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登百老汇》为作者的自传作品，回忆了他在湖南成长，在北京、山东、湖南、云南各地的求学经历。

本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艺界中一个最著名家庭的生活经历，以及作者在美国寻梦的曲折过程，让读者不仅了解了美国出版界的运作、五光十色的好莱坞以及百老汇舞台前后的许多细节故事，也了解到这一独特世界中的种种文化现象。书中贯穿了作者小说创作中的轻松和诙谐，情节起伏跌宕，很多地方会让读者忍俊不禁。

本书原著为英文，作者回顾其一生文学之路，忆起了启蒙他鬼与性的湘潭家乡，以及随后往北京就读中学，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云南边陲担任土司秘书，协助土司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有趣经历。作者1943年赴美，获得耶鲁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后，以写作为生。他自述在坎坷起落的人生旅行中，有三次难忘的幸运：首先是因短篇小说《禁币》得奖而获得移民许可；而后由于一位老人于临终前在《花鼓歌》原稿上写下“可读”二字，作者与《花鼓歌》就此登上百老汇舞台；继而在黄宗霑所主持的读书会上认识了他的夫人乔伊斯。跟随他几丝怀旧情愁的追记，我们看到一位华裔作家，如何在他乡挣扎沉浮的岁月里，从现实世界中产生艺术创作的热诚，并以其轻松诙谐的笔调，勾画出异种文化的交流与好莱坞的万象。

第一章 在中国

 第一节 鬼与性的启蒙

 第二节 乞丐义举救人

 第三节 犯罪伙伴

 第四节 北京往日

 第五节 从土包子到城市佬

 第六节 学生难民

第二章 最佳年华

 第一节 土司的现代化改革

 第二节 方土司与共产党(存目)

 第三节 方土司和他的法庭

 第四节 土司的家庭纠纷

 第五节 胜利庆功会

 第六节 方土司、斯特朋医生和水蛭

第三章 在美国

 第一节 派克笔，吉他和打字机

 第二节 4-F及外国人

 第三节 “Chick，Wanna’Neck？”

 第四节 从哥伦比亚到耶鲁

 第五节 鸡脚宴

第四章 改变我一生的小说

 第一节 画家山姆

 第二节 女朋友

 第三节 一箭双雕

 第四节 情人角

 第五节 一杯水运动

 第六节 醉酒后的决定

第五章 陌生的娱乐界

 第一节 百老汇与好莱坞

 第二节 断条腿

 第三节 孤独的岁月

 第四节 婚后的生活

 第五节 小台北

 第六节 《花鼓歌》逢运再生

后记——纽约行

尾声：《旗袍姑娘》的余波

附录一 为《〈旗袍姑娘〉的余波》说原委

附录二 答复蔡文甫先生的余波原委

第一章 在中国

第一节 鬼与性的启蒙

我出生在一个叫小霞的村子里。村子不大，但四面山林环绕，郁郁葱葱，更有一潭湖水相映，外加数十里稻田。长辈们美其名日“世外桃源”。不过桃树却只有一棵，就在我家前院，既老又弯，每年倒也开花结果，但等不得收获，便已成了果虫们的美味佳肴了。

我们家共有八兄弟，三姐妹。每人都取三个名字。我的学名为锦扬，意思是前程似锦，说起来挺难为情的；本名任余，是“任我放纵”的意思；小名则为“余细子”，也就是“老幺”，这显然是我父亲的得意之作。按规矩，大哥掌门，取代了家长的地位，而老幺则是家中的宠儿，无论品行如何。于是我备受溺爱，“前程似锦”又“自我放纵”。

大概是名字多了不好记的缘故，也因为我是第八个儿子，所以从我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被称为“八老爷”。父亲则是“老太爷”。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奶妈当年常说，对不起，要喂八老爷奶了。这个八字伴随了我一生。朋友们叫我“老八”，侄儿侄女们叫我“八叔”。直到如今，众多晚辈们不是叫我“八叔”就是“八爷”。同理，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有一个数位头衔，以免混淆。

