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陈汉元的独家采访，主要涉及陈汉元在纪录片创作上的见解和成就。全书分十个部分，有人物及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的介绍，突出陈汉元的艺术创造成就，以及他关于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时代变迁对中国电视艺术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纪录片是以时代精神与文化潮流为创作背景的文化产品，是时代的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的表现。

中国纪录片有别于外国纪录片，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从中国纪录片题材的选择、构思、表现手法、解说词写作等方面，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精神、人格，及其时代思想和文化追求。

本书是对中国电视纪录片领军人陈汉元的独家专访。在写作体例上，作者借鉴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风云人物的形式，但又有所不同。访谈内容涉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访谈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的提问方式进行。访谈的各部分均一气呵成。

写在前面的话

引子：一生都给你

第一章 开启智慧之门

 一、这时，我开始懂得

 二、最初的愿望

第二章 一撇一捺

 一、早期多元的创作实践

成名作：《收租院》

尝试故事化创作

尴尬的历史

另类的《下课以后》

《雕塑家刘焕章》艺术形象的刻画

《泰山》写出民族文化

创作心得

 二、文化基石

作品：《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创作成就

作品：《话说长江》

作品：《话说运河》

代表作：《话说长江》

《话说长江》的结构

确立章回体

固定节目主持人

爱国主义基调

激情奉献

充满魅力的解说词创作风格

纪录片解说词的作用

散文体纪录片解说词创作

代表作《话说运河》

《话说运河》的结构

难题：《话说运河》的开篇

回看《再说长江》

 三、里程碑《望长城》

《望长城》在纪实手段上的突破

设想

招标

第三章 道在其中

 一、创作谈

纪录片就是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

三个阶段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

客观地看待以前的作品

衡量精品的标准

风格嬗变：由“全景”转向“特写”

创作队伍与受众

部分纪录片是供少数人看的

90年代的纪录片创作精英

纪录片创作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纪录片创作成功与否的根本原因

DV大赛与DV现象

东西方评委评奖时的侧重点

如何看待用娱乐的方式教育大众

纪录片市场化

终极目标

纪录片、专题片与独立制片

关于“新纪录运动”之说

时间对历史的记述

 二、人生感悟

人生如甘蔗

艺术创作

人生是个过程

读书与人生

第四章 云下边的山

 一、绕不开的历史

《河殇》引起的反响

 二、转折点

国外见闻

采访意大利总统

思考

难以言表的心情

第五章 风流才俊

 一、人生际遇

苦涩的心情

梅地亚副总经理

当纪学会会长

人生的另一种选择

“老爷子”的称谓

 二、歌词创作

最初的歌写给专题片

《一生都给你》的台前幕后

《自有人评说》歌词的由来

创作《青春之歌》

为纪录片《楠溪江》写主题歌

《抗战》片首歌

 三、电视剧策划

策划《北京人在纽约》

正视出国热

“形右实左”

《苍天在上》横空出世

重塑海瑞

创作农村改革题材的电视剧

个人悲剧观

名著改编

一部好片子：27个兴奋点

 四、文学创作

房东秦大爷

第六章 睿智人生

 一、做客中央电视台《朋友》栏目

杨澜做《朋友》栏目的中心朋友

余秋雨做《朋友》栏目的中心朋友

 二、应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做客《实话实说》第二期

哈尔滨颁奖

 三、人性化管理

报销车票

制片人请缨做导演

枪毙不理想的作品

 四、圈内人眼中的陈汉元

一代中国纪录片领导人(朱景和)

名士风流陈汉元(梁碧波)

人黄猪老Blog(片断)(陈晓卿)

向汉元老师学习：不“讲”道理(宋素丽)

第七章 燃情岁月

阳光卫视副总裁

阳光卫视的工作方式

乐在其中

尾声

附录

附录一 欲写雁荡笔难下

附录二 功德无量之举

附录三 拯救黄河(一)

附录四 摊主

参考文献

后记

成名作：《收租院》

纪录片《收租院》的主创人员有陈汉元、朱宏、王元洪，片长45分钟，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1965年底摄制完成。《收租院》是在国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诞生的，它以北京中国美术展览馆展出的反映阶级压迫的泥塑人物群像为题材，通过到四川省大邑县实地拍摄，将一群静止不动的泥塑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影像和解说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来，达到了启发、教育民众的目的。

