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自五四以来，波澜壮阔，而文坛风景也随之竞具百态。马来西亚前辈作家温梓川早年负笈广州中山大学及上海暨南大学时，与汪静之、曹聚仁、章衣萍等一大批师友交谊颇笃，并和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等也过从甚密。其文坛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一道别样的民国风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了，温梓川去世也已近二十年，但他笔下的那些文采飞扬、神态各异的前辈文人，那些精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文坛往事，却还是那样地令人悠然神往。这当然不仅是那些文人文事自身的魅力，无疑也有作者温梓川辛勤耕耘、妙笔天成之功。他为我们在往昔与现今、中国与南洋之间搭建了一条文学对话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文坛的过去、了解他本人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谈笑有鸿儒——关于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名师风采

 我所认识的夏丐尊先生

 史学家傅斯年

 从伦敦回来的傅斯年

 张凤的面线点

 叶公超二三事

 敢说敢为的叶公超

 谈梁实秋

 再谈梁实秋

 梁遇春与散文

 汪静之与《蕙的风》

 大胆诗人汪静之

 冯三昧讲小品文

 周谷城教英文

 李石岑谈人生哲学

 沈从文像小商人

 顾仲彝、洪深不教戏剧

 “黑旋风”洪深

 张资平教地理

 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

 邓胥功的“要得”

 京片子和卫生学

 彭家煌教国语

 章克标登龙有术

 陶冷月专画冷月

 光他人门楣的潘光旦

 “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

 《情书一束》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活跃于文坛的几个暨大教授

暨南往事

 秋野社的一群

 漫谈暨南的秋野社

 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

 槟榔社的名人演讲

 舞台春秋

 徐志摩朗诵《秋声》

 新月诗人徐志摩

 曾孟朴谈《孽海花》

 张竞生开美的书店

 “何徐事件”的内幕

 夏炎德写《法兰西文学史》

 三个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

 关于校歌的回想

文坛回想

 在广州一年

 在广州见到了鲁迅

 郁达夫三宿槟城

 雨巷诗人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

 邵洵美金屋藏娇

 毁家兴书的邵洵美

 蒋光慈印象

 与丰子恺的“缘”

 滕固在伏见丸上

 被目为唯美派作家的滕固

 文艺茶话

 崔万秋的启事战

 曾今可宣告文坛下野

 曾今可被骂留名

 徐悲鸿坐对瓶梅食饼干

 萧乾在槟城

 湘潭黎家子弟的声

 章回小说家张恨水

 “诗怪”林庚白

 新书业与作家

 洪雪帆与现代书局

 谈饶百迎

 瘐死狱中的李词慵

 喜欢写诗的顾因明

 徐东甫徐北甫

 徐觉非和江晃西

 “无办法的恋爱”的马宁

 才气横溢的陈祖山

 戏剧家王绍清在槟城

 不像诗人的诗人吴逸凡

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

在二三十年代的创造社的三巨头--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当中，我最喜爱的作家，便是郁达夫，他的散文、译文、旧体诗词，都有一手，往往令人读了爱不忍释。他的小说，我一向就不敢恭维，虽然他也写过《过去》、《春风沉醉的晚上》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著作，我搜购得也最齐全，他的译作却没有一篇不曾读过，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偏嗜。后来我和他认识之后，在私交上来说，了可以说是介乎师友之间。至于郭沫若，我虽然读过他的《女神》、《瓶》和《橄榄》，却引不起我的喜爱，甚至他后来在抗战爆发时，从日本"抛妇别雏"，回到中国所写的那本《在轰炸中来去》，也使我觉得有点恶心；尤其是他对曾颁通缉令缉捕他的最高当局的那种奴颜婢膝的谄媚，在字里行间流露的丑态，更觉恶劣不堪。及到后来，大陆易手后，他又大事尽情诋毁过去的政府，简直教人不相信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他之所以能写歌颂史太林为"爷爷"的诗篇，表现得那么下流卑劣，以及最近写诗狂捧江青的无聊，都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郭沫若根本就是一个无行无耻的文人。至于张资平的作品，我也一样不喜欢。当年我读创造社诸子的作品时还是个中学生，正是喜欢读谈情说爱的恋爱小说的年纪，说来奇怪，我只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梅岭之春》和长篇小说《苔莉》。后来他出版的《最后的幸福》，不知怎的，看了十几页，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这人后来给我的印象，觉得他非常庸俗，简直庸俗得有如一个商人，一个市侩。