我父亲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农人，他从来不下田，却酷爱书法。于是我这个老幺便成了他的书僮。习书法是一种礼仪。书僮的工作包括了清理书桌，挑选宣纸，掩襟挽袖，持笔研墨。研墨时，先将少许水倒入砚台，再持墨条有节奏地在砚台上研磨，直至墨汁变浓。父亲总是先试一下墨，然后示意我是否要继续研。父亲喜欢写草书，写字时，头随笔运轻微摇摆，写完后，直起腰来审视一番。我十分着迷，因为他从不出错，也没见他扔掉过一字一纸。遇有客人来访，父亲总是以一幅字相赠为告别礼。

我家屋外有一鱼塘。厨子常常撑一叶木筏下池塘撒网捕鱼。鱼儿在大网中活蹦乱跳，十分耀眼。捕一次鱼虾够一家人吃一个月：或蒸鲤鱼，或醣鲶鱼，或炒鳝鱼，或炸大虾。倘若有幸捕到一只甲鱼，则配以草药与母鸡合嫩。据说这是大补，效果不在鱼翅燕窝以下，只是便宜得多了。

湖水常使我们这些小孩子神魂颠倒，因为里面有水鬼，那些淹死在湖里的人经年累月阴魂不散。水鬼们还时常造访我家。每当我们发现堂屋祖宗祭坛上的香碗里有水珠时，就认为鬼来过了，它或许是在寻找下一个替死鬼吧?于是孩子们有一段时间就不去游泳了。夜深人静时，我们睡不着，瞪大眼睛注视天花板，幻想着鬼在房间里游来荡去，俯视我们。我们惊恐万分却又不愿意错过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刺激。长大成人后，我们开始怀疑那些水珠该不是父母故意撒上去吓唬我们，好让我们不敢去游泳。他们为了不让我们到鱼池里去游泳，曾经想尽各种办法，直到终于无计可施。

我们家是个由几个院子组成的大庄园。有一间大堂屋，一个厢房，几十间卧房，加上一个蔬菜园子，一个羊槽，一个猪圈和一个水牛棚。以厨子兼管家为首的六七个用人，料理家中里里外外大小事务，平时溜溜牲口，喂喂鸡鸭。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则杀猪宰羊。

早、中、晚三餐均十分准时。每当家里的三只狗聚在餐桌旁等着吃零嘴时，就知道是开饭的时候了。我不喜欢跟长辈们一起吃饭，因为饭桌上循规蹈矩，礼仪严谨。总是由父母先举起筷子，口中念念有词一番，然后一再告诫我们吃饭不许咂嘴，不要剩饭，因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桌子底下的狗们则不时散发出一股股臭气。于是我常常假装肚子疼而离席，溜去与用人们一起吃饭。

用人们在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吃饭。里面终年充满柴火味儿，以及呛鼻子的辣椒味儿。厨子兼管家领着五男二女，围坐在四条木头板凳上。他们很少交谈，也不把我当一个主人看待。在我溜进来坐到我最喜欢的那个身体丰满、气味诱人的女佣身旁时，没人起立鞠躬。我自己到数尺外的饭锅里去盛饭，并到挂在墙上的竹筒里取一双筷子。然后十分放松地肆意咀嚼，咂嘴咋舌，吹气打嗝，陶醉在吃饭的杂音中。在家里的饭桌上，我从来没有食欲，可在这里与用人们一起吃饭，则是狼吞虎咽，越来越像他们吃饭的样子了，饭烫了就用嘴吹，还不时吸进凉气冷却舌头。

P1-3

黎锦扬，湖南湘潭人，先后在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就读。1943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毕业后靠写作为生。1957年发表长篇小说《花鼓歌》，被改编成歌剧在百老汇上演，后又被拍成电影。2001年，该小说再度被改编成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此外，作者还写作了《情人角》《天之一角》《天涯沦落人》《愤怒之门》《太平天国》《中国往事》《旗袍姑娘》等小说。