由于作品创作扎实、内容深刻、风格新颖，达到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成为我国这个阶段电视纪录片的创作高峰。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收租院》的开拓性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突出表现在社会功能上。《收租院》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政治寓意。该片开拍之时正值我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品通过实地拍摄四川大邑县的真实人物、史料和“收租院”泥塑，形象地再现了旧中国农村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关系，深刻地揭露了地主残酷盘剥农民的罪恶，达到了唤醒人们毋忘历史、毋忘苦难的教育目的，很好地配合了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其次，《收租院》的诞生扩大了电视纪录片的影响，使电视纪录片的影响超出了电视屏幕。1966年4月，文化部把电视纪录片《收租院》扩制成了35毫米电影拷贝，在全国电影系统发行、放映。解说词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在一些地方，《收租院》还被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这是中国早期电视纪录片的影响超越电视传播范围、广为社会服务的典型例证。

第三，《收租院》在艺术化风格样式上进行大胆探索、创新。在此以前，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基本模式是报道型，尽管摄影、编辑和解说词写作都很认真，但形式却变化不大。“文学型”纪录片的形成和运用，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体纪录片，是从《收租院》开始的。

《收租院》解说词以浓厚的感情和文学色彩，把泥塑作品与史料和当事人的讲述结合起来；在整体风格上，作品画面形象与语言音乐表述融为一体，把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内静止的收租泥塑群像变成了流动的历史，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拍摄效果。

这部思想性、艺术性为当时所公认的作品，不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作为那一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为以后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文本。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由于受当时设备技术条件、观念的限制，以及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1898－1972)画面加解说风格和列宁的“形象化政论”理论的影响，作品的教育功能被放在了第一位，作品多以某一个方面的内容或单面的形式呈现。

但是，和同时代的作品相比，《收租院》在艺术创作、故事构筑、开创“文学型”纪录片创作方面均有突出贡献，提升了中国纪录片作品的内在品质。

此外，那时我国还使用手摇式摄影机，当时影像画面能够运动起来，就被认为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收租院》由于创作上的成功处理不仅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把静止的泥塑也拍得富有动感。

《收租院》在创作上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1.深入采访，情感构思，审美追求。创作组最先接受的任务，是以在北京中国美术展览馆展出的泥塑为题材拍摄一部纪录片。当时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为配合阶级斗争教育，在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用泥巴塑造了当年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生动刻画了地主利用收租向农民进行残酷盘剥的情形。由于这组群像塑造得生动形象，富有教育意义，美术界又请四川美院的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展览馆大厅复制了一部分“收租院”的泥塑。创作组看了泥塑展后，深受感染，但认为当时在中国美术展览馆展出的只是《收租院》泥塑群像的一部分，不足以反映全貌，不能构成一部纪录片，而且反映如此悲惨的生活景象，在美术馆这一富丽堂皇的场景中拍摄亦显得不协调。于是他们本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专程到四川进行实地考察，重新构思，最后确定在四川实地拍摄一部以阶级教育为主题的电视作品。

这一作品的内容包括现实生活、地主庄园和泥塑作品。在四川拍摄过程中，创作组通过访贫问苦等采访、考察活动，激发了强烈的爱憎感，创作激情空前高涨，这种激情融化到作品里变成了图像、解说词、音乐传达给观众，达到了较高的审美效果。作品充分运用摄影造型、编辑技巧和解说词组成的影视艺术语言，刻画人物形象，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2.采用对照手法，揭露伪善。“收租院”乃是一个阶级教育的课堂，为了达到揭露罪恶的目的，摄制组经过认真剖析地主庄园的罪恶史实，听取长工们受地主残酷迫害的控诉，以及观众参观“收租院”的反映等一系列采访活动，制定了具体拍摄方案：将地主的佛堂、佛堂墙上的“善”、佛堂后面关押百姓的水牢联系在一起。“牢”上的一点把它幻想成一个骷髅，佛堂的后面是水牢，衬托出地主的伪善，将“善”和“水牢”摆在一起则形成了更强烈的对照；“善”字底下是“口”字，“牢”字上面那一点是个“骷髅”，地主正是利用这张伪善的大口无情地吞噬了众多的骷髅。在完成这样一个创作构思之后，摄制组表现主题时，在介绍完佛堂之后，就描写“善”字，而且由全景一下推为“口”字的特写，并且从中叠出那个“骷髅”。这两个画面用这种方法把它们连到一起，显得十分醒目，而且观众在情绪上的起伏也产生出非常突然、强烈的效果。正是这种联结，强有力地揭露了地主伪善残暴的真面目。