有过一个时期，他到暨南来教书，原是代周传儒先生的"地理"课，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月。他一来上课，便自我介绍说他姓张，以后同学们都称他张先生而不名。他生得矮矮胖胖，剪光头，西装穿得还整齐，只是不知怎的，总觉得他不像教授。他讲书时，口沫横飞，很是卖力。只是他的普通话，简直是梅县的客家话。外省籍同学自然不易听懂他说的什么，但客籍同学一听就知道他是道地的梅县人。他的普通话原来就是用梅县客家话读出字音便算数了。譬如梅县客家话说，"我，你，他"为"、伲、渠"，他只消用梅县客家话念作"我，你，他"便是了，自然初听起来不大中听，但慢慢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他毕竟是学过地质学的，他绘地图也很熟练；不过时常好像口没遮拦，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之言"的粗野俗话，也时常脱口而出。

他在暨南代课时，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后来听那几个梅县同学说，才知道他就是最近在《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时代与爱的歧路》被腰斩的小说作者张资平。张资平是广东梅县人，早岁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攻地质学，一九二二年五月毕业反粤，先后在梅县东山中学和广益中学教书，他与郁达夫、郭沫若组织创造社，以处女作《冲积期的化石》一书出现中国文坛。一九二六年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二年后辞职沪，在大夏大学任文学系教授，讲授《小说学》，被鲁迅嘲笑为"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他说他曾将张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出来，那就是--△云云。一九二八年秋创办乐群书店，专出版以贱价收买的无名作家的作品，以及社会科学丛书之类的书籍，如周毓英化名郑菊华的长篇小说《最后胜利》，马宁的中篇小说《无办法的恋爱》，以及孙侠夫、金石声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周毓英原为创造社小伙计之一。《乐群月刊》创刊于十月一日，他和陈豹隐教授、卢泰堡、冯宪章、马宁也最卖力。张资平在《乐群月刊》创刊号撰的宣言，就表示他要把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澈底改换。《爱力圈外》、《爱之涡流》、《跳跃着的人们》、《长途》、《柘榴花》、《青春》等，便是转变后的作品。但内容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情的冲动，并没有把握得革命文学的真意义。虽然他的这些作品所写的背景都是革命时代，但也只是表现了他对政治的愤慨，在发牢骚，在为"普罗文学"张目。其实张资平并不会被左翼作家看在眼里，只是他还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供利用而已。

他出版的译著不少，文艺论著计有《文艺新论》、《欧洲文艺史大纲》、《普罗文艺论》等，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论著则有《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近世社会思想史纲》、《社会学纲要》、《海洋学业》等。作为一个文艺作家的张资平，他曾翻译过六七本日本小说，后来汇成一厚册《张资平译集》。他写的短篇小说集，则有《冲积期的化石》、《不平衡的偶力》、《雪的除夕》、《苔莉》、《最后的幸福》、《飞絮》、《爱之焦点》、《红务》、《糜烂》、《明珠与黑炭》、《脱了轨道的星球》、《北极圈的王国》、《梅岭之春》、《素描种种》、《上帝的女儿们》、《天孙之女》等不下三四十种之多，后来还汇集了不少短篇小说，编了一部《张资平全集》。他那部长篇小说《天孙之女》，却颇惹起日本人的反感，甚至连上海北四川路日本人最多的虹口区一带，他都不敢走动。其实他的小说，无异是张竞生博士的性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合并，内容千篇一律，不是三角便是四角恋爱的描述，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一九三三年春，他有一个长篇连载《时代与爱的歧路》在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后来给主编的黎烈文半途停止了，以自己翻译的法国小说《红萝卜须》代替了他的位置，有些好事的小报便因此轰传为"腰斩张资平"。于是在次日的《时事新报》上，张资平便借题发挥，登了一则方寸大字的标名启事：

张咨平启事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敢名，行不敢姓的人，从会有时用其他的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为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接着，黎烈文也在次日的《时事新报》上登出相对的启事：

黎烈文启事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亢未嫁早死，次友亢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民同族亲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都无非是意气的漫骂。结果还是张资平自己说，是另有所指，黎烈文自己多心吧了。但因此张资平以后也没有创作发表了。

