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祸乱迭起的时代。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感情，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篇当中处处流露着广博的同情和深刻的忧患，每一首诗都投射着作者自己的人生以及时代的影子。

在连续数年的岁月里，本书作者跟着杜甫和杜诗的印迹，追索着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的风风雨雨，在杜甫人生与故园的土地上神游，解绎或诠释中唐由盛转衰的那段历史沧桑，感受诗人以及社会民生的悲苦，体验他的身境与心境……

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宇文所安说：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一生多历动荡漂泊的杜甫，面对贫穷、饥饿、病危所唱出的痛歌、哀歌与浩歌，跨越茫茫时空而成为民族的文化瑰宝。他用诗歌表述的对战争、叛乱的深度厌恶与痛恨，以及他对安定与和谐生活的极度渴望，都显示了他对时代的巨大超越。晚年他在《蚕谷行》诗中勾勒的“无有一城无甲兵”“男谷女丝行复歌”的理想画图，不仅成为他抵达圣化与崇高的独特标识，同时也为一个歌者的史诗铸就了不朽。

杜甫的漂泊与圣化之路(代前言) 

第一章 杜甫降生时的唐代社会

 一、唐玄宗接手的帝国

 二、走向盛唐时代的文化风景

第二章 杜甫的家世与族亲

 一、古代氏族与杜氏世系

 二、杜氏世系及宗亲

 三、奉儒守官的杜氏之家

 四、祖父杜审言

第三章 杜甫的家世与亲戚

 一、杜甫的家世及远亲

 二、杜甫母墓诗与继祖母墓志

 三、杜甫的外亲

第四章 杜甫的青少年时代

 一、诗忆童年

 二、少年时代

 三、杜甫的早期漫游(上) 

 四、杜甫的早期漫游(下) 

第五章 齐赵之游

 一、杜甫的第一次人生失败

 二、杜甫的齐鲁之游

 三、开元晚期的交游

第六章 杜甫的东游

 一、三十初度

 二、杜甫与李白、高适的交游(上) 

 三、杜甫与李白、高适的交游(下) 

第七章 京华岁月

 一、渭北春天树

 二、失败与遭遇丁忧

 三、献赋与做官

 四、独立苍茫自咏诗

 五、命运之舟

第八章 杜甫与灾难中国(上) 

 一、安史之乱与内战风云

 二、杜甫人格圣化之始

 三、逃难——最初的漂泊

 四、囚禁中的月象与歌哭

 五、我饥岂无涯

第九章 杜甫与灾难中国(下) 

 一、左拾遗上谏的祸端

 二、夫妻相对如梦寐

 三、何用浮名绊此身

 四、华州司功：历练与苦熬

 五、三吏三别：诗格与人格圣化的亮点

第十章 漂泊求生路

 一、泪洒秦州

 二、捡橡栗吃的日子

 三、浣花溪畔草堂吟

 四、天命之年

 五、秋风茅屋：人格圣化的风雨

第十一章 巴蜀岁月

 一、成都：两乡千里梦相思

 二、漂泊在梓阆之间

 三、任职检校工部员外郎

 四、巴风蜀雨长江路

第十二章 他乡就我生春色

 一、回首一高歌

 二、夔州：悲秋与怀想

 三、解缆不知年

 四、故国移居见客心

第十三章 最后的漂泊与圣化

 一、暮年漂泊恨

 二、百年歌自苦

 三、杜氏理想国与圣化之巅

 四、风疾舟枕中的绝笔

 五、泪罗江：圣者归于圣水

尾声：永远的杜甫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过了一年，也就是杜甫二十岁了，他离家南行，外出漫游。中原长大的人，身依京国，江南的旖旎风光，特别是南国佳丽，尤其令人向往。

自春秋战国时代起，长江下游、太湖周围，以及钱江地区的吴越纷争，早为这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历史风景线。不过，那已是一千几百年前的往事了。经过秦、汉，到了三国时代，由于孙吴政权的经略，江南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杜甫的十三叶祖杜预大将军率兵将东吴政权摧毁，东吴所管辖的南国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各地，重新归依到中原政权的指掌中。可是，晋朝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小政权的分裂繁争，江南历东晋后的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历北魏、北齐、北周三朝，最终又由隋而后由唐来统一。江南地区相对而言，比中原和北国战争要少得多，所以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成功地迈入仕途之前，多方游历，特别要到江南漫游，已是不可或缺的人生常课。许多有成就的诗人，都不放过年青气盛、身体强健而适于远游的机会，去江南吴越地区游历观赏。

