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也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那些民国时期曾经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浪潮的北大教授，有着迥然歧异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

他们是今日之北大引以自豪的记忆。

本书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这些北大教授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大潮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

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序：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

 三、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四、大无畏的革命传奇

 五、蒋梦麟与陶曾谷的后续情爱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以德治校

 一、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二、以德治校的进德会

 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四、对于陈独秀的变相免职

 五、北大评议会的制度缺失

 六、蒋梦麟眼中的制度与道德

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一、章士钊与陈独秀的早期交往

 二、从《甲寅》到《新青年》

 三、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四、后《甲寅》时代的话语之争

 五、鲁迅与章士钊的法律较量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二、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三、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三、《新青年》的“复活”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一、钱玄同与《新青年》杂志

 二、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三、钱玄同的“小批评大捧场”

 四、胡适与钱玄同的精神分歧

 五、钱玄同的追悔反思

 六、钱玄同的“偏谬精神”

 七、钱玄同与胡适的真诚合作

《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一、《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二、刘半农与周氏兄弟

 三、刘半农淡出《新青年》

 四、刘半农与胡适的后续交往

 五、鲁迅与刘半农的精神歧异

 六、刘半农与胡适的善始善终

 七、刘半农的死后是非

周作人的歧路人生

 一、周作人的事后回想

 二、忠实原著的“直译的方法”

 三、人道主义的新宗教

 四、《小河》中的劣势心态

 五、天堂净土的“新村”

 六、“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线图

吴虞教授的风流情事．

 一、菲儒反孔的吴虞

 二、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

 三、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四、吴虞的风流情事

 五、钱玄同的全盘否定

 六、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七、“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八、周作人的推波助澜

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

 一、胡适笔下的马寅初

 二、马寅初的计划经济观

 三、马寅初的晚年情怀

 四、北大精神再思考

高一涵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一、《新青年》的创刊元老

 二、“甲寅派”的重要写手

 三、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四、与胡适的共同“努力”

 五、高一涵的“起死回生”

 六、1949年之后的高一涵

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他‘家翰笙’”

 二、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三、陈翰笙与史沫特莱

 四、陈翰笙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梁漱溟的法制观念与路径迷失

 一、梁漱溟与蔡元培

 二、梁漱溟的法制意识

 三、梁漱溟的路径迷失

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一、五四时期的陶希圣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三、名门之媛陶琴薰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高仁山是北京大学继李大钊之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一行字。《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中，另有“高仁山（1894.4—1928.1），1924年起任教育系教授，l928年被军阀杀害于北京”的记录。查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项下有“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被枪决”的记载。但是，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文本中，高仁山烈士究竟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又是如何被枪决的？迄今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难解之谜。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

与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笔者最初知道高仁山这个人，是通过鲁迅收入《华盖集》的著名文章《“碰壁”之余》，其中写道：“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关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写道：“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碰壁”之余》写于1925年9月15日。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师大学潮的中坚人物许广平，已经在致鲁迅信中介绍说：“杨婆子在新平路十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亲到教部催促早日解决校事，一方另呈文至执政处，请其早日选人至教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维持一节，碍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办，出来说话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惹一身脏，好比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轻举妄动。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

“杨婆子”就是被驱逐出校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她与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马寅初、陶行知、查良钊等人，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校友；她与政学两界的吴稚晖、陈源、陈翰笙、顾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为江苏无锡人。“七个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鲁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树人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报》公开发表的事情。除北大教授兼女师大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是河北阳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来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职教员。“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为女师大校事积极奔走的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音乐系主任萧友梅。由许广平的书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对于女师大学潮的缓和及解决，是产生过正面影响与积极作用的。

到了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钳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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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邵建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白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阅信后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之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种文化对比和路径歧异。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钱玄同在“通信”中写到：“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话头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望“五四”，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面对读者对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曾经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这部分北大教授，所选择的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甚至于骂人有理的不宽容甚至反宽容的精神路径。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张耀杰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的那样明晰，真让我佩服。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读罢这本书，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杜光(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