在抗战发生前夕，张资平在真茹暨南大学附近，盖了一座洋房，命名为"望岁小农居"，已面团团成了一个富翁了。于是小报就又有新闻，说他之所以那么多产，有些作品原是从日本第二三流的通俗作家的作品，改头换面，窜改成为自己的作品。又说他当年雇用了不少无名的青年作家，颁示纲领或重要情节，叫他们去写成长篇小说，然后他加以修改润色，用自己的名字出版。据说当年在乐群书店出版过好几本中篇小说的金石声，便是《爱力圈外》的原作者。金石声原名谢倬荣，毕业广州中山大学，战后来新加坡教书，前二年才在新加坡去世。此外那篇《时代与爱的歧路》的执笔者是孙侠夫，据说也是张资平提示纲领由他写好，经他润色而成的。因此当年有人说他是一个小说商，可是并不是空穴来风。但他是这种恶劣的"作风"的"始作俑者"，以致今日文坛上还受着这种罡风的影响。

……

P89-93

谈笑有鸿儒——关于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钦 鸿

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辐射之下产生的，同时它也给予中国现代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所以，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不但是同根同源，而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大批中国现代作家曾先后南下，参与了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而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中，来自南洋各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大有其人。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造就了二十世纪前数十年中华文坛姹紫嫣红、异彩缤纷的局面，也产生了如温梓川这样的一些与马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作家。

温梓川原籍广东惠州，一九一一年五月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早年就读于槟城时中学校、钟灵中学，一九二六年负笈广州，先是在中山大学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文学院预科甲组。不久，又转学到上海暨南大学，从高中部师范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虽然在此之前，他在槟城也写作并发表过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等作品，但暨南时期却是他真正进入文坛并与文学结下毕生不解之缘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暨南大学名师学者云集，如夏丐尊、曹聚仁、梁实秋、叶公超、傅斯年、沈从文、汪静之、梁遇春、洪深、顾仲彝等人都执教于斯，使他得以亲承謦颏，耳濡目染，获益匪浅。同时，学校里文艺活动十分活跃，而且打破了师生的界限，这无疑为青年学子们创造了学习与实践的良机。温梓川在校期间，曾先后参加了秋野社、暨南剧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暨南国画研究会、上海戏剧协社等校内外的文艺团体，参与了邀请文坛名流鲁迅、徐志摩、胡适、张竞生、曾朴等人来校演讲的组织活动，参与编辑或主编过《槟榔半月刊》、《槟榔月刊》等刊物。由于一些名师引导，也由于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以及写作和投稿，他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许多名家，如郁达夫、戴望舒、邵洵美、丰子恺、滕固、曾今可等人，有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往。此外，他的暨大同学中也出现了许多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如何家槐、徐转蓬、陈翔冰、黑婴、彭成慧、陈福熙等等。洪深曾经说过：“东南文艺，集于暨南。”浸润过椰风蕉雨的南国青年温梓川，就在这样的文艺氛围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他在读书之余，勤奋创作，既写诗和散文，也写小说，又搞翻译，还收集民间文学，先后在《开明》、《语丝》、《申报·艺术界》、《青春月刊》、《槟榔月刊》等报刊发表作品，并出版了《恋歌二百首》(现代书局，一九二九年八月版)、《南洋恋歌》(华通书局，一九三。年三月版)、《咖啡店的侍女》(世界文艺书社，一九三。年四月版)等多种著作，成为暨南文苑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他以自己的不凡成绩为马华文学增光添彩，也丰富了暨南文苑乃至中国现代文坛。