杜甫的好友李白，就是在二十多岁时由长江出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他先是游云梦七泽，后来也曾去吴越地区游历，然后经维扬而到安陆结婚。杜甫的另一位好友孟浩然，也去过吴越漫游。——在漫游成风和漫游成为一种时尚之时，吴越地区的山明水秀以及越女白皙，对青年诗人的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二十岁的杜甫由束冠而始，像唐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辞亲远游，沿着黄河转运河，乘船去南国。杜甫在吴越地区徜徉游历了四年，才意犹未尽地回到故乡。

这四年，他游览了哪些地区，都会见过哪些人，写过些什么作品，现代读者所知甚微。杜甫在江南地区的漫游活动，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记录，今天的读者之所以了解杜甫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则是靠他自己的回忆得到的。在他一千五六百首(篇)的诗文作品中，某些片言只语的记述，某些一鳞半爪的回忆，终给读者透露出了他青年时代漫游的某些信息。

先是，杜甫在《进三大礼赋表》的开头，有这样的话：“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糜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有弱冠之年矣。……”

据《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天宝十三载，也就是天宝十三年。先是在天宝三年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自此以后即不称年而称载。《尔雅·释天》云：“载者，岁也。”不过，在历史上也只有唐玄宗下令改年为载。安史之乱后期，至唐肃宗乾元元年又改载为年。称载前后凡十四年，据信也是唐玄宗晚年的“胡折腾”之一。

乾元元年春天，时杜甫四十九岁，在左拾遗任上。有同僚许八拾遗(名未详)回江宁省亲，行前有许多同僚、友人写诗相送，杜甫写了两首诗。第一首是《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此诗题的文字是诗题加诗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六《杜子美二》引《艺苑雌黄》云：“《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诗序云：‘甫昔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像，志诸篇末。’”仇本诗题中的“图样”，在这里为“图像”。

通过此诗的长题(或序文)，即可以了解到杜甫二十岁南游时，曾在江宁(即金陵，今南京)盘桓过，并在那里认识了许八。巧的是后来两人都做拾遗，亦是一段佳话。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两人殊途同归，都当上了这个官职不大的小官吏，此亦说明，在唐代社会里，白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出头机会是非常之少的，想弄个小官当当亦殊为不易。换言之，要想摆脱青年时代的布衣境地，即使有杜甫这样的家庭背景(历代为官，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中级官吏)，也同样困难重重。

在江宁时，杜甫曾向许八乞要瓦棺寺中的维摩图样的翻绘本。瓦棺寺是那时江宁的一座著名的庙宇，在杜甫游江南以前，李白约于开元十三年也曾游历过此地，并有古近体诗《登瓦棺阁》。李白集中，此诗有杨齐贤注引《瓦官寺碑》文释之云：“江左之寺，莫先于瓦官。晋武时建以陶宫故地，故名瓦官，讹而为棺。或云：昔有僧诵经于此。既死，葬以虞氏之棺，墓上生莲花，故日瓦棺。中有瓦棺阁，高二十五丈。”李白《横江词六首》其一，即有“白浪高于瓦官阁”之句。此诗安旗先生系于天宝十二载，乃定为杜甫南行之后，李白盘桓于江南时所作。

杜甫送许八南行省亲这首诗，兹录之如下：

诏许辞中禁，慈颜赴北堂。圣朝新孝理，祖席倍辉光。

内帛擎偏重，宫衣著更香。淮阴清夜驿，京口渡江航。

竹引趋庭曙，山添扇枕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

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诗中的前六句，写许八获准假南行，回乡拜望母亲，北堂即母亲的指代。而此时许八的父亲也在，故称“竹引趋庭曙”。古时，居室在房子在北边者，称北堂。北堂亦为妇女盥洗的地方，故作为母亲的指代。斯亦源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背者，北堂也。后因以北堂为母亲的代称。诗中的谖草，即萱草。诗意于北堂中种萱草，后亦以萱堂指代母亲。杜诗中的“趋庭”，此处指代父亲。此见于《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孔鲤，即孔子的儿子伯鱼。后因“趋庭”承父教之意而指代。杜甫这首送许八的诗，想象着许八乘船离开京都长安，取道黄河而人运河，夜过淮阴的驿站，或泊住，或打尖；然后通过京口渡江而航，回到阔别十年的父老乡亲身边，拜见父母，也到城隍庙去观看江南各地常见的赛神会。这些想象中的情景，便拉近了这两位同僚、故友的距离，以人之常情在送行诗中反复言说，一方面表明两人之间的情谊深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杜甫对去江宁路途中的景致，以及江宁风物的熟悉。这些，当然都缘于当年他曾有到江宁漫游的经历。

P82-84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一书中说：

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的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宇文所安对杜甫的评价，几乎已是万峰之巅。或许有人要问，世界上的许多事，似乎都要听一下美国人的看法，这一定有它的道理。可杜甫是一位唐代的中国诗人，杜甫生时，北美大陆还是一片洪荒，何以研究纯粹是中国的学问——所谓国学时，干嘛非得要听听美国学者的声音呢？

