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季羡林先生的心灵之声，长达一个世纪的珍藏和遗忘

作为季先生散文的经典选编，《真话能走多远》披露了季老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人和事，烟尘里曾忘怀的惨与痛。

他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序言中写道，季先生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保持了他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也许，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听见季老的低声耳语：

“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本书将季羡林散文中的经典名篇按全新的角度重新结集出版，文字典雅清丽、感情充沛动人，淳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揉，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炽热的人文情怀，充满趣味和韵味，值得品评和玩味。读此经典选本，既能享受季羡林先生散文的风采，又能领略他的人格魅力，从而悟出做人的真谛。

一、人生的虚无与价值

 赋得永久的悔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加德满都的狗

 乌鸦和鸽子

 神牛

 我的女房东

 喜鹊窝

 神奇的丝瓜

 三个小女孩

 遥远的怀念

 法门寺

 北京忆旧

 咪咪

 老猫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我最喜爱的书

 回忆陈寅恪先生

 扫傅斯年先生墓

 悼念沈从文先生

 忆念胡也频先生

 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周作人论——兼及汪精卫

二、名词的泡沫

 人生的命题

 坏人是不会变好的

 老年十忌

 傻瓜

 毁誉

 翻译的猫腻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恐怖主义与野蛮

 当时只道是寻常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语言与文字

 文章的题目

 论博士

 论教授

三、我的虚荣心

 初抵柏林

 道路终于找到了

 八十述怀

 石榴花

 大宴群雌

 别把人逼老

 辞“国宝”的理由

 我写“我”

四、我去过的地狱

 两个乞丐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棚中花絮

 余思或反思

 幽径悲剧

 德国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园花寂寞红

 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是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就能长得更好，粮食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P3-7

“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记季羡林先生

——记季羡林先生

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七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一九八四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羡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我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开场合，比如学术会议之类上的举动，都是私下的言谈，不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翘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把讲席移回了上海，这实在是上海学术界的幸事，是上海学子的福气了。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了北大并且担任学校的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再举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下面我还会介绍，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还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匹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是推崇备至，凡是见到上海来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的，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湖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季羡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数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了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受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能予以详细的评说，只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做最简略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有所帮助。

季先生的主要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参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一九七八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三十四岁到六十五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黯淡无光的苦难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至于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可以看做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季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这些讲演，会说什么呢？老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钱文忠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