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总有一天，属于我的事业，会有涨潮的时候！”

台湾著名作家隐地的父亲一生宗奉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涨潮之日。隐地却由此选择了一个反其向而行之的座右铭：“站起来！你自己不帮助你自己，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本书是隐地自己的传记，也是中国台湾从五○年代到二○○○年的文坛缩影，共收二十五篇散文，以个人“成长的故事”为经，以“走过的年代”为纬，道尽人生沧桑，却又处处充满生命的激情。这样一种类似自传的个人书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变迁、台湾变迁的读本，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于贫穷、理想、坚守、奋斗的人生读本——每个人都在期待自己的“涨潮日”。

“……我相信总有一天，属于我的事业，会有涨潮的时候！”

台湾著名作家隐地的父亲一生宗奉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涨潮之日。隐地却由此选择了一个反其向而行之的座右铭：“站起来！你自己不帮助你自己，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本书是隐地自己的传记，也是中国台湾从五。年代到二○○○年的文坛缩影，共收二十五篇散文，以个人“成长的故事”为经，以“走过的年代”为纬，道尽人生沧桑，却又处处充满生命的激情。这样一种类似自传的个人书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变迁、台湾变迁的读本，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于贫穷、理想、坚守、奋斗的人生读本——每个人都在期待自己的“涨潮日”。白先勇先生说这本书“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本书曾获台湾《联合报》二○○○年读书人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开卷版“影响二○○○年度特别注目”。

序

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序曲

 潮水

 第五十八首

成长的故事

 上海故事

 我的上海话及其他

 涨潮日

 传说

 饿

 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

 孤云和孤影

 新天地

 书墙·书架·书橱

 哥哥·欧洲和我

 少年追想曲

 半身之有

 附录：诗集

走过的年代

 五○年代的台北

 一条名叫时光的河

 翻转的年代

 附录：到林先生家做客

 十年流金

 附录：王鼎钧的圣歌

 我的九○年代

 二○○○年·今昔今昔

梦想的追求

 文学追梦五十年

 我的拉力(代后记)

附录

 隐地涨潮

 冠礼

 母亲的〔涨潮日〕

 天外黑风吹海立

我不是上海人，但因为诞生在上海，一辈子的记忆注定会和这个城市纠缠不清。

其实我和上海像是有缘，实际无缘。当我才七岁时，就被父母送到江苏昆山一家顾姓人家寄养。一九四七年底，我十岁的时候，在台湾省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英文的父亲，特地到上海接我来台。

说到父亲怎么会在五十四年前就漂洋过海，从上海独自到台北来教书，想来真是一则传奇。原来父亲赋闲在家，他在台北北一女教书的好朋友突然生病，写快信到上海请他代课，代了半年，他的朋友身体复原，但当时学校缺人，就请父亲留下来教书，父亲喜欢台北的纯朴安静，写信给母亲和姊姊，她们都到了台北，第二年，父亲专程到昆山接我。

当时十岁目不识丁的我(全村庄的入都不识字)，正准备下田学插秧当一个农夫。这是我一生的关键，如果不是母亲在台北天天吵着要父亲赶快接我来台，我如今很可能是一个又黑又老且不识字的典型中国农夫；台湾当然也不会有一家名叫尔雅的文学出版社。

(母亲，在您生前，我从来不曾说出对您的感激，感激您生我，又在紧要关头改变了儿子的一生命运。)

从我住的小园庄坐船到昆山，再从昆山到上海，待了两天一夜，如今留存在我脑海的只剩下一场电影。

七岁以前，我没有看电影的印象，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在昆山的三年，倒看了一些野台戏，只晓得戏台上的人全是穿古装，穿现代装的人不是拉胡琴就是搬椅子桌子的工作人员，怎么到了上海，父亲带我看戏的地方，竟然挂着一块大白布，布里面的人都穿时装，许多人走来走去，从头到尾没看到穿古装的人出现，当白光消失，父亲就带我走出戏院，我却还一直等着好戏开锣。没有人翻筋斗，没有缤纷多彩穿古装的人唱戏，这怎能算看戏？父亲是严肃的人，我和他整整隔开了三年，更不敢去问他，上海人演戏，怎么没人拉胡琴，也不见主角出场？

