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官道』文化的核心，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入仕』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人生目标。于是，围绕着『入仕』，在中国官场的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人生大戏。『忠君、爱国、保民』是很多为官者的『官场理念』，当然这也并不是所有的为官者都能做到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人性试验场，是忠是奸，是善是恶，官场百态亦是人生百态。

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更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官场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古代的官场一直就是一个风波不断的地方，即便是承平盛世。自古以来，有清官就有贪官，有循吏就有酷吏，透析和解读中国古代官场文化的本质特征，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官场与官场文化的诸多现象。

为官·从政·做人

　为公情结——官员的职性

　大道之礼——官场的本性

　仁者人心——官场的起点

　百姓情结——为官的人性

　忠于职业——官员必备的气节

官场生态学

　勤政巧干——为官的本分

　宽与严都是双刃剑——为官的掌控力度

　学会太极拳——官员的行为艺术

　防微杜渐——为官的风险意识

为官需要一种境界

　中庸不是平庸——官员心中要有杆秤

　注意取舍——官场中的进退之道

　保持平常心——做官的心灵意境

　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官的执政艺术

　和而不同——为官的最高境界

　仕途：向上走和向下走的道路

　田会郎、终南捷径和天子堂——鲤鱼跃龙门

　扭曲的人生——四书五经和八股文

　从门客到师爷——准官员的官场人生

　宠辱不惊——在其位和不在其位的官场气节

历代权相的典型经验

　绵里藏针——“摄政王”的进退哲学

　以柔术求生存——做个幕后操盘手

　赢得生前身后名——以小博大的智慧

　耿直更懂进退——官场不倒翁的权谋

　忽视细节——就是宰相也会无法自救

　不要触及“红线”——宦海沉浮艺术

官场中的制度与规则

　血统论当道——血统决定职位

　从文武兼备到职责分明——文武分家

　正义的眼睛——行政与监察的博弈

　完美制度下的噩梦——官制的完备与残酷的惩罚

　低薪防腐和高薪养廉——泥饭碗和金饭碗

官声·官望·官誉

　权势是一种春药——贪权官吏的时代解读

　阁楼人生——追求虚名的宰辅

　指头难以一般齐——官吏百态

　固守的底线——清官与贪官的言行艺术

　制定者与破坏者——无法遵循的游戏规则

　性善与性恶——人性之间的抉择

　官箴：古代官员的智慧结晶

　心中有德——宫箴文化的形成

 有规矩的方圆——官箴治吏的妙处

 外儒内法——营造有内涵的官箴文化

 德礼为本与刑罚为用——官箴法文化的意蕴

 胸怀苍生——官箴文化的高潮

 以民为本——官箴理念的升华

后记

大道之礼——官场的本性

老子的《道德经》开篇第一章就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问最重要的，道是万物的起源。而与老子同出一门，比老子思想更加激进的庄子则更直截了当地提出：盗亦有道。《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记载：“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全文的意思说：强盗问他的头目，做强盗有道义吗？强盗头子说：“怎么能说没有道义，做强盗首先要估算某处是否有财物，去盗合算不合算，准确不准确，这是圣人也。抢劫时自己领先带头是勇也，偷盗以后自己最后撤退是义也，判断某处可盗不可盗，什么时间盗最合适是智也，偷来东西平均分配是仁也。不具备这五种品质而成为大盗者，天下是没有的。”

从老庄的思想来看，他们希望整个社会井然有序，人类社会之道和自然和谐之道是相通的，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情况，他们只能提出“无为”，存在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结。

无独有偶，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也强调“道”，不同的是，他是为“道”的缺失而感到忧虑，并且积极主张恢复和创建“大道”。在孔子时代，他就感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当时的社会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面对这种“人人为己”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当时的“礼”即约束官和民的规章制度，是在那个现实条件下最好的制度，就是“大道”。实际上孔子主张的“大道”就是依靠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其核心就是“礼”和“仁”。孔子希望用“礼”来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那种“秩序井然”的状态，用“仁者爱人”来实现社会和谐，用“礼”和“仁”来维持官与官之间、官与民之间的关系。

老庄也好，孔子也罢，他们都提倡一个“道”，他们看到社会秩序混乱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只是老庄认为必须效仿自然秩序建立人类社会秩序，以“人道”符合“天道”，人类社会之道符合自然社会之道；而孔子却主张以夏商周杰出统治者的“礼道”，建立一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大道”。历史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与轮回，在统一国家逐步形成、中央政权逐步稳定的汉代，终于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建立了“忠君、爱国、保民”的官员“大道”。从此之后，这成为中国官场职业道德、官员人生信条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在几个政权逐鹿天下时，还是在与外来敌对势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抗争时，历代忠贞的官员都没有偏离这个“大道”。

黄权，这个人在三国的博弈历史上并不是很出名，但为官的“大道”在他身上体现得很突出。他年轻时做过郡吏，益州牧刘璋征召他为主簿。当时别驾张松受了刘备的好处，极力怂恿刘璋邀迎刘备入蜀，让他前去讨伐张鲁。理智的黄权劝谏说：“左将军刘备有骁勇声名，现在请他来蜀，想用部下之礼对待他，则不能满足他的心愿；想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则一国不能容下二位君王。如果客有泰山般的安稳，则主人就会有累卵之危了。现在尽可守紧边境，等待时局的稳定。”刘璋不听他的劝告，最终还是派人迎请刘备，并将黄权贬到广汉县弹丸之地当个县长。及至刘备袭取益州，将帅们分别占领蜀地各郡县，各郡县望风归附，而黄权紧闭城门，直至看到刘璋投降，才前往向刘备降附。刘备让黄权代理偏将军。待曹操击破张鲁，张鲁逃往巴中，黄权向刘备进言：“如果失去汉中，则三巴之地就会受到威胁，这就等于割去了蜀国的大腿与臂膀。”于是刘备任命黄权为护军，率领诸将去迎接张鲁。其时张鲁已退回南郑，北往投降曹操，然而刘备最终还是打败了杜濩、朴胡，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这都出自黄权的计谋。

