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史中，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学研究，我的古文字研究，他的考古研究等等，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领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白话诗，他的历史剧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至今为人敬仰。可以说，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史，郭沫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冯锡刚所著的《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记录郭沫若他一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生经历。

《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兼具学者、诗人、剧作家等多重身份。同时他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作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先驱者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于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人们对之关注的程度都是可想而知的。

冯锡刚所著的《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就是为适应读者“认知郭沫若”的需要而撰写的，用编年体的手法展示郭沫若波澜起伏复杂曲折漫长壮丽的一生。

1918：“博多湾水碧琉璃”

1919：“神州是我我神州”

1920：“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1921：“旗鼓既张，奋斗到底”

1922：“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1923：“进退维谷的苦闷”

1924：“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1925：“桃花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呀!”

1926：“揽辔忧天下”

1927：“铁甲满关山”

1928：“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1929：“瞻往可以察今”

1930：“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

1931：“诗心自清素”

1932：“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1933：“桃叶因风舞自怜”

1934：“举世沉浮浑似海”

1935：“渊深默默走惊雷”

1936：“心在跳跃，血在沸腾”

1937：“欣将残骨埋诸夏”

1938：“且听洪波一曲”

1939：“驱车我欲出潼关”

1940：“坐老金刚坡”

1941：“士为知己死，意气耿千秋”

1942：“日月江河一卷诗”

1943：“因风我寄《南冠草》”

1944：“光明今夕天官府”

1945：“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

1946：“不信人民终可侮”

1947：“倍添黮暗夜将明”

1948：“北来真个见光明”

四

说《死的诱惑》有系于爱情却又超越爱情的心焦和烦恼，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的拮据。这一年与家人的通信，不难见出艰窘的情状。

5月25日，在致双亲的信中有“今岁暑中，可国事稍就平妥，拟归省一行”的打算，结果不克成行。既非时局所阻，亦非学业所关，主要还是没有回家的路费。须知自1913年远游异国，一别已经5年，在这封信里有“今日接到玉英(即郭沫若原配夫人张琼华)一函，叙及父母哀痛之情”等语，可以想见郭沫若作归省的打算并非敷衍。

7月2日致双亲信中，有“世乱年荒，家中何能更得此巨款现金？二老如此待男，颠转令男心不能一刻安”等语。盖其姻兄自日本归国省亲，转报郭沫若的窘境，致其双亲有再行接济之举，而郭沫若在信中有“请二老千万作罢”之劝。

8月24日致双亲信中，说到“大哥昨日又汇来七十块钱，此次入学一切耗费，尽可敷用，家中请不要再汇款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时时要家中接济，这对好强的郭沫若的自尊心，实在是不小的打击。信中说到移居福冈的寓所“可恨茅房太近，又时有粪香扑鼻”，语似幽默，实含苦涩。

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对这时期经济的窘迫有如此描述：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

因为拮据，“将买好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在9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

就在这人不敷出的当口，成仿吾的到来一时解除了郭沫若的困厄。原来成仿吾携湖南同乡陈姓老人一行三人赴日就医，因住旅馆耗费太大，建议与郭一家同住，由郭夫人管理家政，房租及其他开销皆由陈姓老人负担。安娜“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郭沫若则慨叹“遇到救星”。

11月中旬，陈老一行回国，因着在箱崎神社前租定的大房子预付了3个月的定金，故郭沫若一家得以住到年底。除夕之夜又不得不搬到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说是搬家，其实家徒四壁，郭沫若夫妇手提背负走了一二个来回也就告罄了。正是万家灯火的守岁之际，竟不能不疲于搬迁。伤感之余，郭沫若写了几首七绝：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晨兴》中父子携手徐行于十里松原的情景，松涛海波交响，身琴心琴共鸣，真是一首好诗。“遇到救星”，住了几个月的大房子。因为穷困，不得不在除夕之夜“左迁”，其无奈与郁闷不难体会，但偏要化用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故作豁达语，结果是“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1913年的年底，在长兄的策动下，郭沫若乘火车由北京至奉天，再由安东入朝鲜，于次年元旦到达釜山。“除夕都门去国年”，正是当年行程；“壶中未有神仙药”，对于善饮的郭沫若来说，如此除夕真是情何以堪。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人世无才，出世不甘。郭沫若喜欢苏辙，除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才情，再有恐怕就是儒道互辅的旷达胸怀了。“暗中谁见我眶红”，想来不尽然是艺术的夸张。读他的自传，不下三五处有流泪的记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郭沫若是性情中人，有关泪的描述多半非关矫情。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郭沫若自幼即喜欢庄子，既然“壶中未有神仙药”，那么“一篇秋水一杯茶”岂非随遇而安的洒脱。由《秋水》篇而以茶代酒，造成意象上的衔接，确是好诗。

对于这组除夕杂咏，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关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

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