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现存古迹空间的展开为叙述结构的模式，穿透孔庙这一文化古迹的表层存在，重新解读这一符号的深层内涵，讲述这一古迹背后的故事，重现它由内容到形式的原始积淀过程，从而激活在人们心中远去的历史场景，带领读者和游客进行一次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穿梭。

悠久的历史为曲阜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从气势恢宏的地上宫殿，到规模庞大的地下城池；从远古时代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到明清时期工艺精美的服饰、餐具和家具；从浩繁的历代碑刻、古籍、书法、绘画，到完整的孔府档案……在曲阜8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300多处文物古迹。然而，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前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符号”，似乎只剩下了“美观”和“装饰”，至于围绕着它们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或是象征着什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齐鲁文化地理·曲阜卷系列丛书以现存古迹空间的展开为叙述结构的模式，穿透孔庙、孔林、孔府这些文化古迹的表层存在，重新解读这些符号的深层内涵，讲述这些古迹背后的故事，重现它们由内容到形式的原始积淀过程，从而激活在人们心中远去的历史场景，带领读者和游客进行一次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穿梭。

引言／1

壹 祭孔从头说根由

 1 祭礼的来由／7

 2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7

 3 垄断与象征／11

 4 祭孔的由来／14

 5 祭孔制度的定型／18

贰 “为君要事祭为先”

 1 为了“铁箍一桶”／20

 2 “马上”与“马下”／21

 3 康熙大礼祭孔子／22

 4 拓跋宏改姓尊孔／26

 5 孔庙遍及全国／28

叁 孔庙东西庑故事

 1 最初的儒学／31

 2 两庑群儒图／34

 3 董仲舒改造儒学／36

 4 儒学与儒教／42

 5 孟子被赶出孔庙／45

 6 迷狂的信仰／47

肆 庞大的礼制建筑群

 1 气势雄浑的交响乐／49

 2 从家祠到庙堂／53

 3 屡毁屡建的大成殿／58

伍 圣人本来是布衣

 1 神龛上的孔子／65

 2 孔子的服饰／69

 3 圣人本来是布衣／75

 4 大哉孔子／80

 5 孔子的谥号／85

陆 祭祀之城

 1 移城卫庙／88

 2 代代袭封／91

 3 同时三个衍圣公／93

 4 凭死而生／96

柒 奢华的祭祀

 1 祭礼每年知多少／98

 2 备祭种种何其繁／99

 3 祭品类别如此多／102

 4 礼器讲究多珍贵／108

 5 祭孔乐舞用八佾／110

 6 场面宏大极壮观／112

 7 祀田多得数不清／115

后记／117

1 祭礼的来由

祭祀活动在先秦叫做“祭”或“祀”，又称为“享…‘荐”“祠”，其原意都与饮食有关。人若要生存，就要饮食，而祭礼，就起源于向神灵贡献饮食。

在最初，这种祭礼比较简单，大约是燔烧五谷、手撕猎物的肉以飨神，凿地为穴作水壶而用手掬水以献神，用土块打击土鼓以乐神，这样就可以把人们的愿望和对神的敬意传达给神灵了。

在殷墟卜辞中，“祭”字最初的形体像手拿带血滴的腥肉。“礼”字像“盛二玉在器之形”，象征向鬼神有所奉献。《说文·示部》是这样解释的：“礼，履也，所以事神求福也。”

不难看出，在本义上，祭礼是人与神的一种交流活动，其中，致敬是手段，献礼是代价，祈祷(求福日祈，除灾为祷)是目的。

周人对“礼”有创新性的发展，将这种宗教性仪式推演为规范社会各项活动与道德行为的准则——礼制，从而使“礼”同时具有神秘性、道德性和伦理性。礼制的本质内核或者说中心命题，如敬天法祖、王权神化等，在周代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治国模式——政以礼成，礼以体政——礼制成了政治的主要形式。