3.解说词适当引入人物的语言，增强感染力。让泥塑从第一人称的角度，用自己的口吻对着观众述说自己的心声，使作品更加口语化、生活化：“娘，我饿，我饿呀——”这是一个饿得半死的小姑娘的悲鸣。“孩子啊孩子，不是爷爷忍心卖掉你，这都是黑心的地主硬逼的呀！”这些与人物身份、处境相吻合的人物自己的语言，充满了辛酸、苦楚、哀怨和仇恨，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

4.把握电视特性，使解说词与画面水乳交融。多少年过去了，那些泥塑的穷苦人，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少女和儿童，他们的形象还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的声音还在人们的耳畔回响。《收租院》的创作者把画面形象和有声的词意形象熔铸在了一起。如地主用来过粮食的斗，使人们想起“是地主的嘴，是豺狼的口”；那些过完斗的空箩筐，使人们记起“过完斗，箩筐空了，麻袋空了，肚子空了，一年的辛苦全都落空了”的血泪控诉。作者让解说融入那不断运动的画面的血肉之中，而没有从外面灌入和强加之嫌，使解说获得成功。

电视纪录片《收租院》在正式出拷贝之前，还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曾先后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北京第一机床厂、昌平某公社、顺义某公社、解放军某团、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家协会放映，并举行多次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进行改进。

《收租院》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圆满地完成了它的社会使命，也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与提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收租院》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被永久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P20-23

纪录片是以时代精神与文化潮流为创作背景的文化产品，是时代的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的表现。不同时代纪录片的创作风格、表现手法，不能一言以概之，如果想对纪录片创作有所了解，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纪录片的传播离不开受众，一方面，纪录片受众群体需要市场的培育；另一方面，良好的受众环境，对纪录片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欣赏优秀纪录片作品需要相关的文化素养作支撑，素养越高，对于纪录片的理解认识也才会越深入。

中国纪录片有别于外国纪录片，它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从中国纪录片题材的选择、构思、表现手法、解说词写作等方面，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精神、人格，及其时代思想和文化追求。

以上种种，是笔者想通过访谈来重点说明的。

陈汉元是中国纪录片领域的领军人，作为文化名人，他不仅担任全国Dv联盟总顾问、人民网DV大赛主席、国际纪录片评委会主席和评委，还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副总编，中国CCTV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等职，多次负责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宣传报道工作，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长达40余年的影视创作生涯中，陈汉元亲身经历了中国电视事业从诞生初期到走向辉煌的巨变，经历、决策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也多有建树，经他之手打造和策划、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作品就有多部：电视纪录片《收租院》、《雕塑家刘焕章》、《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我国第一部在国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我国第一部长篇反腐倡廉电视剧《苍天在上》等，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时代的坐标，提升了我国电视作品的艺术品质，在国内产生了轰动、持久的社会影响，推动了我国电视作品的创新发展。

通过陈汉元这位权威人物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阐述和对他艺术人生的记录，笔者相信人们对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对中国纪录片人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在独家专访基础上写成。在写作体例上借鉴了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风云人物的形式，但是又和她有所不同。访谈内容涉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史料价值。陈汉元曲折的人生经历、多元的文化创作、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等给人启迪；在写作内容上，笔者适时地加入了时代、创作背景和纪录片作品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代表人物和作品等，以期读者对访谈内容、访谈人物的语境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文中的话题是放在特定的历史层面上展开的，距今也有长短不一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背景下的纪录片创作状态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运用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希望不同层面的读者都能达到最佳的阅读效果。

陈汉元是一位理想的访谈对象，他独特的语言魅力，长期以来为业内人士所称颂。在谈及中国纪录片创作时，他态度真诚，富有激情。陈汉元对中国电视纪录片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彪炳在中国纪录片的史册上，陈汉元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和真知灼见，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