要经过多少年之后，我在台北一遍又一遍地看陈娟娟的《四千金》、陈云裳《木兰从军》、屠光启《出卖影子的人》、龚秋霞《柳浪闻莺》、周璇《三笑》、白光《荡妇心》、《六二六间谍网》和《血染海棠红》……我才突然省悟，那次父亲在上海其实带我看的是电影——我生命中的第一场电影，和乡下看的野台戏是完全不一样的。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母亲是江苏苏州人，在三○年代，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老病死在自己家乡的年代，他们如何会在上海聚合，而使得世界上增加了我这样的一个新生命？

这个“上海故事”．说来神奇。

父亲年轻时在温州(永嘉别名)家乡的婚姻由父母决定，他虽然和大妈生下两个儿子，却仍然逃家出去，一个人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遇到当时担任接线生的母亲，父亲说自己是单身汉，他是之江大学外文系的学士，在那个中国过半人口都不识字的年代，大学毕业生是多么引人羡慕的招牌，再加上父亲一向爱穿笔挺的西装，母亲说她就是这样被父亲的外表所骗。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

父亲和母亲在上海租了一间亭子间，开始他们一生快乐很少、哀叹不断的生活。

他们一定努力过、奋斗过，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但上海必然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了。“上海这个地方看上去大家都是来冒险的，机会相当，可其实上海更像一个大大的玻璃橱窗，把她想要的东西展示给她，但不给她。”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里，把到上海淘金的男女说得赤裸，文中的“她”，虽有所指，其实也可指任何一个想到上海做发财梦的人。我的父母显然也是上海生活的失败者。

而母亲又怎么会到上海的呢？她一个苏州乡下姑娘，最初能嫁到上海，。一定以为从此可过吃好穿好的富贵生活，生了姊姊，不料丈夫却过世了。母亲带着姊姊，是在怎样的宿况下，做了当时最时髦的行业——接线生？又是什么机缘认识了父亲？这些谜团，在我们那个威权年代，父母不讲，孩子当然不敢问．如今父母长埋地下，所有的疑惑，都不可能寻到答案。

父亲一生中事业唯一的高峰，就是在接我回台的轮船上谈成了一笔生意，他取得上海种玉堂大药房台湾的总代理权。

据说凡是生不出孩子又想得到孩子的夫妇，只要吃了我们家代理的种玉丸，就会如愿以偿。那时我们住在宁波西街八十四巷四号，是北一女配给父亲的宿舍，当年大门上就挂着一块“上海种玉堂台湾总代理”，由于这面招牌，我们家进进出出的男女特多，那一阵子也是我们家经济状况最优裕的几年，如陈丹燕所说：“上海人……要是有一点钱，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来，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母亲本来就是漂亮又爱干净的妇人，经她一打理，我们家和左邻右舍比起来，真的像很有钱的样子，可惜不久就碰到一九四九年，上海和台湾一切来往切断，种玉堂的药丸售完之后无法补货，总代理权也就无疾而终，而家里的开销大了一时省不下来，光靠父亲有限的薪水难以维持。母亲在原先挂“种玉堂”招牌的地方，改贴“代织毛衣”四个大字，姊姊也是织毛衣的能手，和妈妈合作，织出一件又一件好看的毛衣。上海人不服输不屈服的精神，我从小就由母亲好强的性格里学习了来。只是命运磨人，母亲愈想过好日子，父亲却像中了邪，做一行垮一行，又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做生意赚钱，无法专心教书，一九四九年大量大陆逃难人口流转到台湾，人浮于事，不久，爸爸失去了教职，上海来的这对夫妻——我的父每——从此吵架，冷淡对方，一生过着穷困潦倒的拮据生活；快乐，也就从此和我们家绝缘，欢笑消失在我的童年，以及往后漫长的青年发育期。P15-19

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白先勇

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e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一九四九年算起，跨过整个五○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两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是何等严峻。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在五○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大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最近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最近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竞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的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最近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回忆录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而且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三十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一九四六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国民党一撤出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上海故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他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说起厦门街九十九巷陈家好婆，更是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饿)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