《跃登百老汇》为作者的自传作品，回忆了他在湖南成长，在北京、山东、湖南、云南各地的求学经历。作者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受聘到芒市傣族土司方家担任秘书，边陲的生活工作写来生动有趣。本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作者求学耶鲁，在美国以英文写作，作品被两度搬上百老汇舞台的历程。本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艺界中一个最著名家庭的生活经历，以及作者在美国寻梦的曲折过程，让读者不仅了解了美国出版界的运作、五光十色的好莱坞以及百老汇舞台前后的许多细节故事，也了解到这一独特世界中的种种文化现象。书中贯穿了作者小说创作中的轻松和诙谐，情节起伏跌宕，很多地方会让读者忍俊不禁。

原书2003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本社此次出版，所做的编辑工作有：1．将原书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2．对原本中各种姓氏译名、各种地理译名予以原译保留；3．本书对原本中汉字数字不予变用阿拉伯数字；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书中台湾当局有关单位名称也做了技术处理。5．由于作者政治立场原因，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做了存目处理，其他个别的删节注明了所删字数(不包括标点符号)。即使如此，本书现存文字之意旨、观点等，也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会一一甄别明鉴。

纽约行

去年十月《花鼓歌》重上百老汇时，我只计划开幕那天去凑凑热闹，在纽约休息两天即打道归家，因黄哲伦改编的《花鼓歌》我已在洛杉矶看过无数次了。不料我女儿Angela早已替我安排了在纽约六个星期的节目。当她提起在纽约的演说和参加“新书发表会”时，我的手已经开始出汗了。

我一生中最怕三事：开车、打字和演说。至于“新书发表会”，使我尤其紧张。四十年前我客居旧金山时，一位专业筹办“新书发表会”的女士，每月替作家推销新书，作家要演说、签字、唱歌和说笑话。为着大家赚钱，作家必须自擂自吹，天生内向的作家很少是鼓舌如簧的买卖人，而且多数是口齿不伶俐，说话结结巴巴。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说话越多，我的书卖得越少。

女儿说那是四十年前的事，这次纽约的《花鼓歌》新书发表会，有黄哲伦助阵，他口才好，我口吃的时候他会替我解围，而且书局会先发请帖，高占广告，等我到会时，会场会坐得满满的，而且人手一册，等我签字。至于其他活动，多半是报纸电台访问，吃喝玩乐。“A piece of cake”，女儿说。

因为《花鼓歌》的背景是旧金山，在我动身之前，该市唯一大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派了记者和摄影机来访问，还带来了礼物，记者小姐有说有笑，摄影师把我当“模特儿”一样地前后左右拍了数十张。出版时把我不喜欢的一张侧面像和访问登在封面上，几乎占了该报首页的三分之一。

我小的时候，母亲常要我喝冰糖莲子燕窝羹，又甜又补。果然，这次纽约之行，好像天天在喝冰糖莲子燕窝羹。见的人都是笑逐颜开，出出进进都有女儿作伴；如果女儿忙，还有她的助手高丽小姐Kim作陪。买东西自己不要掏钱，交通有包车，坐地下铁一次还是我的坚持，因为到纽约不坐地下铁，等于到了巴黎不爬爱菲尔铁塔。演说时当我张口结舌时，常有黄哲伦搭救解围。在Barnes & Noble书局的签名会中，一切安排得如女儿所说。当我从书局的休息室走出来时，会场已坐满了人，英文《花鼓歌》几乎都是人手一册，等我签字。

《花鼓歌》在维吉尼亚戏院开幕前，锣鼓喧天，两只雄狮在剧院前奔跳祝福，戏院里挤得人山人海，我打开节目单，发现这次演出有十一位副制作人，经打听，他们都不会唱不会演，不会写不会道，大半都是银行界和企业家。这使我联想到电影大王邵逸夫先生，他不会唱不会跳，如果没有他的钱，不知道有多少演艺人要另谋他业。

一天，当我一人在家时，我决定做一次东村文化城的探险。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我东张西望，有如乡下人进了小城，沿街都是小杂货店、小餐馆、小剧院、咖啡馆，还有交际舞学校。街上的行人，都是急急忙忙，面色紧张。在洛杉矶的街上，行人不多，有的优游散步，有的脸上贴着耳机，边走边聊天。我还看见一长者转头看过街美女，一头碰在电灯杆上，打破了他的金丝眼镜。

