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供驰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

本书系“破译飓风系列”之《谈天说地》，书中对三星堆、埃及文明、横断山地质变化与云南通道、爪哇小矮人、西来说等内容作了阐述。其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强，图文并茂，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著作。

为什么“西来说”突然在中国销声匿迹？？殷墟发掘是什么理论的“滑铁卢”？

大约1.1万年前是地球的一个“春分点”，先是地球上存在的大约42%的生物“属”突然大灭绝，然后人类文明突然“大爆发”；人类新石器时代在中东开始，持续了百万年的所谓“旧石器时期”悄然结束，生物种群之间的生生灭灭有什么规律，一年的四季与文明的春天来临是偶然的吗？？假如文明西来是事实的话，那么来华的路线是什么？？假如原来的丝绸之路是重点的话，那么环渤海红山文化与山东的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中国西南成为文明“死角”，导致这一境地的地质地理改变始于什么时期？？世界最古老的玉蝉文化在何处？？……本书将为你一一阐述。

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一辑 远行

 再探三星堆与埃及文明

一、走马观花

二、背景

三、青铜中的神话

 1.卜塔神(Ptah)与大立人

 2.喜神与小矮人

 3.扶桑树与太阳树

 4.其他青铜器

四、三星堆中的天与地

 1.谈天

 2.说地

五、其他

六、金沙与三星崇拜

七、长江流域和埃及文明

 奔向东海——游走于浙、沪、苏、皖

一、绍兴到余姚

二、到良渚去

三、在上海看青铜

四、在上海看玉器

五、在上海看陶瓷

六、在上博看亚述展

七、在上海看海交博物馆

八、告别上海

九、在南京博物馆

十、在南博看青铜器

十一、在南博看陶瓷

十二、书中自有黄金“乌”

十三、南博买书《考古与文化》

十四、在合肥

 在云南联想“越人”、“滇人”

一、新石器时期的死角

二、水上越人

三、青铜中的滇人

四、西南交通中的云南

 横断山地质变化与云南通道

 福建印象

 山东游

 一、曲阜与孔圣人

 二、泰山与大汶口

三、济南与龙山文化

四、博物馆里看汉画

第二辑 趣闻

 “神秘的史前面具”背后

 对一种小吃的探源

 有趣的“狗天气”

 试解“爪哇小矮人”之谜

 周原蚌塑洋人头像

 红山和玉蝉

 “油包水”还是“水包油”

 五行、希腊哲学与老子

 浅析《旧约》中的年岁计算

一、亚伯拉罕前后时期

二、雅各前后时期

三、约瑟前后时期

四、摩西时代

五、《士师记》、《撒母耳记》时期

六、扫罗时期

七、大卫父子时期

八、结论

 《旧约》写作与进入中国时间

 两则新闻

一、印度东北以色列失落支系回归锡安

二、兵马俑坑发现洋劳工

第三辑 读书札记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文明起源”——读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一、概说

二、围绕“文明发生”

三、史学中的“中国文明起源”

四、关于东亚人类起源

五、农业文化的起源

六、仰韶中的彩陶

七、龙山黑陶

八、殷墟是谁的滑铁卢？

 同探交流结论殊——读《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

 谈天说地聊古今——读《天文西学东渐集》

一、书中的“西来说”资料

二、聚焦中国天文学史之争

三、围绕有趣的《周髀算经》

 1.璇玑与玉琮

 2.起源

 3.“寒暑五带”

四、中国天文学与巴比伦的渊源

五、埃及与中国天学

六、张衡在哪里创立了“浑天说”？

七、隋唐之后的天文学源流

 彝族与雅利安人——读《千年凉山——散落在羊皮卷中的文明》

 涉及人类的气候环境资料

一、地球生命与“春分点”

二、全球与中国境內的几次动物迁徙

 中国气候变化一瞥

 读《积石山自治县县志》(1998年版)

 读《江干区志》与《杭州市志》(1995年版)

 读《晋江市志》(简本)

 读《舞阳县志》(1993年版)

 读《资兴市志》(1999年版)

