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均是写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名人的，所有的文章都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中发表过。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的爬梳与研究，呈现出一道中国20世纪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因文章多出自近年来在文史领域比较活跃的作者之手，全书史料丰富，视角新颖，文字可读。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人物，大都命运多舛，这么说，也许不是那么确切，但是至少，在他们身边后的历史，他们被遮蔽了。与定些人物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没有哪篇是陈义甚高，也没有哪篇有什么微言大义。学者们最初爬梳这些人物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我而言，选编一本这样的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那就是取消文字上的遮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在这些比较原始的故事里，如果说还要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陈远：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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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李叔同先生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

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移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着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日：“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人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身而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竞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合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竞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贴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人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陪伴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人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人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

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P44-49

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人物，大都命运多舛，这么说，也许不是那么确切，但是至少，在他们身后的历史中，他们被遮蔽了。与这些人物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没有哪一篇是陈义甚高，也没有哪篇有什么微言大义。学者们最初爬梳这些人物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我而言，选编一本这样的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那就是取消文字上的遮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在这些比较原始的故事里，如果说还要说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把道德和文章相提并论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中的道德，指的是“公德”，所谓道德文章是也。然而，也许是历史一直在被人误写误读，远的不说，一些在近现代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偏偏就“私德不敏”，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哪个大人物的不敬。但是我常常想，要是这些大人物在“公德”圆满的同时，“私德”也能让人可圈可点那该多好。但是没办法，历史好像故意要留给我们一点遗憾。随着我个人日益成为一个兴趣至上者，日益成为一个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中年男人之后，我对于所谓的“公德”越来越存在警惕，相反倒是对“私德”越发感到亲近而自然。这里所说的“私德”，即毛姆所说的“月光下的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的道德评判者不是别人，而是当事人自己。如果这么说还是有点玄，我就再举个更简单一点的例子，刚刚去世的费孝通先生生前在参加潘光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时，曾经谈到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境界，后来整理成一组题为“推己及人”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中说：“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对于潘先生那一代人说，“私德”其实也不抽象，梁实秋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如果说什么是“私德”，这就是了。恕我冒昧，我觉得用费先生总结出的这个“推己及人”来总结潘先生那代人的境界还是不太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求诸己”。但是有了费先生这个“推己及人”，“私德”大概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私德私德”，既然有个“私”字，那就绝对属于个人的，每个人的处境、文化背景不同，“私德”也就不同，若说有个相同之处，那便是“德”了，我所理解的“德”，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妨碍、不伤害别人。我这样煞有介事地搬出来一个“私德”，不是说不讲“公德”，但是“公德”不能成为要求别人的绳墨，古代帝王，多讲“仁孝治天下”，但是恐怕谁都知道，父子相残、兄弟残杀这种事在那些深宫里发生的比哪儿也多。当然，在一个“朕即国家”的社会里，没有谁敢跟皇帝讲“私德”，闹不好，脑袋要搬家的。

既然我这么煞有介事地搬弄了这么一个“私德”，就顺便说说“私德”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其实这事前人也有说法，大名鼎鼎的胡适曾经对青年人说过，“追求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国家的自由”，他说的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用在“私德”上面也没有什么不行，而且在这话里，胡适是真正金针度人的态度。跟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受到的“为大我忘小我”、“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之类的教导比起来，我觉得后者简直就是糊弄人。扯远一点，我在举例子的时候用了“什么什么”代替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这说明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私德”，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冒犯公众的社会文化禁忌。但是如果要让我说怎么培养“私德”，那么我就敢说，追求你想追求的，只要你不妨碍别人。这就是不借外物，反求诸己。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退一步做到费先生所讲的“推己及人”。

回到这本书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做到“求诸己”的人，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历史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时候，都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些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遮蔽了，是因为他们的选择跟人们当时或者后来的“道德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好坏标准，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那么准确)发生了冲突。比方说杨荫榆，又比方说陈西滢，这两个人的淡出历史，表面上看起来都因为和鲁迅的笔墨官司，其实并不尽然，就是没有和鲁迅的关联，作为后来被界定为给过去的时代“帮忙帮闲”的人，他们也注定淡出某些局域的历史。如今我们如果要认识他们，私意看来，不妨“推己及人”。如果这样的话，我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在私人道德上没有疑问的人。看看杨绛先生笔下的杨荫榆以及苏雪林先生笔下的陈西滢，读者自有结论，这是没有被放大或者改写的历史。评价别人的事儿，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程度。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但是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像自己一样，一个人的乌托邦是理想，要求亿万人去共建一个乌托邦是虚妄，弄得不好，还会造成民族的劫难。一句话，我们只能做自己的道德法官，对于别人，如果从法律上来说没有定罪的话，谁也没有权力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即使那人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那也是法庭上法官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周作人、钱稻孙，因为曾经出任伪职一度被老朋友们鄙弃，不过那一代人终究懂得“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和选择。抗战胜利之后，不少旧友对于周和钱都报以同情，倒是直到如今，有人想报之以“同情的了解”也遮遮掩掩，文洁若先生笔下的周作人和钱稻孙，是真正把周和钱作为“个体”，真正的设身处地。

我并不是个擅长说理的人，拉拉杂杂说了这些话，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好在还有这本书之后的文章，那些人、那些事都摆在那里，读者诸君自可自行分析。即使不想看什么道理，这本书，也算是本有意思的书，我是玟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