2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

《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时候，祭祀主要指的是由国家举行的重大祀典，其礼仪形式比民间的祭祀活动要讲究得多，规模和场面也大得多，态度也庄重得多。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竟然摆在了军事的前面。当时，君主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活动之前，都要举行祭祀神灵的典礼。

在春秋战国时的儒家经典《周礼》中，其祭祀的对象，或称神祗系统已呈现为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结构，形成了以天、地、人(先祖)为崇拜核心，同时组合有序地兼奉其他神祗——以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为补充的相对稳固的祭祀制度。这套制度在汉代以后渐渐演变为国家祀典，并形成了完备的典章制度，成为官方所掌握的前后相继的历史传统。

在《礼记·祭统》里，体现礼制的各种具体典礼，被区分为吉、凶、军、嘉、宾五类，其中吉礼就是对天、地、人鬼的祭祀仪式。对这些天地人鬼等自然、人文神祗举行祭祀的场所——坛庙等建筑称为“礼制建筑”，比如天坛、地坛、社稷坛、太庙、孔庙等。

据《清史稿·礼志一》的罗列，属于吉礼的大祀、中祀、群祀达七十多项：

其中，大祀十三项：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吴天上帝夏至方泽祭皇地祗；四孟享太庙，岁暮祭；舂、秋二仲，上戊，祭社稷；上丁祭先师。

中祀十二项：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岁除前一日祭太岁、月将，春仲祭先农，季祭先蚕，春、秋仲月祭历代帝王、关圣、文昌。

群祀五十三项：季夏祭火神，秋仲祭都城隍，季祭炮神。春冬仲月祭先医，舂、秋仲月祭黑龙、白龙二潭暨各龙神，玉泉山、昆明湖河神庙……

3 垄断与象征

据《尚书·吕刑》记载：最初，人们与天帝的沟通和交流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直接对天帝贡献，以表示对天帝的感恩，那时天下人都是天帝的孩子，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中国社会发展到黄帝时期，各部落间战争骤起，天下大乱。诸部落首领之一的黄帝，奋然崛起，制止各部落间无休无止的厮杀，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大家公推黄帝为天子。为了避免乱世的再次出现，黄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命伯夷制定法典，大禹平治水土，后稷播种百谷，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命令重、黎二氏断绝人们与天帝的直接联系(“乃命重、黎绝天地通”)，并由他们任祭司，从而把祭祀——这种人与神的交流活动——垄断了起来。

此后，随着祭祀制度的不断完善，祭祀就不仅仅是人与神的沟通了，它同时又成了一种身份的区别和认定。什么身份的人能进行哪种祭祀，在国家制度中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这样，祭祀的政治意义就日益浓厚起来。比如，祭天是皇帝的专利，皇帝还同时祭天下名山大川；而诸侯则祭境内的名山大川；卿大夫则只能祭五祀，即门、户、井、灶等；到了一般庶民那里，就只能祭祀自己祖先了。

如果违犯规定，就是僭越。

目前流传在有些地方的民间祭祀天地的习俗，估计是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如果在古代，肯定是僭越行为了。僭越行为被视为“大不敬”和“犯上作乱”，轻则受指责，被迫纠正；重则受惩罚，甚至杀头。

先秦时期曾有助祭制度。所谓助祭，是指被统治的部族方国和诸侯虽然没资格直接向天地献祭，但可以通过向天子供献祭品，由天子用于祭祀天地。一个小小的贡品本身或许无足轻重，但其中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只有天子才有权与天地直接交通，等级隶属关系的合理性由此给出。