这话问得不错，然而人们不要忘了，近五六十年以来，国人对杜甫亦包括杜诗的评判，其中掺合了许多非文学性的因素，有许多判语竟为某些手握话语霸权的人所左右，相比之下，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学人，不为这种羁绊所困，他们的话语应该更客观些，兼听想必亦能有所得。

当然，现在不再是五六十年前的景况，当代的、新一世纪的杜甫研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扭转，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正穿透上个世纪后半叶的风雨炎凉，而收获自己的成果。

杜甫是在动荡时代中，饱尝了贫穷、饥饿和病厄的伤痛的。他面对苦难用歌诗唱出的痛歌、哀歌与浩歌，在某一历史时期竟为廉价的以唱颂歌及媚上为己任的御用者所不容，操持霸语的耳朵甚至连杜甫挨饿与饿死幼子的哭泣声都不听，而且还有人故意跟风，唯媚悦是瞻，故意贬低杜甫，并涂抹出许多令人瞠目的话语。

诚然，肆意贬低杜甫，并非自史无前例的“文革”始，早在杜甫逝后不久，就有人在进行了。但这样贬低的声音一直很微小，且早已有元稹的至评与韩昌黎的批驳，给以响亮的回答：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令人惊异的是，一千一百多年前，由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昌黎为毁谤杜甫(也有李白)所作出的批驳，至今仍然有效，而毁谤者自己，却早已望风披靡，逝而如烟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文革”中由《李白与杜甫》(1971)掀起来的对杜甫的泼污，却也引发了杜甫研究的新热潮。本来，自宋以降就已有了千家注杜之说，对杜甫及其诗作的研究历一千多年而不衰；且又在“文革”结束后，随着对郭沫若“文革”中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文革”改写本)杜甫论述的批评与反思，更从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出发，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杜甫研究。这些研究已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而且新作迭出，令人有目不暇接之叹。

以杜甫传记及行止研究为例，在《李白与杜甫》出版前，即已有了冯至的《杜甫传》和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两部，而且都是扛鼎之作，分别在中国与美国出版。前者出版后不久就成了挨批的靶子；后者因在大洋彼岸出版，未译成中文，故侥幸躲过一劫。

“文革”后，除了由萧涤非、陆侃如等诸先生对《李白与杜甫》和《中国文学发展史》率先提出质疑与批评外，又出现了若干部以杜甫为传主的新的传记与评传。它们是朱东润《杜甫叙论》(1981)，陈贻掀《杜甫评传》(1982／1988)，金启华、胡文涛《杜甫评传》(1984)，莫砺锋《杜甫评传》(1993)，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2000)，莫砺锋、童强《杜甫传——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2001)等，这些传著从不同的视角来追索杜甫人生经历的不同侧面，并解读其作品，各有侧重，亦各有所长，对新时期的杜甫研究，不啻是很大的进展。

然而，在杜甫的人生经历与行止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与难解之谜，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笔者不才，在学习和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亚里士多德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另辟蹊径，从研究杜甫的家世、亲戚入手，揭示其家族文化底蕴以及它给予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即表现在他的歌诗作品中，同时也能从他的为人处世等诸方面能得到体现。本着这一理念，笔者不揣谫陋，多择以他的名篇及大量与亲友交往的诗作，结合杜甫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自他写了《兵车行》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长诗以后，在对杜甫人格理念的变化和心灵世界活动进行总体把握的同时，按着时间的顺序，揭示其漂泊中其心灵圣化的过程。只有心灵的圣化，才能带来人格的圣化。对杜甫来说，圣化是非理性的，也是不自觉的。可是，古今以来，诗人、歌者数以万计，唯独杜甫一人获得了“诗圣”的最高赞誉，那么笔者将诗圣圣化的过程，以《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作为其起点，然后又以《羌村三首》、《北征》，以及《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某些散点为标志，展示了杜甫从漂泊与苦难的历练中，由个体与家庭的苦难体验，到对战乱年代劳苦大众以及整个时代社会苦难之全景式大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初步勾画了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的圣化之路。