一、说南道北

二、走近资兴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泰山不高，才1500多米，但泰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人文意义，无山可比。泰山是一座典型的“政治山”，是一座“历史山”，甚至可以说是一座“神山”。搞历史研究的人哪座山都可以不去，假如只攀一座山那就应该是泰山。原先不来泰山主要还是因为不方便，现在终于来到泰山，心里很欣慰。

泰山是个谜，围绕它有太多的历史迷雾拨散不开，或许那一切都应该追寻到“史前”。比如皇帝“封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的政治起源何在？有记载的“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但我认为源头应该早得多，并且我推断最初的源头应该在商朝，甚至更早的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也与之有关。

从某个角度讲中国早期历史也可以约略分为东部与西部，更细或日西北与东南，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可以归于“东部文明”。东部文化的特点以善水闻名，由于东部地区并无多少高山，所以1000多米的泰山已为其最，它成为东部古人崇拜的高山对象。崇拜泰山可能自原始时期已有传统。或许可以说，大汶口文化中就有崇拜高山的习惯，否则它为什么出现在泰山脚下呢。

最早的泰山也可能有这个功用：登山观海。泰山对于东部的先人很可能有着多方面的特别意义。有洪水时他们躲避上泰山以及泰山余脉，有远航而来的船舶泰山就是一座自然而然的灯塔——远古时期泰山附近因海平面的上下浮动这附近应有大海，假如不是大海那么这里可能有大河存在。距离泰山只有半小时路程的大汶口附近为什么有“大汶口文化”那样精美的大批陶器完整埋于地下，或许就是当时古人对泰山的多次祭祀呢。

泰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最初应是一体的。泰山为什么特别神圣一些，与远古时期的地貌以及其他崇拜纠结在一起。由于当时的海岸线很可能接近泰山，当时最常出现海市蜃楼景象的地方或许并不在今天的山东蓬莱一带，而在泰山一带也难说，海移“神”移，这个现象也会是对泰山迷信的起源。没有证据，当然这只是猜测。

泰山有“观日”的传统却不难解释，这是原始时期古人崇拜太阳的一个遗风，它流传至今，以至于大多数今天的游客去泰山其实就是去看日出的。在泰山观看喷薄而出的太阳，那景象曾让古今游客百看不厌，想必古人在这里举行崇拜太阳的仪式也是很可理解的。

泰山有那么多的理由让人们为之迷信，泰山最终成为一座“政治山”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旧有的静止“史前史”中，泰山崇拜是不好理解的，只有在“人类文明同源说”以及结合动态的地貌与古气象资料之后，泰山的神秘面纱才有可能最终被人撩起。

周朝源自西部，这一点很明确，所以周人对于泰山未必有多少认同感，假如他们同样崇拜泰山那也是来自商朝的文化影响。在周朝统治涣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东部地区的人们肯定会继续敬仰泰山，这个传统应该一直到秦始皇时期还存在。尤其是，秦始皇成长于赵国，赵鲁比邻，或许赵国与鲁国有同样的崇拜泰山传统，所以日后秦始皇才成为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皇帝？

说到“封禅”也是论资格的，并非是个皇帝都可以登泰山，比如李世民就始终没到泰山“封禅”。“封禅”需要国泰民安，需要皇帝道德无瑕，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就不敢贸然前往，怕的是强行“封禅”上天降罪。唐玄宗曾经到过泰山“封禅”，清朝诸多皇帝也到过泰山，并且他们留下了许多墨宝石刻。由于泰山一直是座“政治山”，所以历代的书法家们很知趣，一般不怎么在那里展现笔墨，倒是在今天没有什么禁忌，普通人也可以在那里留言了。

即便到了泰山我也没想一定要登顶，只想大概看看这泰山地貌有什么奇特就够了，没想到随着一位帅哥导游我竟然最后成功登顶了。在观日的“拱北石”那块儿有些累，我坐在一道短石墙上休息，微风拂面，有些累极之后的爽然。帅哥渐渐与我熟悉了，还说起了他的家史。他是山东淄博人，姓田，是田横的后代。作为一个本地人，他从他们家族最初在河南陈国的发源说到迁移至山东后为什么改陈为田，再从篡权夺齐说到500壮士自尽，我偶尔也能插几句嘴，聊得很愉快。