暨南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槟榔屿，当过中学教员，也编辑过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后来还担任了槟城《光华日报》的总编辑。这期间，他一直与中国文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返回上海与曾今可等故友联络，又继续在上海《新时代月刊》、《文笔》等刊物发表作品，在上海出版《梓川小品》(女子书店，一九三三年六月版)、《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女子书店，一九三三年版)、《某少男》(大江书铺，一九三四年版)等著译作品。在槟城，他自己所编的《槟城新报》的文艺副刊《热风》和《诗草》发表过中国名作家刘大杰、何其芳、汪静之、何家槐、顾仲彝、曾今可等人的文章，还接待过来自中国的郁达夫、徐悲鸿、萧乾等文艺家。另外，他在槟城交往较多的马宁、陈祖山、吴逸凡、徐东甫、王绍清等人，也莫不来自中国文坛。至于他在槟城出版的编著，涉及中国文坛的人物故事的，也比比皆是，如《郁达夫南游记》、《沈从文小说散文选》、《作家的学生时代》、《作家的创作经验》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除了一部《郁达夫别传》，就是关于文坛师友大量的回忆录。  温梓川之撰写文坛回忆录，其来有自。据他自己回忆，过去曾写过许多文坛师友的回忆录，可惜均毁于兵燹，战后十余年来他又陆续重写，才渐成规模。这就是一九六。年仲夏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散文集《文人的另一面》。所谓“另一面”，按温梓川本人在序文中的解释，指的是作家们的“道德文章”以外的“为读者所懵然”的那一面，即温梓川记忆中的“他们的謦颏，他们的逸兴”等等。该书便是温梓川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下的往事漫忆录，三十五篇文章中，涉及的作家有傅斯年、张凤、叶公超、梁实秋、梁遇春、汪静之、冯三昧、周谷城、李石岑、沈从文、顾仲彝、洪深、张资平、邓胥功、陈衡粹、彭家煌、章克标、陶冷月、徐志摩、曾朴、张竞生、戴望舒、邵洵美、蒋光慈、丰子恺、滕固、崔万秋、曾今可、何家槐、徐转蓬、夏炎德、徐悲鸿、郁达夫、萧乾等人，均一时之选。

此书出版之后，温梓川撰写文坛回忆录的兴趣不减。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他在给上海学者陈子善的信中说：“关于文坛史料，我出版《文人的另一面》后，陆续写了几十篇，从《新青年》起，长的有万五千字，最短的五千字，凡是我认识的作家，我打算都把他写出，现在还未写完。书名拟定为‘文坛画虎录’，有点幽默。团体方面有朝花社、太阳社、创造社、立达学会、戏剧协社、新潮社等，人物方面有《鲁迅先生的温情》、《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爱情》、《犯了花一般罪恶的邵洵美》、《曹聚仁的真面目》、《吓跑少女的徐讦》、《黎烈文凭吊茶花女》等等。这部书夹叙夹议，颇有趣味，在发表时颇得读者欢迎。”(见陈子善《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温梓川先生周年祭》，收入《生命的记忆》，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版)

温梓川续写的文坛史料，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主要发表在马来西亚的《蕉风》月刊。该刊从一九六六年六月第一六四期起，至一九六九年七月第二。一期止，便连载了他以“文坛忆旧”为总题的文章共三十七篇。在此前后，吉隆坡的《南洋商报》、新加坡的《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等报刊也曾发表过一些文坛回忆文章。其中专文叙写的作家，除《文人的另一面》已写过的以外，尚有罗隆基、潘光旦、穆时英、黑婴、黎锦晖、林庚白、张恨水、李词慵、马宁、陈祖山、王绍清等，涉及的作家则有鲁迅、李青崖、黄季刚、田汉、安蛾、王莹、吴曙天、夏衍、蒋彝、王任叔、陈翔冰、陆小曼、杨骚、白薇、余慕陶、陈彬貅等许多人，另外还写到新月社、上海戏剧协社和暨南大学师生组织的秋野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以及上海出版界的一些主要机构，如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等等，内容极为丰富，称之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个缩影诚不为过。

