他的读者，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性和普遍国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的作用不是发生在惊天动地的“革命”和“运动”之中，而是发生在春雨润无声的优化人际交流之中。

《旁观者》不是书斋读物，而是咖啡馆读物，是普通市民的读物，它的发行量看起来不太，每期3000份，但是读者众多。据艾迪生估计，每份报纸有20来个读者，所以每一期报纸都会有大约6万个伦敦市民的读者，这在当时是10％的伦敦人口。许多读者自己并不是《旁观者》的订户，都是在咖啡馆读这份报纸，咖啡馆因此也成了读报室和议论场所。报纸上的议论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这样的公共随笔租写成“书”的随笔是不同的，读者对之未必会作精细的阅读和长久的回味，更不用说珍贵的收藏了。但是，他们会在一起谈论共同读过的东西，共同的议论把那些本来可能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互相有联系的公众，这就是现代公共社会。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称赞《旁观者》是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结构转型”的一个标本，发生这一转型，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也是受中产阶级的推动。报纸满足的是他们的文化需要，这和我们今天的报纸读者是相似的。而且，那些18世纪读者对待咖啡馆读物的方式也和我们今天的读者对待报纸差不多。他们一般不会保留读过的报纸，无论多么精心写作的文章，对他们都只有一时的效用。所幸，《旁观者》的那些议论文字一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还继续有读者，于是有机会再以8卷本的“书”的形式刊行于世。

先是在报纸上刊登的零碎文章，继而有机会结集成书，不少“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也包括我这个集子，它的几乎所有单篇都是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的。这些单篇中，许多看起来是“时论”，但“时”只是一个“托”，随笔写作中称“prompt”(用例子来提示而出的“题”)；而“论”才是重点，随笔写作中称“elaboration”(“阐述”)。“时”是生恬中偶尔发生的短暂事情，时事不可能长久持续；而“论”才是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也才有可能时读时新。对于我这种以“公共生活”而非“时事”为确切内容鄱整体观照的写作，“文集”只是一个方便的“成书”形式，而用“聚零为整”、“以零说整”的方式讨论与普遍整体生活价值、意义和目的有关的诸多问题，那才是这一写作的本意所在。因此，这又可以说是一本关于公共生活的书，而不只是一个随笔文集。公共随笔的观察和知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公共生活中，中产阶级的公众读物恐怕是一种最要求诉诸于常识理性的作品，它不像政党宣传那么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像文学那么优雅精致，也不像学院写作那么抽象奥涩、故作高深。它是说理的，它的说服力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它虽然不追求文学的文采，但也不是不讲究“技巧”，对于有说服力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技巧是阐明和表述的正确方式，不讲究技巧，没有格调，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逻辑或得体的热情，那都会被读者当作是有辱他们的智力和暴露作者自己的愚蠢。

诉诸于常识理性的文字能使公共话语有一种温和而有力说理的文化气质。这样的公共话语推崇客观而理性的思维，也鼓励严肃、有序的对话。在这样的公共文化中，正如波兹曼所说：“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如果说常识理性的文字有一些启蒙的作用，那也取决于读者自己要有寻求知识、打破愚盲和固蔽的启蒙要求。

随笔并不是一种提供“确实无疑”知识的写作，随笔作者对于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认知来自他的经验和观察，而非他的学问，所以从根本上说，随笔是一种“业余”的写作。与“学术文章”相比，随笔的议题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什么问题或事情重要，为何值得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由作者自己来决定。这不像在学术领域中，作者先得考虑“选题”是否会被同行评审为有价值、有新意、有开拓性、研究方法是否对头、理论是否新款，等等。

尽管随笔不是为学问而写作，不是为某种知识的大厦在添砖加瓦，但随笔作者却也在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随笔中时常可见的引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学问，尽管随笔中很少有为引述提供注释的(那简直就是显摆作者的学问)。学术论文要求注释周详，还要有充分的参考资料，使写作产品成为某种学问体系的一部分。随笔无须顾虑这些。随笔作者凭记忆而引述或转述，不像论文那样对引文的一字一句斤斤计较。在随笔中，引述成为作者与他人的对话，而不是提供权威的依据。正如蒙田所说：“我引述别人，是为了让我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

至于随笔对现实的观照，说那是“思索”要比“思想”更为贴切。思索从寻常的小事中硗喻世人不悦的真相，对脱离常识的抽象推理保持审慎的怀疑。思索没有“某某思想”那种唬人的权威和声势，思索当然想要接近真理，但那是一种有限的真理，一种因人的经验观照必然有所局限而不能不有限的真理。思索是对事物的某种随机性质的观照，它只涉及与具体对象相关的一些特征，而这种相关性本身就是作者个人观照的结果。随笔式观照的特征是“这里”和“现在”，它的想法是新鲜而具体地留在思考者脑子里的东西，是作者现在正在经历的想法，也是他渴望向别人表达的，点滴写作是这种与他人交往方式的自然产物。

公共随笔的作者和读者

在特殊的情况下，随笔常常用能说的话说不能说的事，这就需要读者具备一种配得上文字阅读智力要求的理解力。他不仅需要能够阅读现成的文字，而且需要能够根据文字的语气去判断作者的观察用意和隐而不显的态度。他还需要知道作者的偏见和读者的偏见的区别，用自己的相关经历来作为作者观点的映证或反证，既避免不足理解也避免过度阅读。这样的阅读对任何一个读者都可能有健康的思维训练和文化影响作用。这种训练和影响是启蒙的，更是自我启蒙的，对一个有危险成为“笨蛋社会”的文化环境，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救赎作用。