在纽约，我是个加州客，随心所欲地东西转弯，欣赏纽约的街景和如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纽约人，观察他们打冲锋的背影以自娱。他们一起闯红灯，我还是等着绿灯按规过街，有时不免有人掉头一望，好像怀疑我是否有老人痴呆症。

忽然，我走到了一条大街，两边有摩天大楼，汽车喇叭叫声不绝，街名生疏，我有些发慌了。我仅记得我女儿住在二十五街。我问路，行人转头不答。有位好心人笑着说：“第二十五街好长呀！”

我摇手叫了一部计程车，司机有极重的外国口音，他问二十五街多少号，我只知道她的住宅前有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教堂。面无表情，这位司机打开计程表勇往直前，但他东转西弯连二十五街都找不到。“Aha！”他叫了一声，他找到了二十五街，接着他开始找教堂。当他找到了教堂时，又叫了一声“Aha！”我告诉他我要找的是一所正在翻修的大教堂。他继续前进，当他第三次叫“Aha！”时，计程车表上的针已经跳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好像我们把整个曼哈顿都走遍了。

次日，亚裔太平洋美国学术研究所在纽约大学举办了一次《花鼓歌》专题讨论会，还邀请了一些有声望的中西学者参加。学生学者挤满了纽约大学的电影院，谈论《花鼓歌》的内容。大家对于故事中的麻面缝衣女特别有兴趣，质问黄哲伦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位多情的女人写入舞台剧。在小说中这位缝衣女HelenChao爱上了小说中的王大少爷，很使人同情，当黄哲伦解释没有用她的原因，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应，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因为是多情女人追男人，博得不少笑声。有人问那位麻面HelenChao是否真有其人，我说故事中的人物有真有假，Helen确有此人，但我把她加油加醋使得她更为可怜。我又把王大少爷的爱情生活谈得津津有味，忽然间，全场听众哄然大笑不止。我暗中自喜，是不是我还有一种谈笑话的天才？如果文章写不出，也许可以去当一位Stand-up(Comedian，即美国的所谓“立地说笑话的人”。

回到洛杉矶后，我还在回味我如意的纽约行。在纽约，天天吃的是冰糖莲子燕窝羹，计程车的“Aha”，虽然有些不愉快，也不过是燕窝羹后的一碗酸辣汤罢了。

一周后，我接到纽约记者卢蜀萍女士寄来她在《彼岸》杂志写的文章，其中提到：

十月的一个下午，在纽约大学的CANTOR电影院举办着关于黎锦扬的英文小说《花鼓歌》的专题研讨会。

将《花鼓歌》再次搬上百老汇的华裔戏剧家黄哲伦提到，原小说颇费笔墨的女裁缝Helen Chao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因为剧情需要压缩，他没能够把：Helen加进去。他大致介绍了Helen的故事，但是不肯告诉大家Helen命运的结局。参加讨论的几个女学者不失时机地从女权主义角度，为这个可怜的女性鸣不平，但每个人都很识趣地在适当处收住话题，死活不肯透露Helen的下场。会场外正摆着一大堆新印的且还散发着墨香的《花鼓歌》，“谁想知道底细，就买一本回家好好看去吧。”黄哲伦说。

黄哲伦在专家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后把话筒递给了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黎锦扬，说：“咱们还是请小说作者自己谈一谈Helen吧。”

黎锦扬从座位起身，接过麦克风。他瘦削的身材，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这个今年八十五岁的老人听力已经严重衰退，虽然有助听器，还是经常漏掉别人的话。

黎先生从听众的反应中知道大家在谈小说中的缝衣女。“Helen Chao吗？”他说，“她最后自杀了。”

全场哄堂大笑不止。

我现在一想，记起失恋的Helen Chao，在原歌剧中唱了一首凄惨的歌Love Look Away(《爱情不要向我看》)，是三十年前一首轰动一时的歌，同情她的人不少，原来，黄哲伦与一些听众为Helen Chao的结局严守秘密，以便多卖几本书，不料我糊糊涂涂自打嘴巴，把秘密泄漏了，难怪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我也不知道少卖了多少书。

我读完卢蜀萍小姐的报道后，满脸发烧，结束了我要做“Stand-up Comedian”的大梦，从此不再想返老还童，或想什么第二职业和第二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