透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天下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建立人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建立人间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宗庙祭祀的断绝与政权丧失就成为一种一致的现象。所以史书在记载国家的灭亡时，也往往以祭祀的断绝为标志，比如“绝其祀”“不祀”“七庙隳”等，都是对亡国而言。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据甲骨文和其他文献，商代君王对神的祭祀非常频繁，几乎是每天必祭，而且往往规模宏大。后来，儒教对祭祀的密度提出了新的主张，《礼记·祭义》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祭祀活动不能太多太繁琐，太多会使人们对祭祀活动感到厌烦，而厌烦心一生，就谈不上对神灵的恭敬和虔诚了；但祭祀活动又不能太少，太少了会使人们对神灵产生怠慢之心，而怠慢之心一生，人们对神灵就会疏远和忘记。

依据这个原则，儒教对祭祀的品级、次数、祭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程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且不断加以修订。比如祭天，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

规定之外，每逢大事，也可以随时祭祀。将自己要做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告”礼。比如封禅，就是皇帝在获得巨大事功时为向天地报告而举行的最隆重的告礼。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因征讨、平定大金川胜，乾隆皇帝遣太仆寺卿阿兰泰到阙里祭告孔子，三月礼成。至今仍在阙里孔庙内立着的满汉文对照的《御制平定金川告成碑》记载了这件事。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十一月，清朝对西部用兵胜利后，又于同年十二月遣通政使图尔泰到阙里祭告孔子，“西师克捷，回部荡平”。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学生每日上学，也要向孔子行礼。

……

P7-14

早春二月，京杭大运河上。

一支逶迤相连几十里的庞大船队，正由北向南浩浩荡荡地进发。碧波荡漾的河面上，千帆竞发，旌旗猎猎，遮天蔽日，前、中、后三个船阵鼓角呼应，此起彼伏。

这是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清高宗弘历正在进行他的第九次南巡。这年弘历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所以这次出巡更为隆重，朝廷颁布谕令，要沿途各地恭迎圣驾。

三月十四日，乾隆皇帝驾临曲阜，在隆隆的接驾礼炮声中，山东巡抚率司、道、府等官员，衍圣公孔宪培率孔、颜、孟、曾、东野等各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及族人，跪在御道旁接驾。

其实，早在二十多天前，衍圣公孔宪培就远赴直隶(河北)阜城界迎驾，已蒙弘历召见，“天颜甚喜”，“训勉读书，垂询子嗣”。

弘历此次临幸曲阜，没有像往常那样，驻跸在古泮池行宫，而是直接住进了孔庙。

在孔庙奎文阁的前面，东西有两座小院，名日“斋宿”，建于明代成化年间，举行祭孔大典时，主祭人要提前几日来这里斋戒、沐浴，以示虔诚。其中的东斋宿是衍圣公的斋宿所，庭院坐东朝西，西面建有大门一座，门内立一座彩绘木雕牌坊，坊后有正厅五间，前厦后坐，两侧各有厢房三间。此时为了迎接乾隆，皇帝大门上方悬上了一块“驻跸”匾额，正厅里专设了镶着白玉如意的宝座。

弘历更衣完毕，顾不上休息，就急着召见衍圣公孔宪培和一品夫人于氏。十九年前，弘历第六次来曲阜祭孔时，孔宪培还是个十六岁的青年，弘历以其原名宪允不妥，赐改名为宪培，并将自己宠爱的女儿和硕和洛公主，寄在大学士于敏中名下为女，许配给了孔宪培。(注：曾有人对这件事的真伪表示存疑，但民国年间出版的《孔氏家谱》证实了这段隐情：“七十二代宪培，字养元，号笃斋。高宗以子妻之。”)

弘历与女儿女婿欢言片刻，即起身去大成殿拈香。

次日清晨，曲阜古城沐浴在晨曦之中，乾隆皇帝乘御辇出东斋宿。

此时，小小的曲阜城里冠盖如云，寂静的孔庙中儒生济济。艳阳初升，天睛气爽，春风送暖，晨钟悠扬，庄严肃穆的孔庙早已修饰一新，黄瓦流金耀目，殿庭宽广整洁。

高大雄伟、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内，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塑像高贵威严，正中的供案上，三牲竖陈，丰满洁净。