访谈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的提问方式进行。除了个别地方有删节，其余部分的访谈都保持了真实的语境，每部分的访谈基本上也是一气呵成。

在后期编辑和写作时，笔者将各部分的内容按照历史的脉络和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尽量反映访谈的场信息，让人们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从陈汉元的艺术创作轨迹中，人们既能看到电视人对电视事业的挚爱，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电视事业，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飞速发展。

从陈汉元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探寻老一辈纪录片工作者的创作足迹，和他们这代人在纪录片创作上为年轻一代留下的宝贵经验。

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陈汉元及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采和精神面貌，笔者还特别邀请朱景和、梁碧波两位电视人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他们眼中的陈汉元，文章放在“圈内人士眼中的陈汉元”一节，他们用精彩的笔触，为我们保留了值得记忆的历史瞬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书中转载时间尚未发表的对“结构、浪潮、青春、电影”新中国第一个民间实验小组的记述也弥足珍贵，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尚在萌动中的独立制片人的发展与有益的探索实践。

为了方便解读历史，书中选取了有价值的珍贵历史照片穿插在文字中，如陈汉元1978年随邓小平访日、1976年出访南斯拉夫、1994年率团访问泰国，以及1993年去台北会见蒋纬国，做国际电视节评委等，这些照片展现了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瞬间。

本书力求结构新颖、内容鲜活、讲述清晰，既能关注学术前沿、注重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结合，也可以做新闻学、影视专业的教材，同时希望能得到相关专业人员和影视爱好者的青睐。

石 屹

2008年8月8日于上海

2006年12月26日，我从广州开会回来就开始了与陈汉元老师的访谈，现代通讯设备为这次访谈提供了便利，我和陈老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采访通过电话形式进行。

访谈前期进展得十分顺利，中间因为恰好赶上中国的传统节目春节，请陈老师出席各种会议、活动的事情开始多起来了，加之陈老师那段时间身体状况欠佳，需要去医院，采访搁置了一段时间。大约到2007年6月，主体采访告一段落，以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补充采访。

在这期间，我应邀完成了西南大学《现代传媒书系·影视理论丛书》之一的《纪录片创作论》书稿的写作，应邀参加了奥地利萨尔茨堡第439期为期一周的国际培训和学术研讨，并完成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用在了访谈上，我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陈老师是我步入纪录片研究领域认识得比较早的前辈之一，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采访过他，那次陈老师谈了他对纪录片的终极目标的见解，这是纪录片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以后我为纪学会的理论研讨会撰写的《东方文化与中国纪录片》的会议纪要一文，给陈老师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这篇文章文体新颖、别出心裁，重在突出90年代中期中国纪录片学者和创作者对纪录片创作的思考和学术观点。

基于这个好的起点，十一年之后陈老师接受了我的第二次采访。

第二次访谈起因于《中国电视》编辑的约稿，希望我以当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为题对陈汉元老师做一个访谈。访谈每天进行一点儿，当第三天开始时，我和陈老师就决定重新调整访谈的方向。当然期刊编辑的任务也如约完成了。

两次采访陈老师，我都获益匪浅。

聆听陈老师充满激情的讲叙，一幅幅真实的纪录片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我为开创中国电视纪录片事业的老一辈工作者的精神所感动，为一步一步从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中国纪录片、以及它今天取得的创作成就而引吭高歌，更为中国纪录片有陈汉元老师这样一批又一批热爱电视事业的人们感到庆幸和自豪。

访谈在成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大家的鼎力支持，在此特别要感谢陈老9币的夫人张女士的大力支持，她整理提供的众多资料和图片，是这部访谈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感谢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老师对本书的关心与支持。

感谢纪学会副会长朱景和老师、成都经济电视台梁碧波编导撰写了他们眼中的陈汉元；感谢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制片人、纪录片编导陈晓卿同意摘引他的博客、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宋素丽的生动讲述。通过他们的文字，一个不为常人所知、工作之余的陈汉元，他风趣、幽默、栩栩如生的形象被展现了出来。

本书中众多纪录片图片资料均为业内人士提供，在此深深地表示感谢。

本书成稿以后，陈汉元老师进行了审阅。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给予的支持。

2008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