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不仅给像随笔这样的点滴写作提供了家园，也成为许多“笨蛋读物”的渊薮之地。有人忧虑中国的“低智商”社会状态，总结出“笨蛋社会”的八大标志：自虐倾向(身处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无脑娱乐(无文字阅读的图像消费)、词汇单一化：(识字的文盲)、盲从“专家”(无条件信任)、弱智官员(不乏有高学位者)、肮脏语言(脏字流行)、恶搞成风(无厘头文化)、拿无知当个性(愚笨而不自知)。

“笨蛋社会”是一个不阅读，或者不知道怎么阅读的社会，它的公共生活可以看上去色彩缤纷、热闹非凡，但却是无聊繁琐、浮躁浅薄。笨蛋社会不是一个好的公共社会，它缺乏与好社会相一致的公共生活。没有人会真的喜欢生活在“笨蛋社会”里，即使在笨蛋社会里，真正的笨蛋也只是极少数，即使笨蛋自己也盼望聪明起来，不喜欢被人叫笨蛋。笨蛋社会也有自己的鸡和蛋问题：是先有笨蛋还是先有笨蛋社会？在我看来，笨蛋是笨蛋社会弄笨的，先是不得不假装，后来便弄假成真，以至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成了笨蛋。理性、逻辑、说理的公共写作是一种反对“笨蛋社会”，但却想帮助“笨蛋”的知识分子个体行动，尽管它在今天也许已经未必还能像在18世纪的英国那样担当起启蒙和教化的重责大任。

在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中，写作方法与写作题材、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可以交融在一起。公共生活的各种细节和方方面面形成了点点滴滴的写作题材和思考对象。这些片断思考的整体性来自这种交融，并且由于生活本身各方面的相互交织而具有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的整体性。就公共生活的整体意义而言，我们分辨一个社会是否有民主的生活秩序，区别一个国家是否在实行宪政法治，根据的就是这种整体性。这样的分辨和区别是建立在具体的公共生活细节上的，不是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教一条中推理出来的。这174篇短文，聚零为整地汇集到一起，为的就是帮助增强这样的分辨和区别能力。“有了对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区别，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对广大公民具有教育作用的生活方式，也使他们能够在公共生活中不断学习如何维护、提升和优化民主。”

点滴写作者关注身边的寻常小事，发为议论，这种个人写作所凭据的经验是局部的、零碎的，但离开了这样的经验，写作者便无法观察和思考他的生活世界。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地粮》一书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2010年7月22日，奥克兰

我给报纸写专栏，已经有几年了，文章都是一千多字到二千字一篇，后来长一点的，也不过三四千字一篇。开始我并没有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只是随写随刊而已，并没有特别去收集它们。后来，首都师范大学的张淳同学替我开了一个新浪的博客，不时地把我的专栏文章和一些别的文章贴到上面，并且一直在照料这个博客。过了一阵子，张淳同’学出国学习去了，我的博客也就“荒”了。有博客读者留言说，怎么不见贴新文章呢？所以我又接着把一些专栏文章陆陆续续地贴到博客上。博客能成为我最初留存和收集自己专栏文章的地方，是我要谢谢张淳同学的。

这两年，我夏天回国，提起我专栏的朋友‘和熟人要比提起我专著的多。今年5月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杨晓梅女士给我来信问，是否愿意将博客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说她愿意替我来做收集的工作，也确实为我收集了不少。我这才有了把专栏文章汇集成书的想法。这本书如今已经由我自己编成，也是我该郑重地谢谢杨晓梅女士的肘候了。我把这些文章汇集到一起，只是大致将它们按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的顺序放在一起，没有刻意分类，因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来就是交融在一起的。有的读者以前也许已经读到过这里的一些单篇，希望这个文集能够帮助他们了解零碎单篇后面的公共生活整体景象。

最早邀请并催促我写专栏的，是《新京报》的曹保印先生，我要在此特别向他致谢。我开始不习惯报纸专栏的字数限制，也不习惯报纸要求的语言表述，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后来，我给《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东方早报》和《时代周刊》写稿时，李海华、邓志新、施雨华、周筱赞、蔡军剑、石剑峰、彭晓芸等编辑也给过我不少指点和帮助，都是我要感激的。

我以前写关于公民新闻和传媒公众的文章时，谈到过记者和教授、学者的语言互补：“记者的职业语言确实比教授的专业语言更接近公众语言，这使得记者可以在教授和公民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普通民众有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意思表述清楚，以决定他们的知识是否对自己有用”。然而，直到我自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时，我才明白，要在语言表述上接近公众，适应公众的知识要求，其实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都不能说，我已经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有的教授写作，文理不通、语言晦涩、佶屈聱牙，为人诟病、令人讨厌。公众读者对教授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不过是，理要说得通，说得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我愿意承认，当我写不明白的时候，十有八九是我自己先没有能把事情想得清楚。读者讨厌这样的文字，我没有理由反诬他们浅陋无知。

公共话语是公众的话语，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逻辑和常识判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公共话语(他称作为“修辞”)定义为一种对别人说话和听别人说话的“能力”。思想、时论随笔只是这种公共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而已。在18世纪初的英国，艾迪生写《旁观者》随笔，目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化和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理性思考的公共语言对社会的每个成员仍然可以起到文明教养、伦理道德和如何当公民的教育作用。中国的报纸媒体若能够帮助和鼓励这样的公共语言，那将会对提高中国社会的整体素质作出莫大贡献。

2010年8月5日，奥克兰

在18世纪初的英国，艾迪生写《旁观者》随笔，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

——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