温梓川所写的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就其本人而言，只是对自己生命旅程的回顾，是对交往过的文坛师友们的缅怀，然而对于文坛来说，却不啻提供了很可珍视的重要史料。例如曾经发明“面线点”检字法的张凤博士、与陈望道一起创办大江书铺的冯三昧，过去是很少有人提到的，温梓川的回忆为他们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剪影。至于大量为人们熟知的文坛名流，温梓川则以其亲见亲闻的个人视角，记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三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曾经在暨南大学当过地理教授(见《张资平教地理》)；一口湖南口音的小说家彭家煌为生活所迫，竟然在暨大教授“国语”课(见《彭家煌教国语》)；周谷城“上课讲授，从不站在讲坛上，却喜欢半边屁股坐在讲案上滔滔不绝地讲授”(见《周谷城教英文》)；戏剧家顾仲彝上课不教戏剧，课外则担任了学生戏剧活动的编导，另一位戏剧家洪深上英文课却像演戏那么“有动作，有表情”(见《顾仲彝、洪深不教戏剧》)；黄季刚是暨南大学唯一从来不佩戴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甚至还有三条不来上课的原则：一是生病不来，二是天气不好不来，三是不高兴不来。其中天气不好不来竟是下雨天不来、落雪天不来、天气热也不来(见《李石岑谈人生哲学》)；何家槐成名作《猫》，其原始素材是泰戈尔讲给徐志摩听的故事(见《徐志摩朗诵(秋声)》)；槟榔社邀请鲁迅到校演讲《发牢骚》的经过(见《槟榔社的名人演讲》)；章铁民、汪静之与陈钟凡关于《西厢记》的论争(见《大胆诗人汪静之》)；胡适与闻一多关于“三杰”的巧妙对话(见《新月诗人徐志摩》)；黑婴前后期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并曾引起所谓“文抄公”的纠纷(见《三个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以及美的书店的布置(见《张竞生开美的书店》)、新月社的陈设(见《徐志摩朗诵(秋声)》)、杨骚的风流(见《(情书一束)和章衣萍》)、汪静之的直率(见《汪静之与(蕙的风)》)；等等，均对读者全面了解那些作家的风貌和当年文坛的往事不无助益。

不仅如此，他的回忆涉及的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消释某些文坛疑案也有一定作用。例如，章衣萍因为在《枕上随笔》里写了一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从此被人称为“‘摸屁股’诗人”，连权威的一九八一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也认同了这种说法。虽然此说的真实性早就被章衣萍的同时代人曹聚仁所怀疑，后来有学者根据章衣萍长篇小说《友情》的描写，推断这句名言可能出自汪静之的手笔，却找不到确实的根据。而温梓川当年与汪静之、章衣萍谊在师友之间，交往颇为密切，他在《(情书一束)和章衣萍》一文写道：“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这就为章衣萍摘去“‘摸屁股’诗人”的雅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还有《“何徐事件”的内幕》一文，从知情者的角度对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纷争作了一定的内幕揭示。如此等等。所以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显然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不过，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即便亲身经历的往事，经过几十年如水时光的消磨，也难免会印象模糊甚至出现差错。温梓川的文坛回忆也是这样。例如他回忆曾用“辛木”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刊文与蒋光慈笔战(见《蒋光慈印象》)，但是据我查核，《语丝》上署名辛木的文章，只是民间歌谣的介绍，并无所谓笔战的内容；又如他说张凤在《新月》月刊撰文与王云五挑战，举了“臭虫”的“臭”字即把王氏的“四角号码”驳得体无完肤(见《张凤的面线点》)，其实《新月》上并无此文，只有一篇徐敦甫所写的《可杀的张凤与臭虫王云五》。至于他记载的某些传闻，如高长虹办《长虹周刊》志在追求冰心女士(见《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蓝苹在外国的旧情人，据说是章泯(见《湘潭黎家子弟的声光》)；应修人一九三。年在与胡也频、李伟森等人集会时遭到围捕，他因拒捕而跳楼而亡(见《大胆诗人汪静之》)；等等，都与事实有所出入。尽管这些仅是枝节的差错，我们在阅读时还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对于撰写文坛回忆文章，温梓川一直颇为重视，既有周到的计划，又付诸辛勤的实施，即就目前搜集到的而言，包括《郁达夫别传》在内，就有六十篇之多，可见他用力之勤。他还拟定了书名，准备结集出版。然而遗憾的是，天不假年，还没有等他如愿以偿，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温梓川的作品，到八十年代末，我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时，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的研究计划里，向来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点，所以温梓川研究自然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在我看来，要论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关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超过温梓川的。他既是一位资深的有相当成就的马华老作家，同时他也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那些为数众多的创作、翻译和编选的著作固然颇有光彩，而他与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广泛联系、他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深切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更值得人们关注。因而，当我知道他曾写下数量众多的文坛回忆文章时，就迫切希望先睹为快，并有愿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编辑出版。我想，这不但是温梓川的遗愿，也是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所欢迎的吧。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温梓川遗孀梁秀英，马华文友姚拓、马仑、李锦宗、叶蕾、政欣、吴天才、许通元，以及日本友人铃木正夫等人的大力协助下，我终于在《文人的另一面》原书以外，又搜集到温梓川散见于《蕉风》、《南洋商报》、台北《自立晚报》等报刊的众多文坛回忆文章，这才编成了眼下的这本文坛回忆录。