下山时已近5点，到山脚就被告知去看大汶口遗址博物馆的时间已过了。但我依然决定亲自到遗址那里看看地貌，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文物之类的东西，想必第二天参观的山东省博物馆都会有的。

从泰安驱车几十分钟就到了大汶口遗址。天已近黑，导游特别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去看这些毫无奇特之处的“农田”。亲自踏上那片“农田”，对于我不啻为一种朝圣啊，一时无法向他们解释。

“大汶口”附近地势平坦，黄河几次改道于泰山南北，但从这里依然能够挖出五六千年前的陶器来，说明起码这一带并无受到洪涝的严重扰动，今天的地貌与古代不应有特别大的改变。从种种方面看，这一带的人们当初应该过着渔猎生活，大汶河或许很久前已经存在。

大汶口与龙山文化都显示出明显的黑陶特征，这就是他们与中国西部文明的主要分别。从陶器方面看，当时大汶口与西北的仰韶文明也已经有所交流，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流模型却还不是很清楚。

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主要来自南方的水上，还是来自北方的草原？这也是个问题。山东黑陶以及黑陶的造型都相当独特，它们有着轻巧简洁的特色。山东地区史前文化与其南部江浙一带相比明显缺乏玉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对隔绝。难道山东这里真的是从北方草原之路迂回连接中亚与东南欧的一个地区？假如可以如此解释，是不是也部分解决了商人的起源问题？这也就是说，商人实际上接受了两个方面的文化，一个是久远的东部沉淀过的两支史前文化，一个是新鲜的西北方的草原文化，而他们原本也是同源的。所有这些问题恐怕都要与东方的“夷”联系到一起才能彻底解决。有一个更为大胆的猜测，商朝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前期从东来，后期从西北来，由于某个特殊的原因才捏合为持续几百年的一个王朝。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比如联姻，比如平衡政治势力之后的轮流“坐庄”。

P96-99

最早知道苏三，是因为她的《向东向东，再向东》。有些“正统”的学者批评她的学说，当时媒体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就说了几句宽容的话。后来我们有机会见了面，对她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苏三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迄今已经在这个方向出版过六本书C1I，依出版的时间顺序是：《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罗马有多远：探寻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书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所拒绝，他们认为苏三的学说是不可能成立的。不过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读读苏三的书——他们对此嗤之以鼻。

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供驰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当苏三策马来到这个狩猎场时，场上早已经有许多中外骑士，在那里扬鞭奋蹄，追狐猎兔了。

我们经常讲“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窃以为这句话应该有两个含义：第一、学术的成果和结论为天下人所共享；第二、“学术研究”，或者更广泛些，“学术活动”，是天下人都可以从事的，而非某些人的禁脔。

对于这第二个含义，有不少人想当然地坚决拒绝。

比如，当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大受观众欢迎时，就有一些自命为“红学家”的人，出来愤然抨击，说刘心武不是“专业”的，怎么能在央视讲《红楼梦》？好像世界上真有“专业”的“红学家”似的。什么叫“专业”？谁认定了才算“专业”？如果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那指南里有“红学”这个名目吗？所以，可以认为所有的“红学家”都是“业余”的——已故的胡适、俞平伯是“业余”的，健在的周汝昌也是“业余”的，那些抨击刘心武的自命的“红学家”全都是“业余”的。刘心武当然也是“业余”的，但他为什么不可以在央视讲《红楼梦》呢？

再往下，易中天讲了《三国》，历史学家倒是真有“专业”的(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但易中天不是历史学教授。接着于丹讲了《论语》，她也不是“中国哲学史”的教授。现在批评易中天、于丹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如果是批评他们讲座或书中的知识硬伤，那当然没有问题，谁出了硬伤都应该批评；但如果以“专业”、“业余”之类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开讲的资格，就站不住脚了。无论是谁，都可以到央视去讲任何题目——只要央视愿意请他或她去讲。

