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赢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赢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见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仅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来阐明他的理想。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听众，可惜这个听众不是韩王，却是作为对手的秦王赢政。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距秦统一中国仅剩12年。韩王被赢政折腾得实在没办法，想起了最后一根稻草，派韩非子去秦国试一试，碰碰运气。可是，这一试，外交努力没试成，韩非的命却试没了。
韩非在秦国是这样开展外交作为的：他对赢政说，只要你赢政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就不是人。不但不是人，命也可以任你拿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韩非不愧是法家出身，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苏武在北海牧羊19年，受尽千辛万苦，无非为了骨气，可他倒好，反水还在其次，却要带部队打自己的祖国，难怪后人骂他。
赢政对这个超级宏伟的战略蓝图怦然心动，“悦之”，恨不得明天一步就能封禅泰山，一统山河。于是赢政考虑该给韩非安排什么样的职位，考虑来考虑去，却把对韩非的任用给耽误了。
关于赢政的迟疑，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从史书的记载看，赢政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况且韩非还是他极想见到的人物。《史记》上说，秦王为了尽早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大攻击力度。可一旦见到神交已久的韩非，赢政却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起来，这事确实颇费思量。我的推测是，秦王从始至终都未见到韩非本人。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场合的客套外，他们之间尚缺少一次足以达成共识的深谈。而这次没有兑现的深谈，对双方都是重要之极。秦王可以借此进一步认识韩非，要用其人，总得见见面吧。韩非也可以借此进一步阐明思想，取信于秦王，大而言可以得到富贵，小而言可以保住性命。
什么原因造成秦韩的失之交臂，不得而知，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是韩非的口吃。韩非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在嘴皮子上，而在笔底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韩非因口吃而丢掉的机会，却给了同学李斯一个可乘之机。西方有个哲学家曾说过一句相当恐怖的话：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用在李斯与韩非身上，真是贴切之极。 楚人李斯，也客卿秦国。所谓客卿，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取得美国国籍，正准备参加议员选举，还在准备阶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非，对他的竞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结果自然不难想象，这个擅长心计且妒忌心极强的楚国人，不顾同窗之谊，准备干掉他。
李斯还真找到了韩非的死穴，他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这句话因袭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秦国谋划的攻防思想。他为秦王谋划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那些名人名士，能拉拢的，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来，实在拉拢不了的，干脆“利剑刺之”，免得为敌所用，老给我们添麻烦。
赢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他妈的……”。话音刚出口，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刘邦尽管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果要反水，后果不堪设想。连忙改口说：“他妈的，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提醒之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因果至此上演。
愚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后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还嫌吴妈的脚太长。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的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仗我不行，阴谋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再三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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