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入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溜达，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哪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午睡，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问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原先欢喜地出门

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

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么在回家的路上

走过牯岭街——

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

无端地悲从心生

黑发的脚步

走成白发的蹒跚

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地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时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住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五○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斯·迪恩主演《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我的拉力

《涨潮日》出版前，照例，我又请盛弘帮我校对，他在寄还校稿时附了一段校后记：

我仔细地看了您勾出来的三篇短文，并与《涨潮日》第一部分相比较，仅就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其中的相符与相悖。

《涨潮日》第一部分写您的童年以至于壮年，笔随意走，宛如乱针绣法，勾勒出一明晰的身世背景，情感是真挚而真实的，笔法则以简明的叙述为主，两者相配合，看似简单朴素，其实饱含张力，尤其以您一个事业有成的公众人物，对欲望、对双亲不为人知的过去，等等私我领域多所着墨，便显出了力道，是散文而类似于私小说；另外，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固然是为您个人写史，其实也为台北市写史，很精彩。

为个人写史，其实是为我自己的少年时代写史，而我的少年时代，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是因为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台湾光复初年——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前后，台湾从贫穷里走出来，贫穷使得我们和现代的青少年不一样。那时很多家庭都有七八个小孩，奇怪，愈是贫穷的年代，孩子愈多，相对的，食物和衣物却少得可怜，赤着大脚，穿着补丁的衣服，吃着粗食，我们在泪水和欢笑里长大。透过自己的笔，我真的想把五。年代六。年代写下来，让我们这个患着失忆症的城市，也偶尔能触动神经，稍有苏醒的时刻。

书要出版的时候，许许多多的面孔和名字不停地来到我的面前，进入我的脑海。他们曾经都是我的拉力——拉着我向上、向善，给我力量，使我免于堕落。

从荫棠老师

读女师附小三年级时，有一位从荫棠老师，她是第一个用善意的眼睛关怀我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是一股暖流，好像我读到五上时，她就离开了学校，从此音讯全无，老师应当嫁为人妇做了妈妈？还是老早已升级为奶奶，再也没有人知道从老师在哪里？

姜一涵老师

在我们一生当中，无论小学、初中、高中或大学，只要遇到一个真正热心负责的国文老师，我们的国文程度就不至于太差劲，遗憾的是，我们常常连一个都碰不到。比较起来，我个人应当算是幸运的——一进新庄中学，就遇上了一生难忘的姜一涵老师，今天能拿起笔来涂涂写写，全是由于我的初中国文老师督促和鼓励的缘故。

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我记得那时他刚从师大毕业不久，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某些事情的忍耐，然而他还是常常发脾气。我们很怕他，上他的课谁也不敢和谁讲话，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缓慢慢体会出他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师，大家也就由怕他而变为敬他了。

第一年他的重点是放在错别字的辨认上，凡是容易混淆、容易使人写错的字，他要我们每个字写十遍或二十遍，考试分数占最多的也是错字改正，他认为识字是学习国文的基础，基础不稳固，任您文章写得如何出色，辞藻用得如何美丽，别人仍会嘲笑，甚至于说：“写文章的人还写白字！”这句话包含多少轻蔑。

“避免开口读错音，下笔写别字，就是要多查字典！”为了鼓励我们每人都养成查字典的好习惯，他还举办“查字典比赛”，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字，看谁查得最快；对于功课好的同学，他时常买一点小礼物送给我们，像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东西不值什么钱，然而大家都渴望得到奖品，那代表的是一种荣誉——就这样，一学期下来，班上同学的作业簿上少有错别字，一旦报章杂志上有错字，我们也很快就校出来。

第二年开始，他要我们读课外读物，譬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徐钟珮的《英伦归来》等等；同时也不忽略同学们的作文成绩。每本作文都仔细批改。发作文簿的时候，他会挑最好的两三本朗诵给大家听，试想当你的作文本上划满了红色的圆圈圈，并由自己敬爱的老师来朗诵，那是多么的喜悦而令人骄傲。更奇怪的是，只要由老师嘴里念出来，我们本来并不出色的作文一下子变得流畅起来，这样，我们都对作文发生了兴趣，也愈发喜欢上作文课了。