以前田松博士发明了一个词汇“民科”(或许也会有人和他打知识产权官司——反正据我所知是他最先大肆使用这个词汇的)。“民科”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缩写，但本来我们早就有“科学爱好者”这个现成词汇，为何要在前面冠以“民间”二字造出新词呢？这就是田松博士的深意了。

“科学爱好者”是指那些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游戏规则的业余爱好者，比如他们从事搜寻彗星或小行星、收集蝴蝶标本之类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在科学家的指导之下，或者至少也是模仿着科学家的同类活动方式而进行的，因此他们获得的成果也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是另有一批科学爱好者，他们不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希望别开生面一鸣惊人，最常见的就是宣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啦，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错误啦等等。田松将这样的爱好者称为“民科”。

不少“民科”(我也只好先用着这个词)认为，“民科”这个称呼带有某种贬义，至少是轻视，所以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实这很可能是误解，田松博士自己，还被人称为“民科”呢——事实上，田松主张科学多元化，坚决反对“科学原教旨主义”(当然也坚决反对“科学麦卡锡主义”)。在“民科”问题上，他只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已(因为很多“民科”痴心而执著，往往将自己的工作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失去工作和家庭)。当然有人认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背后，有着某种优越感。

为什么要扯到“民科”问题上去呢？为的是更正确地看待苏三和她的工作。

在那些对苏三的工作不屑一顾的“正统”人士看来，仿照田松的命名思路，若苏三者，其“民历”乎？——“民间历史爱好者”。因为苏三的许多论述，比如三星堆文明来自西方、殷商与腓尼基人有关系、夏是《圣经》中的夏甲所建立、殷则是《圣经》中的以扫所建立等等，至少在当下的“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有些人士看来，听到这样的论述就要骇而却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淑女，听到一句“不雅”的语言，就要立刻晕倒——当然先看好了旁边有没有绅士可以及时扶住她。

那么苏三到底是不是“民历”呢？我觉得不是。

首先，苏三其实并不反对历史学界的学术规则，她所使用的史料，绝大部分也都是学术界承认的，只不过她的用法与众不同(比如用《圣经》来讨论中国上古史)，她的联想更丰富，结论更大胆而已。

其次，苏三原先也曾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只是后来厌倦了，这才辞职，最后成为自由学者，或日自由撰稿人。况且她现在生活得很好，远非许多“民科”之艰难困苦可比。所以她的心态平和而谦逊，不像某些“民科”经常抱着“苦大仇深”的情绪。

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使苏三在某些人心目中被视为“民历”，那也完全不必以“民历”为耻——就像不必以“民科”为耻一样。“民科”们的努力，即使对于当今的科学进展没有贡献(至于将来，谁知道呢？)，但至少也没有任何坏处。而“民历”们的努力，则在当今就有好处——至少增加了文化多样性，不失为学术繁荣的一部分。

要正确评价苏三的工作，还必须考虑到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以前在唯科学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也曾经真诚地相信过，历史有一个“客观真相”，而且这个“客观真相”是可以被我们得知和掌握的。这种看起来很朴素的信念，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诛锄异端的有力工具——既然我宣称已经掌握了历史“真相”，甚至已经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一切与我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民历”了，就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会失去理论生存空间。

用朴素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相信曾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我们却不可能真正得到，这是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留下来的文献、文物、传说等等，都既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又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历史又无法重现——除非科学幻想中的时空旅行成为现实——那时就是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末日(那时任何历史事件都只是一段电影情节或场景，可以随时调出来重温)。

所以，在“前时空旅行时代”，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后人建构起来的。在曾经被想象为绝对“客观”的科学也被认为可能有社会建构成分的今天，认识到历史是社会建构的，还会有什么困难吗？想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类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一来，无论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的大权威，还是“民历”，都是在建构各自心目中的历史，苏三当然也可以建构她心目中的历史。她建构得好不好，建构的方法对不对，这些当然都可以见仁见智，苏三也从来不拒绝善意的批评。

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看苏三建构的历史，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2007年4月26日  于上海二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