根据前引温梓川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致陈子善函，他在《文人的另一面》出版后，还曾写过几十篇此类文章，涉及《新青年》、朝花社、太阳社、创造社、立达学会、戏剧协社、新潮社等许多文学社团，以及鲁迅、徐志摩、邵洵美、曹聚仁、徐讦、黎烈文等一些知名作家。但从我搜集到的相关文章看，上述内容大部分尚付阙如。即使写有文章的，似乎也非温梓川之所述。例如鲁迅，倒有一篇《在广州见到了鲁迅》(载一九六六年六月《蕉风》月刊第一六四期)，可其文写到鲁迅的只是一小段，也并无所谓“鲁迅先生的温情”的内容；再如徐志摩，也有一篇《新月诗人徐志摩》(载一九六七年五月《蕉风》第一七五期)，纵然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叙写得“浓得化不开”，却也无法确定便是他所说的那篇《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爱情》；至于那篇《毁家兴书的邵洵美》(载一九六七年年九月《蕉风》第一七九期)，更与所谓《犯了花一般罪恶的邵洵美》风马牛不相及。看来，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还有许多散佚在外有待搜集。据我揣测，这些文章很可能散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南洋商报》的副刊上，而温梓川遗物中也应该会有这些作品的底稿或剪报，可不知有谁能来完成这一发掘工作呢？

我编这本文坛回忆录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入温梓川的《文人的另一面》一书。该书虽然一九六。年曾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付梓出版，后来又曾在台湾再版，但绝版已久，现今很难寻觅，况且当年仅在海外出版，中国大陆的读者一直无缘访读，这次自然应予收入。该书以外，还选收了从各种报刊书籍搜集到的单篇文章四十四篇。这里所以说“选收”，是因为作者后来所写的有些文章，内容不无重复之处，收入本书时，我对部分重复的文章，适当作了删削，并在篇末予以注明；但若重复过多，照收并录显然不妥，就只能割爱了。所有收入书中的文章，除个别政治色彩较浓的内容适当予以删节，有些错字和标点符号酌情作些修改之外，一律原文照收，不予改动。

温梓川在考虑出版第二部文坛回忆录时，曾打算题名为“文坛画虎录”。此名原先是章克标在《十日谈》杂志上开辟的一个栏目。温梓川在《章克标登龙有术》一文中曾经提到，该栏“把许多文坛的人物，尽情嘲笑一番，虽然文章都是外间读者的投稿，但隐含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讽嘲之意，倒是很显然的”。展读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风格不无相似之处。他对远去的岁月和昔日的师友，纵然没有竭尽嘲讽之能事，却也不是一味地歌赞吟颂，而是通过自己亲身的接触和感受，立体地描绘出其真实的面目，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常人没有看到的侧面，经他那枝生动活泼、亦庄亦谐的妙笔娓娓写来，充满了无限的情趣，而他对文坛师友深深的思念之情也由此表露无遗。所以，尽管《蕉风》连载时用的是“文坛忆旧”的总题，但一旦考虑结集出版，他却拟题为“文坛画虎录”。不过，本书收录的，不仅仅是他的这些散见于各报刊的文坛回忆文章，而且也包括了他的《文人的另一面》一书的全部作品。因此在讨论出版时，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采用“文人的另一面”其名，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也觉得作为温梓川所写文坛回忆录的合集，“文人的另一面”可能比“文坛画虎录”更有包容性，也更为传神，遂决定用来作为本书的书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了，温梓川去世也已近二十年，但他笔下的那些文采飞扬、神态各异的前辈文人，那些精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文坛往事，却还是那样地令人悠然神往。这当然不仅是那些文人文事自身的魅力，无疑也有作者温梓川辛勤耕耘、妙笔天成之功。他为我们在往昔与现今、中国与南洋之间搭建了一条文学对话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文坛的过去、了解他本人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因此，我愿把这本文坛回忆录献给关心和怀念温梓川的朋友们，也献给热爱中国现代文学、热爱马华文学的广大读者。

二00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写讫于南通四风楼

时艳阳高照，热浪滚滚

三十六度高温已持续近旬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