他不像某些国文老师那样厌恶白话，可也不特别提倡文言，古文要背，却也不忘介绍我们看报纸上的副刊，他不注重文章的形式，却十分在乎文章的内容。他不希望同学们用过多堆砌的形容词，“简洁、简洁！”他常常这样提醒我们，他的一贯主张是：文章最重要的是表情达意，如何能使别人引起共鸣，也就是说，你写兴奋的事，要使读者兴奋，你写悲哀的事，读者也跟着你流泪，这样的文章，才算上乘作品。

沈宛真老师

沈宛真老师是我读育英中学的英文老师，那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但沈老师认真的教学，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

沈老师当时也在台北建国中学执教(建中、育英同时执教的还有历史老师戴玄之、地理老师王洪文、国文老师刘皋、生物老师马元乾、数学老师傅禺)。建中的学生成绩优秀、全岛出名，而育英在当时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数聪明有余，但真肯踏实用功苦读的，并不很多，和建中学生一比，颇为逊色，沈老师为此会责备我们，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心，自然流露在她的言谈中，不像有些老师，上课教书，下课走路，学生功课好坏，一副与他无关的模样，沈老师是有热情的老师，年轻时候人高马大，身体健康，她在讲堂上一站，用眼睛四周一扫，全班同学立即鸦雀无声。沈老师的眼睛有一股威力，很多同学怕她，但更多同学心里明白，沈老师其实是一位慈蔼的老师，她爱着我们，她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教导，她不但记得每位同学的名字，慢慢的，她也知道我们每个孩子的特性，到了三年级，班上同学的英文都进步了，她来上课，我们也不再害怕了。

在我们同学中，有一位徐世棠同学，由于家学渊源，一代文学大师梁实秋教授，刚来台湾就住在他们家，徐同学除音乐造诣杰出之外，英文之佳也是无人能比，经过沈老师的一番指点，徐世棠同学的英文能力果然更加如虎添翼，后来成为“外贸协会”驻英代表。

经过四十多年，我仍清晰记得，沈老师和徐同学上课时都是直接用英语交谈，所以徐同学也特别怀念沈老师，每次从国外回来，总会约同学到沈老师家，和沈老师间话家常，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当年顽皮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大成人，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只是，当年健壮的沈老师，已于二○○○年五月十九日离开人世，享年八十六岁，而她钟爱的学生徐世棠(一九三九—一九九七)比沈老师走得更早，他是于伦敦过圣诞节因寒冷引发心脏病，得年仅五十八岁。去世前，他正赶着翻译梁实秋教授的一些作品，他也有兴趣制作有声书，他留下了一张《快乐王子》，每次听他的声音，总觉得他仍在我们身旁。

小敏姊姊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参加在日月潭举行的文史年会。当时有一百零一位同学参加，包括各大专院校与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同学。讲课的先生，都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像沈刚伯、钱穆、方豪、萧一山、李济、姚从吾等老先生。

我们于二月五日报到，男同学住在龙湖间，女同学住涵碧楼。有人把当年名教授聚集于日月潭讲学，誉为“鹅湖年会”。

当晚七点半，我们步行到日月潭“国民学校”的文史年会会场，产生了主席团，并做自我介绍。  在台北往台中的火车上，和师大英语系的黄济民学长谈得十分融洽——在长途火车上是很容易认识新朋友的，尤其是年轻人。

到了日月潭，都是陌生面孔，所以进出始终跟着济民。济民有几位师大的老同学，但他似乎也很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们上课时的位置也在一起。一次，钢笔里墨水干了。向一位有着可爱娃娃脸的女生借用墨水，因为她桌上放了一瓶。她微笑着把墨水瓶向前推了推，表示应允。而坐在她身旁、正在写字的小敏姊也因我的说话而抬起了头，我们就这样认识啦！

当我们彼此交换姓名、籍贯以及就读的学校时，她问我：“你师大什么系？”我为之尴尬，因为我只是个中学生。

“我在育英念高二。”指着身旁的济民说：“他在师大，二年级。”

