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名叫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圣雄在印度是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做一个比喻，他即是印度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圣雄甘地既平凡质朴，又崇高伟大。自幼主张种姓平等，反对歧视贱民；在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中，甘地以自己赤诚的爱国之心，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对印度独立的坚定信念，丰富的斗争经验，诚实无私的高尚品德，与底层民众同甘共苦的简朴作风，赢得了印度国大党和广大印度人民的尊重、信赖和爱戴，成为国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

本书与您一同探析这位伟人的一生！

圣雄甘地的伟大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和导师。拉吉莫汉·甘地的这本著作不仅是这个心怀崇敬之情的孙子撰写的他的比真实生活高大的祖父的传记和有关甘地先生一生的故事，而且意在用批判的眼光来表现圣雄对非暴力、宗教、种族、种姓和印度分治这些问题的看法。因此，翻译此书绝非易事。本书作者邓教授不仅翻译了这本著作，而且将原书的真髓译了出来。

序

译者的话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非暴力

第二章 内心的两个声音

第三章 暴力

第四章 东方对抗西方

第五章 “印度自治”

第六章 甘地和他的神

第七章 肤色界限

第八章 种姓与贱民

第九章 分治

第十章 儿子和继承人

第十一章 最后的行程

第十二章 剖析甘地

致谢

“内心的声音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然而有时我们确实感到内心存在推动我们做某些事情的东西。我想，我学会分辨这种声音是我开始定期祈祷之时，大约是在1906年。我搜索枯肠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你问起这个问题。事实上，却不存在我突然感到获得一些新感受的时刻。我认为我的精神生命不知不觉地在成长，正像我们身体上的毛发在长一样。”

看来他是在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是革命而是进化，而这种变化就像他的自由意志同环境或“命运”相互磨合一样，在无突变和痉挛的情况下稍稍而平稳地进行着。甘地在1925年开始撰写的自传中，谈到了1888年为了学习法律到达英国后不久他的思想斗争：

“我一直思念家乡和祖国。母爱总是浮现在脑际。夜深人静，泪珠滚下面颊……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儿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他们的住处。就英国的礼仪而言，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还有是坚持素食者誓言带来的不便。即使是我能吃的食物也淡而无味，难以下咽。因而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我无法忍受英国，但返回印度连想都不要想。内心的声音在说，现在既然来了，我必须学完3年。”

假如甘地在对普雷马本所说的是确切的，那么1888年他做出完成3年留学的决定就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然而，这一决定意味着他在成长中前进了一步。在伦敦做的这一决定以及做出决定之前的思想斗争，酷似5年之后他在马里茨堡做出的抉择。当我们思考马里茨堡在甘地一生中所占的位置时，回顾一下1893年5月25日发生在德班的一件事也是有启发的，这件事发生在他到达德班的3天左右，以及他乘火车前往马里茨堡前夕。塔塔·阿布杜拉，这位雇甘地为他打官司的人，将23岁的甘地带进治安法庭，让他在面对法官的“马蹄形”席位上坐在自己白人律师的身旁。甘地不了解他应该在法官面前取下他的包头巾。法官目不转睛地盯着甘地缠头的头巾，看来最终是婉转地数落了甘地几句，甘地随即就离开了法庭。第二天，《纳塔尔广告报》登了下面一则报道：

“不受欢迎的来宾

“昨天下午，一个印度人来到治安法庭，在马蹄形坐席上落座。他穿着考究，据悉他是位英国律师，将前往比勒陀利亚，办理一桩印度人案子。他进入法庭后，没有除下他的包头巾，也没有向法官致意。法官不悦地看着他……这位新来者不打算出示他的证件，他回到座位上时被悄悄地告知，在开始律师职业之前，他必须履行的手续是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

甘地立即给《纳塔尔广告报》写信：

“我震惊地读到贵报今天有关我的一段文字。如果法官大人不悦地看着我，我感到抱歉。的确在走进法庭后，我既未摘下包头巾，也没躬身致意。但是……我丝毫没有冒犯法官大人或是不尊重法庭的意思。，正像在欧洲人之中脱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同样，对印度人来说不摘下包头巾也是如此……在印度的高等法庭中，没有放弃家乡缠头习惯的印度律师始终是带着头巾”。

“说到鞠躬，或是如你称做的致意，我仍是遵守孟买高等法庭中立下的规矩……这段报道似乎想表示，虽然私下里我被告知不要再坐到马蹄形座席上去，可是我仍回到了我的座位。事实是，我被法庭管事带到译员的房间，他们告诉我下次如不出示证件，就不许在马蹄形坐席就座。

“为了双保险，我问管事，今天我能否回到原座位，他很和气地说，‘可以’。因而，当我回到法庭却又被当众告知，只有出示证件才有资格回到原位时，我十分诧异。

“最后，我请求法官大人原谅：如果他认为是由于我无礼——不了解情况和无意而为之——使他生气的话。”

教育白人了解印度人的风俗习惯，在报纸上直言法官的话使他“大为震惊”，以及诚心诚意地道歉——尽管他无意中得罪了人，作为一个对印度文化倍感骄傲、具有大无畏自尊意识和坦诚认错的态度这些综合品德的人，马里茨堡事件之前的甘地和后来我们了解的甘地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在即将完成在英纳·坦普尔学院的法律学业和不再吃伦敦伙食的21岁的“莫汉达斯”——这位早年甘地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品质。P30-31

在印度，圣雄甘地被誉为“国父”。就像其他很多印度事物一样，他的遗产，他的哲学，他的思想和信念享有普遍的共鸣，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当今更加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世界中，比昔日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恐怖主义横行于全世界，并对和谐、稳定、和平和人权构成更大威胁之时，他推崇的和平、非暴力以及“目的并不说明手段”的教导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邓俊秉教授出于热爱担当了翻译拉吉莫汉·甘地撰写的这本传记的重任。邓教授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熟悉印度。她之所以翻译本书，反映了她坚信，圣雄甘地的信念，不仅对印度和世界人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印度最大的和伟大的邻国——中国人民，仍具有现实意义，就像圣雄当年活着时一样。

邓教授的译著将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观察现代印度历史最关键的阶段。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领会、吸收并且希望他们应用圣雄推崇的和平、非暴力和社会友爱。正当中国发生巨大社会经济变革之际，甘地先生倡导的上述精神也许尤为有意义。

圣雄甘地的伟大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和导师。拉吉莫汉·甘地的这本著作不仅是这个心怀崇敬之情的孙子撰写的他的比真实生活高大的祖父的传记和有关甘地先生一生的故事，而且意在用批判的眼光来表现圣雄对非暴力、宗教、种族、种姓和印度分治这些问题的看法。因此，翻译此书绝非易事。然而邓教授不仅翻译了这本著作，而且将原书的真髓译了出来。为此，她尤其应该得到赞扬。

我认识邓俊秉教授至今已6年有余。她对工作以及对改善印中关系愿望的执着和奉献，一直令我感动和钦佩。我希望，她此举将有助于中国读者领会圣雄精神的精华，并在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理解印度源自其多样性、多元化和传统的力量。

印度前驻华大使 印度外交部秘书 苏里宁

2006年10月26日于新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