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某一时，有些事情会被掩盖，人的眼睛会被蒙蔽，然而，真相永远存在，不能抹杀。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本书中记录的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往事一度被尘封起来，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拨开迷雾，找出真相……

本书讲述民国学人的人生传奇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夹叙夹议，反思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景和时代精神。主要收录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在作者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作者讲述的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自序)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

 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构

 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林纾与《新青年》的文化之争

 林纾的生平与贡献

 陈独秀的骂人有理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抢先发难

 林纾的反击与被反击

 蔡元培的亲自出马

 陷入重围的林纾

 对于林纾的重新认识

 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帐

 吴虞生平

 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

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老英雄”的风流情事

 倒算账的钱玄同

 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周作人的推波助澜

高一涵的误写历史

 高一涵笔下的李大钊

 访学日本的高一涵

 胡适晚年的口述回忆

 陈独秀的南下与李大钊的送行

 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针对胡适的歪曲丑化

俞颂华：“大公至正”的新闻先驱

 《新青年》的理性反对者

 五四时代的精神误区 采访苏俄的首席记者

 《谈中等阶级》的“民治”理想

 《申报月刊》的编辑生涯

 “大公至正”的公民意识

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

 北大讲义风潮的爆发

 平息讲义风潮的胡适

 讲义风潮中的冯省三

 讲义风潮的后续故事

20年代的东大学潮与郭秉文

 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

 杨铨与郭秉文的第一次较量

 国民党的政治围剿

 杨铨对郭秉文的秋后算账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晚节之不易保守”

 “几乎丧失理性矣”

 鲁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与蔡元培的

 私人恩怨

《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许广平与鲁迅的书信情缘

 鲁迅对女师大风潮的直接介入

 许广平的入党与鲁迅的跟进

 广州学潮中的许广平

 《两地书》的“党同伐异”

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

 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

 《对于“笑话”的笑话》

 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陈翰笙：被鲁迅批评的世纪老人

 鲁迅笔下的“他‘家翰笙 ’”

 陈翰笙夫妇的红色传奇

 鲁迅与陈翰笙的间接联系

鲁迅与田汉的文坛恩怨

 鲁迅与田汉 田汉与“绍伯”

 “四条汉子”的政治命运

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

 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

 杨铨之死的暗箱黑幕

 杨铨生前的暗箱操作

 民权保障同盟的分裂

罗隆基的才子风流

 挑战“党天下”的清华才子

 多情多欲的才子风流

 王右家与陈白露

 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右派”命运

吴祖光与曹禺的戏剧情缘

 《凤凰城》的一鸣惊人

 曹禺的《正在想》与《蜕变》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

发生在1922年的北京大学讲义风潮，只是北大校史上不大不小的一个插曲，它所牵涉到的，却是中国现代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些人物：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顾孟余、谭熙鸿、陈惺农、杨廉、黄日葵、冯省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回过头来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解读和再度还原，依然有着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北大讲义风潮的爆发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专门谈到了讲义问题：“予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提纲，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

1918年9月20日，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废讲义”的建议，理由是：“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者惰于听讲。”只是由于北大当时的欠薪欠费现象并不严重，“废讲义”之事才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

有关资料显示：由于北京大学是全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北京政府教育部每月足额拨付经费75万元，校方对学生也尽量补贴，当年的北大学生每人每学期只缴纳10元钱学费，比其它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学费55元——要低得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北京大学开始走向平民化，无论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和城市乡村，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被录取，北大校园里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穷学生。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又极力提倡“教授治校”的民主理念，学校重大事务一概由教授会和评议会投票决定。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一时间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只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22年，北大各高校的欠费欠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国立八校教职员为此专门选举代表组成联席会议，负责向中央政府交涉索薪事宜。1922年9月11日，国立八校校长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共同发表辞职宣言，北大校长蔡元培还以个人名义另行发表《蔡元培启事》：“自九月十一日起，元培与国立北京大学脱离关系，凡北大一时不能停止之事务，概请蒋梦麟总务长酌量办理，俟政府派定继任校长，即由蒋总务长克期交代。”

北大教务长胡适，在192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今天上午八校校长会议，多数还是要和学校脱离关系。蔡先生劝阻不住，就全体辞职了。王家驹(法专)、李建勋(北高)主张最力；他们大概还想唱唱戏，我们也只好洗耳等着！”

1922年9月21日，蔡元培领衔与许寿裳、李建勋、周颂声、王家驹、吴宗栻、俞同奎、郑锦联名发表《北京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会启事》：“前因教育经费积欠五个月以上，迭经呼吁，未有效果，除呈请辞职外，曾宣言不负责任，兹已由政府拨给两个月费，并允于本月三十号以前，再发半个月，敞会同人为尊重学生学业起见，不得不勉力维持，亟图开学。自本月二十一日起，已照常到校供职。”