身着礼服、手捧玉圭的礼生，从正南门外经金声玉振坊一直排列到大成殿前，恭身肃立。

突然，鼓声震响，浑然凝重；长号齐鸣，低沉悠远。祭孔大典开始了：鸣赞官唱礼。此时，大成门豁然大开，穿着祭服的乐舞生由大成门步入，缓缓向大成殿前行，所有参祭官员、儒生、孔氏族人随后跟进。鼓声敲过三百六十响后，乐生、麾生、佾生、节生们，按转班鼓的节奏，走上丹墀。

在引赞、鸣赞的“正献官就位…‘参神…‘升坛”“跪”“叩头”等赞礼声、击祝声和“宣平之章”“昭平之章…‘秩平之章”“叙平之章”的乐声中，伴随着八佾之舞，亲任正献官的乾隆皇帝身穿祭服，在杏坛前就拜位，依次上香，献帛，献爵，行三跪九叩大礼，恭敬、虔诚、不厌其烦地先“迎神”，后“初献”，又“亚献”，再“终献”，最后“送神”……与此同时，随行的大臣分献四配十二哲，及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并遣国子监祭酒祭告启圣祠，读祝文。

祀孔大典已毕，乾隆皇帝返回东斋宿，更便服，又召见衍圣公孔宪培和公主。

在乾隆皇帝驻跸曲阜的几日里，孔宪培“事事躬亲，心筹身历，昼夜无间”，公主更是“洁涤御膳”，“详谨周挚”。乾隆皇帝亲解御用荷包三对，赐与孔宪培，同时赏孔宪培银鼠蟒袍一领，银鼠补褂一领，大缎八端。

三月十六日，乾隆皇帝离开曲阜，留下御制诗一首：

为君要事祭为先，中祀躬亲诣欲全。

八度前来八旬逮，奠芹昨过奠箕连。

生民未有道垂世，宇宙以来怀赞天。

六岁一衷幸蒇礼，宫墙临别意拳然。

两千多年来，在前往曲阜朝孔的路上，一个个帝王的身影络绎不绝，车驾逶迤，旌旗猎猎，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他们有的从长安来，有的从洛阳来，有的从大同来，有的从开封来，有的从北京来，有的甚至直接从战场上来。

他们之中，有刚刚在淮南平定了英布、高唱着《大风歌》凯旋而归的汉高祖刘邦；有从青徐督军会剿战场上转道而来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汉明帝刘庄；有召集“白虎观会议”、把儒家思想法典化的汉章帝刘焰；有力图矫治国弊的汉安帝刘祜；有结束“十六国”两百年乱世的鲜卑族君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有倡汉语、禁胡服、强迫皇族改汉姓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有把江山拱手让给武氏的唐高宗李治；有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李隆基；有第一个向孔子行叩头大礼的皇帝、后周太祖郭威；有把儒学经典刊行全国的宋真宗赵恒；有以文治武功使国家进入“康乾盛世”的清圣祖玄烨。

至于帝王派官员致祭孔子的就更多了，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历代相沿，初步统计有一百九十余次。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无法想象，那些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至高无上的君主，那些养尊处优、每天都被朝臣们呼为“万岁，万万岁”的“九五之尊”的帝王，那些对他统治下的臣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统治者，怎么会甘心情愿地拜倒在生前只不过是个布衣的孔丘面前呢？

那时候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更没有专机、专列和高级防弹轿车，就凭借着土路、石板路和运河，远离京城宫墙的拱卫和皇宫奢华舒适的生活环境，花费几十天时间，千里迢迢、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而来，就为了能在孔子故里向孔子献上“三牲”，还得听命于赞礼官的口令，不厌其烦重复着那些跪倒、趴下、磕头的动作，显得那么虔诚和恭敬。

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为何把孔子尊为“素王…‘至圣先师”，为他修建了规模那么宏大的庙宇，又不远千里赶来祭拜呢？

