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萧功秦史学力作！

从百年前新政改革的失败与革命的两难中寻找历史经验资源，对专制帝国变革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只有民族的苦难，才能成为史家研究人性最好的原材料。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是一本考察晚清帝国改革运动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著作，它出版于十年以前，《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有幸再次出版，分享着百年祭的厚重历史感。作者萧功秦很希望这本书能为理解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那场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辛亥革命的背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世界历史来看，为什么有的改革能消弭革命，有的改革却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这也是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序言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变革的文化背景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反应

第三章 清末变革新阶段的来临

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第五章 政治冲突的两极化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第六章 戊戌激进主义与中国“极致性”政治文化

第七章 清末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第八章 辛丑变法：清末新政的序幕

第九章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第十章 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清末立宪派的两种选择

第十一章 保守与激进：反对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

第十二章 立宪缓行派为什么主张“开明专制”

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第十五章 从速开国会运动看清末政治参与危机

第十六章 清末的权威危机与保路运动

结语

附录一 走向静悄悄的革命

附录二 清末新政与改革的政治学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变革的文化背景

一、传统国家与“感应型”现代化

从近代世界的历史来看，由于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社会与经济条件和各自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相同，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与发展道路也各有所不同。

从事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通常根据各个民族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文化背景条件的不同，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类型的基本特点是，构成现代化社会的那些基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要素，如布尔乔亚的阶级力量、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世俗理性与人文主义的价值，等等，是在社会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些内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要素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又彼此整合，形成有机的整体，它们与社会内部原有的封建体制发生冲突并取而代之，从而构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正是这种现代化要素的内生性与原发性，人们通常也把这种类型称之为原生型的现代化模式。

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欧洲移民型或次生型现代化类型的特点是，构成欧洲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因素，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欧洲殖民者从其母国带到了北美大陆，并在北美殖民地大体“复制”出来，这是一种没有经历封建社会的现代化类型。

以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型现代化类型的特点是，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君主运用传统的权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推行有利于现代化的国策，从而在新与旧之间实现了一种基本的平衡。

除了以上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类型之外，还存在以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拉美殖民地现代化类型。

除了上述几种类型的现代化模式之外，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还有一种重要的现代化变迁模式，那就是，以中国、土耳其、伊朗、泰国、日本这样一些东方传统君主国家在承受西方挑战之后开始的“感应型现代化”。

这种非西方的传统国家的现代化有什么特点？

如果把前面几种类型与“感应型现代化”类型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原生型、次生型，还是拉美殖民地型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从西方发源的近代工业文明、西方式的市民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模式，均是不同程度地、长期地、直接地渗透在这些民族或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并构成这些社会文化中的不可分离的基本组成部分。换言之，西方工业文明与西方文化价值，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内部因素之一。

然而，那些属于“感应型现代化”类型的传统主权国家，它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对于这些传统国家来说，西方近代文明与西方列强的挑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与刺激，而不是组成其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成分。

当西方挑战来临时，它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尺度、思维方式与信条，判识这种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的性质，并根据这种判识和性质定位来确定自己认为合适的对这种外来刺激的反应方式。同时，这些传统国家进而又会运用自己的传统权威资源与自主的官僚国家的行政机器，动员自己独立的资源力量，来对这种外来的冲击实施能动的反应。

这些具有自己悠久文化传统与主权的专制国家，是通过何种动力而走向现代化的呢？

一个基本事实是，传统国家在承受西方挑战的压力以后，便开始逐渐地进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迫或主动的对这种挑战进行回应和调适的过程，而这种调适与回应，在客观上也就展示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这种社会变迁的自然逻辑结果是，传统社会的各种器物、制度，以及对传统社会进行整合的各种机制，渐渐被某些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因素和机制所取代，各种可以作为现代化程度的量化指标，如市场化、社会流动性、独立的社会群体与市民社会、工业经济、交通与通讯、信息的流通程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等等，均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近代以来，传统主权国家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政治选择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也就是“感应性”的现代化过程的早期阶段。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的专制社会，便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转变。

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主权国家，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历史，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远非“现代化”这一概念所能全部包容。这些国家所有重要的变化也未必是由西方所引发，而且，即使是这些国家对西方势力作出的反应，也受到其本身的文化、历史与社会内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往学者在运用“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分析模式的过程中出现的过于简单的倾向，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评。然而，从历史的基本趋势而言，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仍然是理解这类后发展国家早期现代化的不容忽视的基本线索。

综而言之，属于“感应型现代化”类型的国家与前几类国家相比较，是在尚未接触过西方近代文明这一对手的情况下，突然地、被迫地面对这一来势逼人的对手的挑战的。并非所有的传统专制国家都能通过自主的能动的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顺利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有的国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日本便是通过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取得现代化成功的众所周知的突出例子。而有的国家由于不能适应这种挑战而备受挫折与失败，并导致传统王朝在现代化过程中崩溃。

正因为如此，一个传统国家对西方挑战作出的反应是否成功，以及这种反应过程能否顺利地转化为传统体制与价值的自我更新与变革，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导致传统政体所推行的现代化政策取得成功与遭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在研究这一类国家的现代化时，人们会发现，这一变迁和发展的结果不但受制于西方(也包括后起的日本)列强这种外部冲击力量的特点，而且也受制于这些国家与民族自身的传统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政治精英对西方挑战作出反应的特点。我们把这种特点称之为传统主权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不但影响了这个国家应付民族危机的能力，而且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变革过程中先后产生的不同的政治模式选择。

在本章里，我们将以传统主权国家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能力作为中心，来分析中国近代变革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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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