小敏姊告诉我们，她在台大读书，四年级；她又介绍借给我墨水的林琼瑶：“她也在台大，三年级！”我几乎要惊叫了！那么小的女孩，竟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于自己，我感到惭愧。生活在大学生堆里的中学生，就像小学生见到了神气十足的中学生，自己一无是处。

她们有个“三人一体”集团，另一位张环宝同学，她当时就读北一女。

几天过去，在不认得的人看来，我们五个人很像是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老同学。

二月的日月潭，和雾分不开，在蒙蒙细雨中，我们环游名湖。同学们都化装成原住民，我记得当时的成大教授、《绿天》作者苏雪林女士也穿起了高山族的衣服，和教授、同学们一起拍照。毛王爷和毛公主是风头人物。

一个星期的欢乐相聚，使我们离别时，都有一份深深的怀念与祝福。

日子仍像往常一样，一天天地过去。大概半年后，文史年会在救国团邹容堂开检讨会，我去了，小敏姊已先我而到。长久分别，使我们格外亲切，她招呼我和她坐在一起。那时候我正为考大学烦恼，我的数理很差，而升学考试多半决定于数理的好坏；尤其是数学，容易得一百分，也容易吃鸭蛋。但我并没和她谈那使人焦虑的事，我们只诉说别后的生活，以及琼瑶、济民、玮宝等人的近况。

分别时，她摇着手说：“有空，你可以写信来！”

离考大学的日子越近，烦恼也越发加深。我像迷惑了方向，对着一大堆书，不知该读些什么好。于是写信给小敏姊，告诉她我的痛苦。

她回信告诉我许多用功的方法，可惜我竞放弃了数学，而专攻其他五门考试科目；现在我知道，考大学必须每一科都准备，更不应放弃自己不喜欢的科目。

我们继续通着信。她是一位好姊姊，我希望自己是她的弟弟。她来信说：“我非常愿意，不过我不知自己能否做你的姊姊，但我大胆地认了。所以我希望能知道你更多一点。”她并且开始向我介绍她的弟妹：“我要给你介绍我们五姊弟：大妹小树，二十岁；二妹小融，十八岁；大弟大雄，十七岁；小弟大德，十一岁。你要是算进来。排行老三，热闹得很！”

我把自己的全部都告诉了她，因为她是我的姊姊。

大学，像我自己所意料的，没有取。但是，平时是以“不会取”来作自我解嘲，一旦真的落第，我发觉自己抬不起头来。

她的信在我失望的第二天来了：“我曾写了三封给你的信，都因自觉词不达意而撕毁了。我现在只希望你懂得，我所最关心的，不是你的取与不取，而是你情绪的是否平衡。在一万六七千刷下来的同学当中，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我要你做一个最勇敢、最能面对现实的失败者。你在《联合报》副刊上的星期小说《榜上》，和你的信里都透露了你的勇气，使我真是安心不少。”  “《榜上》是我第一次读到你的文章，写得真好。我几乎告诉了每一个我认得的人，说隐地是我的弟弟，他们都不相信你那么小。我一年多以前就说过，你是希望无穷的。”

“希望你好好把握这几个月。当大兵的日子，又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宽心一点，快乐起来。我也会高兴些！”

没有她的这些鼓励，我真不知道当时我将如何活下去。

我开始了我穿上军衣的生活。我开始到姊姊家，在过年的时候，在休假的时候。

小敏姊虽然毕业于中文系，但她的英文也非常好，她参加外事处的考试(只考打字和英语会话)，她的成绩是：打字一分钟四十二个，会话九十分，顺利地录取了。

看到姊夫曹增琥先生，也是在小敏姊家里。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已有一种预感：他一定是小敏姊姊的“boyfriend”，因为他是那么的出色。当然，也只有像他这样的男人，才能赢得秀丽、娴慧的小敏姊姊的爱。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年纪轻轻，却已经官拜中校。

我们一块儿出去过，他请客看电影，是桃乐丝·黛主演的《乔迁之喜》。

作家李牧华

认识李牧华大哥总有四十一二年了，那时他在虎尾出版的《新新文艺》(古之红主编)上写长篇小说《山城之恋》，已经是一个出名的作家，而我当时只不过是高二的学生，写信给他，竟能得到回音，兴奋可想而知，往后我们不断通信，直到他调到淡水，时常见面，退休后他住在永和，这些年由于自己编务琐事缠身，反倒和他疏远了。