在这里，黄权是非常理性的，他看到刘备志向不小，入蜀必然危及到刘璋的统治地位，因此极力反对，但对刘璋的昏聩，他心知肚明，因此建议刘璋采取守势，安民保国。当刘备攻城略地，势不可当，其他官吏纷纷投降的时候，他坚守城池，直到自己的“主人”投降，他已经失去了“效忠”的对象，才向刘备投降，实现了“忠君”与“爱民”的两全。在看到刘备的确比刘璋更有能力时，他及时帮助刘备制定策略，尽快实现局部统一，这无疑是“忠君”和“爱国爱民”的具体表现。

后来刘备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心切，准备征讨东吴。黄权劝谏说：“吴人彪悍善战，而我军又水路出兵顺流而下，易进难退，为臣乞请让我为先头部队去试探敌人的虚实，陛下应当在后面坐镇。”刘备没有听从黄权的建议，而任他为镇北将军，督领江北军队防御魏国出兵，刘备自己在江南前线。后吴国将军陆逊顺长江流势冲破蜀军的包围，蜀国江南前线部队大败，刘备撤退。由于返蜀道路被吴军完全阻断，黄权军队无法返回蜀地，腹背受敌，岌岌可危，他只好率领部下投降魏国。P7-10

自古以来，古代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又强调“仕而优则学”，一旦入学或者入仕，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既是古代中国入学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古代中国“官道”文化的核心。

如果追溯古代中国官文化的起源，则可以上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周公姬旦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周政权，参酌夏商两朝的礼仪，为新兴的周政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敬天、孝祖、保民”为核心，以礼乐刑政为具体内容的官道文化，礼乐刑政的具体内容就是“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平之，刑以齐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的完整体系，这就是中国可以确切考证的官文化的起源。

中国古代官道文化与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尽相同，尤其迥异于西方现代文官制度。中国官文化中充满亲情、乡情、师生情，弥散着温情脉脉的人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道德观的浓缩。这是因为，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官文化最终形成了内容庞大详细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官场道德学、制度学，是中国官文化的精粹。它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做人要从学习、修身和内省做起，所谓“见贤思齐”，“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慎独”，“发乎情，止乎礼”，“诚于内，形于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在此基础上，实践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要忠恕，仁者爱人，安贫乐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要敏于事而讷于言，达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

在这种官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官道可以浓缩为“忠君、爱国、保民”。这就使得在任何时候，忠贞的官员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无论是商朝太宰伊尹放逐皇权的继承者太甲，还是宋朝范仲淹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最后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箴，中国古代的官员始终是以“国家”为重，以为君分忧为己任。

到了明朝，随着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官员认识到，仅仅“忠君”，局限于一国视野，不是官员的全部天职，从而提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箴言；随着对高度集权皇权的质疑，逐步提出“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虽然古代的贪官污吏不能够有效的杜绝，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臭名昭著的贪官酷吏，但是，清正廉洁的官员在每个朝代都有，他们声名远播，留下了令后人钦佩的业绩。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官员始终抱着为国为民的朴素理念，既能够在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气节面前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能够时刻以“仁、义、礼、智、信”自律，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官员职性，又能够在困境面前灵活应变、舍小顾大，做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官道、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

五千年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官文化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古代的官文化可能比“国文化”的历史还长。因为，虽然早在大禹治水之后，禹之子启就正式建国，但夏朝迄今还无法找到可靠的文字记录，而尚在传说中的尧舜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职责分工，有了专门管理氏族和部落的机构和人员，也就有了官和官文化。

由于五千年的华夏历史有一半的时间是漫长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因此，对于官，历来颇有非议和诟病，但也有其较为积极的方面。例如，在禅让制度盛行时期建立的官道，在家天下尚未形成时期成形的官制，官的职责就是“牧民”、“为民”，官的本职就是爱国爱民，对于国，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官文化中代代相传，以至于历代清官、谏官层出不穷。从春秋公孙仪相鲁不受国人赠鱼到南宋岳飞的“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再到明朝海瑞仅能以市肉两斤为母亲贺寿，他们的言行举止，足以垂范后世。中国古代的优秀官员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以及他们近乎苛刻地律己律人，使得他们既是官僚群体的楷模，也是社会群体的典范；他们构建的人文素养，既是中国传统官文化的精粹，又是华夏文明的结晶，他们本身也构成中国官文化、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经过历代不断完善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官吏选拔、考核、升迁、黜免和进退制度，更加是中国官文化、制度文化的精粹，其对东亚政治经济体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至今余韵犹存。

不容置疑，漫长的封建专制给官文化蒙上了一层阴影，位于官僚体制顶端的家族式统治，强大的专制制度，使得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官文化都屈从于皇权文化，君主专制使得“国”与“家”不分，使得“君”成为“国”的代名词，使得官的爱国爱民不得不以“忠君”为前提。然而，中国的官僚群体、中国的士大夫到底是一个有着睿智思想、独立思维的群体。从宋代，耿直的官员就直面帝王，“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到了清代，终于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中国的官道重新在思想上回归到“以民为本”、“以公为本”的主流上。

总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必然拥有一种浑厚、大气、睿智的文明，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存，才会在重重打击和重压下发展壮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而官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其最强音，这本身就说明真正的官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积极进取、致力向上、以“为民”为核心的进步文化。因此，在研究、批判和反思中国古代官文化的时候，同样要把官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进步内容，把官文化的本性表现出来，这才是对文化的贡献，才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