看到了社会与时代的苦难——贫穷、饥饿、战乱及人口剧减和土地撂荒，还有官场的权欲之争、黑暗、腐败及权贵们的奢华聚敛，从而引发了地方官豪割据势力的蜂起。将这一切尽收眼中的杜甫，处于病厄中，他实在无力回天，只能在用酒麻木自己的同时，以诗吟唱出他反对战争、反对内乱、反对谷贱太伤农的高亢的浩歌与呼喊。生活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杜甫，绝对不是一千多年后出现的亚当·斯密，他没有致富和救民于水火的钥匙；他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欧文和夏尔·傅立叶，能为医治社会的某些痼疾而开出各自的良方。所以，人们不能指望，这位生活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诗人，这位深深地受过儒、道、释三重文化影响的智者会穿透茫茫时空，给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国人解燃眉之急。但是，在彼时彼地，杜甫反复表述的对战争、叛乱的深度厌恶与反对，以及他对和平、安定与和谐社会生活的极度渴望，还有他对边境与民族问题的潜忧，他的非攻思想，他对谷贱伤农的呼吁，他对反叛战争持久不下，官府不断征集美箭，使竹林资源直杆材几近枯竭，民工苦不堪言的描述，以及他对以自身为代表的所谓腐儒无用的自责与内省等等，无不表现出他的思想家的深厚优渥的气质，及对同时代人的超越。后人给杜甫以诗圣的桂冠，绝不仅仅是他的歌诗具有高超的艺术特质，在他的诗中，那种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形成强烈反差的比对性把握；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舍己为人的坦荡无私；那种对终生难嫁，而以体力重活为生计的峡区贫女的同情；那种对无依无靠的老妇人任其打自家院庭中枣子解饥的允诺，以及搬家以后女婿用院篱笆隔绝老妇人，杜甫知道后的愤慨与忧虑；在困忧的漂泊中他减少饭量，将省下的米分给船工等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并不是后人给他涂抹的釉彩，而是他自己在灾难与困厄中，不自觉地向圣化与崇高迈进。

杜甫的许多高尚的品格，最后汇聚于他晚年的一首《蚕谷行》诗，这首诗无疑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这就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就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在我看来，《蚕谷行》一诗虽短，却是他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我说，《蚕谷行》一诗标志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它是一部史诗，也是一部诗史！

以上，便是我这部杜甫传记同其他杜甫传记的不同，也是它的新颖独特之处。在解读杜诗——大多参考了前贤们解读成果——的同时，笔者亦另辟蹊径，基本上诠释了困扰杜甫研究多年悬而未解的“杜甫为杜预十三世孙”问题；释出了《假山》一诗是杜甫的祭母墓诗；笔者亦对《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作了更深入的解读；根据种种迹象，笔者还提出了杜甫的“丁忧”问题；此外，在杜甫死后，他葬于平江——汩罗江，是圣者归于圣水——如屈原似的不可思议的天意安排。杜甫葬于汩罗江中游南岸，他同葬于汩罗江下游北岸的屈原屈大夫——两个相离一千余年的伟大诗魂相会，并隔江守望等，亦是拙传理念的新进展，故而此书仍有使新世纪读者大雅一顾，并成为快节奏社会难以拒绝的阅读理由。

但由于笔者学养所限，视域所限，考量所限，本传作为笔者的一家之言，或亦可商，或亦有不足与谬误之处，诚望方家、读者及诸多师长不吝教正。

在连续数年的岁月里，笔者跟着杜甫和杜诗的印迹，追索着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的风风雨雨，在杜甫人生与故园的土地上神游，解绎或诠释中唐由盛转衰的那段历史沧桑，感受诗人以及社会民生的悲苦，体验他的身境与心境……读之读之，杜甫的形象鲜明起来了，高大起来了。我分明看见了一个男人，一位父亲、丈夫和他的家庭所经历的全部凄惨与哀痛。

“杜甫亦英雄人也。”周汝昌先生曾如是说。

对杜甫，我需要清晰地打量他——这位英雄，也力求真实地还原他。反之，亦可以称之为重塑他——而这，就是本书的由来。热心的读者所期待的是一个真实的大诗人杜甫，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经过多年的徜徉和神游，值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突然想到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是的，一切发生过的，包括杜甫漂泊苦难的一生，都过去了。我追索杜诗的故国神游，也只换来满头白发……

我何以要写出这样一部书？是学验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方法，从杜甫和杜诗中来求解这位诗圣的一个人的史诗吗？或许如此，或言大体不差。其情如何，那就有待读者诸君细品了。

笔者还要补记的是，本书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高树军先生、总编辑任文京先生，编辑室主任杨金花女士的接纳，予以出版，对此谨致以万分的感谢。

此外，还应申谢的河南省杜甫故乡巩义市新闻宣传中心之崔素琴女士，四川省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王飞先生，湖南省耒阳市委宣传部雷秋生部长，以及贺杰、陈伟两先生，湖南省平江县委宣传部黎耀飞部长、杜甫墓园开发办童升平主任，重庆奉节《秋兴》杂志编委李江先生及诸同仁，他们为本书的援手给笔者以巨大的鼓舞，他们提供的资料与照片，为本书增色多多。谨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上述诸位，以及为本书排版的郭文明先生致以真诚的谢意和由衷的敬意。

2009年4月10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