牧华大哥的学历毫不辉煌，他初中毕业后，就投入空军，研习气象，一直在军中生活，而他却能利用空余的时间读书、写作，自修英文，四十二岁以前，他只能创作，从四十四岁开始，他加入了翻译的行列，译有《黑色郁金香》、《基度山恩仇记》、《沙冈全集》等近三十种书籍。

在我们早年的社会，多的是不靠学历，而全凭自己的刻苦、毅力，冲破种种难关，奋勇直前，而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的人，包括成家、立业，以及进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使得我们的社会尚存同情心，人际关系和谐……牧华大哥就是这样当中的一位，虽然，他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业，甚至连苦心经营的华美出版社，也因不堪负累而结束了，但他满足于现有的一切，也满意自己拥有的家庭、妻子和孩子。这种平凡的人生观，是我们骄佚浮华的社会上最缺乏的一种素心，也最值得我们珍惜。

牧华大哥在我最彷徨的年纪，引导我人生的方向，鼓励我写作投稿，在我成长过程中给我拉力，所以至今影响着我，若有年轻热爱写作的朋友写信给我，也总设法回信，一封信，有时等于埋下了一颗文学种子。

李世雄处长

我的生命里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我在警总二处工作时的长官——李世雄先生，是他，只因在“人间副刊”上读了我的小说《挂在天边的苹果》，主动把我从勤务队干事，调到政二处当新闻官，编《警备通讯》，编《青溪》杂志。若非这些编杂志的经历，林先生大概也想不到要我协助她编《纯文学月刊》，没有编《纯文学》、《新文艺》的经历，洪建全文教基会执行长简静惠也不可能请我编《书评书目》，所以感激来感激去最要感激的是我的已经过世的老长官李世雄先生。

处长在警总退休后，曾在中视服务，他对人诚恳，乐于助人，所有跟过他的人，没有不崇敬他的，我在军中连同求学一共十四年的时间，先后碰到许多给我拉力的人，而李处长是我最大的恩人，只要回忆军中生活，李处长是我第一位想念的人。

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像写《小史记》的张友绳先生，他是我在中兴出版社工作时的长官，经常照顾、鼓励我。学姐邱纹理，是她把配到的房贷让给我，我才买得起属于自己的第一户房屋。新庄初中时的同学刘志明，他晓得我家里穷，数不清请我吃过多少东西，王菊楚一直在学业方面协助我，他是理化英数全才，没有一样功课不好。读育英中学时，姚镭、姚钛住的正义新村，也是我常去吃饭的地方，窦克勒当时住在中山北路，他在各方面都为我设想，当然更是我的拉力。进入干校，林敦泉和毛甸平，都能谈心，互切互磋。在人生的旅途上，良师益友，使我逐渐有了自信和成熟的个性，其实每一阶段都有一只拉力的手，在拉着我向上、向善，免于沉沦堕落——而堕落的念头，在成长的生命里，谁不曾有过，特别是遇到挫折，人往往会变得自暴自弃，这时，一只能给我们拉力的手，是多么的重要！

也让我们的手，都成为社会一股温暖的拉力吧！

附注：其实反拉力也是一种拉力。人的一生能遇到的贵人毕竟不多，肯给予我们关心和关怀，更是少数。绝大多数对别人的不顺心和挫败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有一些冷漠的眼光，让我们寒心。但“被轻视”有时也会激发出我们内心另一股向上奋发的潜能进而增强毅力，让我们更早到达人生的巅峰。

隐地兄的散文清澈如水，醇厚如酒，奔腾如何，徜徉如海，已可以说自成一家。

王鼎钧 作家

“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

白先勇 作家

至于全书理趣，则自饱满的叙事中轻轻逸出，仿佛风行水面的涟漪细纹，看似闲来一笔，无关紧要；却是语浅意深，完全出自“生命的学问”，兜出哲思的睛光。

张春荣 台湾教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