一场牵涉到整个北京学界的大风潮，至此告一段落。

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后者表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至所印小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干者，取其有购否自由之方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而不购也。”

有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份《日刊》还没有来得及与读者见面，新的学潮就突然爆发，从而引起蔡元培的再度辞职。据蔡元培在“辞职呈文”中介绍：“本月十七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

另据蒋梦麟事后回忆，蔡元培“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说：‘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蔡元培于10月18日辞职离校后，北大教务会议在教务长胡适缺席的情况下形成三项决议：一、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按照校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即除名。二、相关教员继续授课。三、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

10月19日，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务评议会正式承认教务会议形成的三项决议。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蔡元培的断然辞职，令北大学生大为震惊。据《京报》报道，10月19日，北大“遂陷于停课状态之中。除预科由主任丁燮林之布告及第二院理本科各系要求教员照常上课外，其余第一、三两院文理本科各系学生均因职员停止办公，教室锁闭，未得受课。”上千名北大学生于上午九时在第三院大讲堂开全体大会，讨论维持办法。“一时主张挽留蔡氏者与反对挽留蔡氏者争辩颇烈。”反对派学生“极认蔡校长毫无辞职之必要，极认吾等无表示挽留之必要。且蔡氏即辞，对于课务亦[不]应立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而置吾辈学业于不顾。”

面对突发事件，北大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廉、黄日葵等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先是以学生代表身份与教员代表何基鸿教授一同到蔡元培住宅表示挽留。在蔡元培已经离家前往西山的情况下，他们又赶赴教育部谒见教育次长马叙伦，并把“前日暴烈举动之发难者二人姓名开示马氏”。杨廉等人从教育部回校后，从何基鸿教授处得知，教育部长汤尔和会同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已经通过电话劝说蔡元培当晚回城，便于下午四时再次召开学生大会并发表《学生挽留蔡校长宣言》：“北大是最高的学府，蔡先生是教育界的领袖，他的道德学问，大为中外人士所推许，我们也是一致爱戴的。这次征收讲义费，系经评议会议决，取消讲义费也须用适当的手续。……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行捣乱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

……

P116-119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癖”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

我爷爷的“非正常死亡”

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10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做“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烟卖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我爷爷和大爷爷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姥姥即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钱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撒泼骂街，公开斥责我的未成年的爷爷和大爷爷不孝顺，直到我爷爷和大爷爷乖乖地交出血汗钱。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已经在县城经营小钱庄的我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并且再一次挑起货郎担。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童年时代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与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诅咒村干部的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了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我的母亲还是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僚，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选择留在了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像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反右”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中国大陆不成其为职业的职业：务农。从而使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

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典。一个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就是想象之中的阴曹地府，会比所谓的人间天堂更加温暖光明一点点。

我小时喜欢说一些不讨大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里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喊。住在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就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出去拉卖煤时拣来的。

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两个轮胎的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城乡居民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要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不义之财买菜割肉过春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靠拉卖煤挣来的血汗钱不光彩，但是因为争抢一块大肥肉，我还是要和哥哥妹妹们哭喊打闹的。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其中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深恶痛绝。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暗自盼望某些人快快死掉，理由是只有他们死掉了，我这个农家孩子才会拥有吃饱饭的生存权利。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

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为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了漂亮女人，还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我的读书生涯

在“文革”中没有完全烧掉的父亲的存书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论语》、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和父亲读师范时的几种课本。在放羊的时候，我把一本《论语》读得滚瓜烂熟，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明明是人之常情的道德错位，竟然被孔老夫子强词夺理地说成是“正直”之“直”，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也难怪他老人家“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了。孔子时代的生活水准与我的童年时代大体相当，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依靠。要是我放的羊被人偷掉了，一家人连买盐打油的钱就没有了着落。孔子儒学把人之常情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绝对化的“神道设教”，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压抑或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

用马粪纸印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政学两界的写书人，其实大都是争权夺利且造谣说谎的人间败类。我自己的饿肚子与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和造谣说谎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

1978年，14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葱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手，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黑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就近到亲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参加高考时，16岁的我体重只有38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学本科的高考成绩偏偏考取了相当于中专的河南省漯河师范，至此才开始吃上白馒头和大米饭。由于身体瘦弱和情绪低落，我采用各种方式逃避上课，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在阅读中外书籍和睡懒觉中度过的。

1982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的肩上。半年后我成为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寻找远离农村的个人出路，18岁的我开始自学英语，并且从各种英文读本中侧面触摸到了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从此养成了更加自觉的“历史癖”。

来自胡适的不惑之思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和厚道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和厚道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我自己的不惑之思：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点亮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我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我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2005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