祭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曲阜小城本来就不大，正中间被孔庙、孔府、颜庙占去了那么大一片，曲阜城显得更狭小了，那些古建筑群就成了小城人日常生活中躲避不开的一个背景，也成了我儿时记忆里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深重底色。直到今天，当我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提起笔来，想为家乡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首先撞进大脑屏幕的还是那古柏森森的庙宇、巍峨矗立的大殿、厚重的被涂成了红色的庙墙、庙墙里那参天的古柏、深宅大院的孔府以及傍晚的暮色中旋飞在孔庙上空的呱呱噪鸣的归鸦。

儿时，孔子在我心里并没有位置。把孔子突然推到我眼前的，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年深秋，从北京来了几百个北师大的红卫兵，他们成立了“全国讨孔联络站”，砸了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前面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拉倒了孔子像，扒开了孔子墓，烧了“万世师表”牌匾。

后来，我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外漂泊，对于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曲阜，就像一册老影集，每一次打开，都能勾起旧时的回忆，也都会有新的发现。无论我离开她有多远，在我的身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绳，把我和曲阜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对于我，离开曲阜恰恰是认识曲阜的一个先决条件。正因为我离开了家乡，才感觉到家乡的存在。在一个生疏孤独的生存环境里，人自然而然地会变得寂寞和沉默，而寂寞和沉默，正是大脑开始活跃和敏锐起来的条件之一。这时，家乡那个小城的轮廓，渐渐在我脑屏上清晰起来，一个问题开始萦绕、困惑着我：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座辉煌庞大的古建筑群？孔子不是帝王也不是神仙，为什么他死后能够拥有这么一座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庙宇？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一座礼制建筑群，孔庙在修建之初，并不是为了留下一个古代文化的瑰宝，也不是为后人留下一个古代建筑的样本，更不是展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其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是祭孔。在当时，什么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建筑史上的价值，等等，对于下令修建孔庙的封建帝王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一次返回故里，我总喜欢在更深人静的夜晚，独自一人在曲阜城里徜徉，从万仞宫墙，沿着孔庙的围墙，穿过后作街、颜庙街、陋巷街、鼓楼、钟楼、阙里牌坊……夜色中的庙墙静静地矗立着，显得比白天更加高大厚重，星光灿烂的天幕上显示着巍峨宫殿的黑色剪影，拥护着宫殿的是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的苍桧古柏……

曲阜这个小城的历史深得很了，许多建筑、古迹现在只剩下一个名称，一个符号，像古泮池、矍相圃、两砚台等，镌刻在石头上，立在那里，供人们凭吊，告诉人们这儿曾存在过什么，发生过什么。还有许多地方，干脆连个符号和名称也没留下来。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还可以看得见分布在曲阜城内各处的四合院，那些高门楼，那些专门供轿车和马车进出的大车门，那些雄踞在门前的石头狮子，那些大青石条铺成的石板路。曲阜城里曾坐落过十几处门阔墙高宅深的贵族府第，那都是衍圣公的近支族亲居住的地方。现在已没了任何踪影，像是几张纸片，被风掠走，连同它们所代表的中国大贵族的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温良恭俭让的人际关系准则，都消失了，退走了。

此刻，我身在北京一个住宅小区塔楼群中的一扇小小的窗前，窗外是灯火辉煌、车流如潮，却显得过分浮华的都市夜景，这场景代表着一个古老大国朝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象征着她经济迅猛发展的速度。但我的思绪却带着我飞回故乡，飞翔在曲阜孔庙这座文化古迹上空，低回良久。这巨大的反差让我如梦似幻，想到现代哲学对文化共时性的理解，想到现代西方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期待，一时竞弄不清传统与现代，应该是时间上的延续，还是空间上的并存。

在两干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故乡的小城代表着一片文化的高原。我们今天如阿对待这笔文化遗产呢？

孔庙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这片古老的建筑吗？

2002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