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信奉的是——虽然晚，但绝不是不可能；本书解析高度成长带来的后遗症——韩国病，探索经济发展的全新解决方案。

本书把当今的韩国社会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入手，对经济危机之后韩国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分析后，开出了相应的“处方”。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中国的普通大众韩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也有自己的隐痛。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了解韩国在消除隐痛的过程中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搞经济不容易，稍有差池就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是政治理念的对立。现在，韩国人的意识一直处在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中，一旦超出了家庭这一社会最小的构成单位，彼此间就会尔虞我诈。国内的人如此，移民在外的人也是如此。可以说整个韩国正朝着令人失望的方向发展。

但韩国还是有潜力的。韩国拥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能力，并已经开始着手降低企业费用，提高企业效率。韩国正在比照世界，反省本国现状。韩国人信奉的是：虽然晚，但绝不是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只有韩国在重复着发展、萧条的过程。因此，韩国要吸取教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序

写在《韩国病》中文版出版之际

译者序

序论

 失败的诱惑

 成功的教训

 韩国的坐标

1、社会病理

 腐败——没有道德基础，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

 福利万能——引入民间参与，扩大选择范围

 信用不良——信用是社会最大的资本

 老龄化、移民——与金钱相比，韩国看到的是希望

2、经济环境

 金融——交易危险

 企业负担——企业的存在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工会——习惯带来对危机的麻木

 非政府组织——与市民主权时代相对应的责任

 外资——全球化时代仍然有国界

 并购——世界的大趋势

3、公共服务

 行政——从统治到责任，从限制到影响

 国债——通过减税消除赤字

 地方化——没有能力就没有权限

 民营化——同时实现公共利益与效率

4、政治、国际环境

 南北统一——必须抛弃的双重标准

 政治——终结君主式领导结构

 东北亚自由贸易——首先实现金融系统的协调合作

 新经济——创建稳健的商业模式

5、企业改革

 企业结构调整——以确保核心竞争力为标准

 财阀——确保效率的经营裁量权

 高科技风险企业——网络战略、聚小成大

 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和谐

 企业家精神——世界性思维，区域性行动

 数字革命——信息化奇迹的可能性

6、共同体精神

 捐赠——富人的力量

 贫富差距——市场的失败由市场来挽回

 环境——空气和水将地球连为一体

 教育——摆脱整齐划一，体现自律性

 共同体意识——体现节制的自我意识

1 社会病理

腐败·福利万能·信用不良·老龄化、移民

腐败——没有道德基础，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韩国赋税研究院在1994年进行了一次消费支出调查，通过推算他们发现：以大型食品商店为代表的服务业私营业主平均月收入为386万韩元，但是他们自己上报的却只有164万。无独有偶，零售店等小经营者也把销售额缩减后再上报。大部分小经营者通过少开具或是不开具发票来缩减销售额，有的经营者甚至连营业执照都不办，更不用提交税了。韩国国民养老金工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韩国32100名医生中有5%，也就是2350名的收入已经达到赋税特例者的水平。同时有92人称自己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

根据韩国国税厅发布的国税统计：劳动者平均每人的所得税由1991年的20.9万韩元上升到1997年的53.9万韩元，涨幅达158%。而私营业主的所得税在相同时间段内却只从94万涨到314万，涨幅不过62%。由此可见：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规模也是需要探讨的。

在韩国，事实是这样的：平时为了孝敬税务人员需要花不少的钱，讨年过节又不得不意思意思，这就当作是保护私营业主偷逃税款的保护费了，此外警察局、消防队、区政府必须得打招呼。精神文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腐败不止使公务员收受贿赂，它已经在包括官商勾结、人际关系、企业招待、学校贿赂、征兵检查、教授职称评定、营业许可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深蒂固，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国家的征税或是征兵等基本制度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是一落千丈。

第二建国委员会于1999年进行了一次关于政治腐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5%的被调查者表示曾向政府贿赂过金钱或是请政府人员吃饭，这其中有75%的人认为金钱有利于办事。有的企业表示因为政府官员的无理要求，他们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与公务员的个人要求相比，政治腐败更多地来源于以事务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这一点是很让人吃惊的。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韩国企业的贿赂指数在世界19个主要出口国中紧随中国排第2位，这表明要在韩国进行国际贸易需要进行很多的贿赂。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韩国的国家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腐败程度却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已经消失殆尽，人们不得不担忧韩国会不会再次患上严重的发展后遗症。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在90个国家中，韩国的腐败程度位居第48位，比起1999年的第50位前进了两个名次，但在国际社会上来看仍然属于中下层。韩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指数1996年为5.02，1997年为4.29，1998年为4.2，到了1999年更是达到了3.8，这意味着韩国正越来越腐败。腐败指数的评定标准为：将完全没有腐败设为10分，腐败蔓延为0分，丹麦的公务员连续3年排名第一。透明国际和第二建国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政府人员、高官的腐败是最为严重的。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消除政治腐败，转变领导层的观念是最为紧迫的。

偷税漏税和黑市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对此韩国赋税研究院和奥地利约翰开普勒大学教授团的调查结果都给出了严厉警告。赋税研究院在1995年根据应课税收入标准制定了一份《经营者偷税漏税规模评估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经营者的实际月收入为376万4千韩元，但他们上报的却只有208万5千韩元。这也就是说：经营者少上报了实际收入的44.6%，相当于168万韩元，这一部分收入他们没有纳税。如果根据不同行业进行排序，建筑业偷税漏税率为54%，排在第一位，而后是服务业47.5%，交通运输业45%，批发业41%。

根据经营者收入水平的不同划分为10个等级的话，收入水平位居前40%的经营者偷税漏税率为40%，这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收入者的偷税漏税率很高。特别是第七等级的中上层经营者，他们上报的收入为209万韩元，但实际收入却是657万，他们的偷税漏税率是最高的。  这同时也表明：必须要降低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国民对于腐败的冷漠。奥地利约翰开普勒大学教授团对世界76个国家的货币问题等进行调查后，推测全球黑市规模大每年约为9万亿美元。这大概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的全球GNP总量39万亿美元的24%。发达国家黑市占GNP的15%，发展中国家为33%，其中尼日利亚比例最高，为77%。韩国为35%，居世界第8位。但是根据1G经济研究院的推算：包括除主流金融圈以外的私人货币市场、与腐败相关的贿赂、秘密资金、私营业主的虚假收入上报在内，到2000年末，韩国黑市为58万7千亿韩元，占GDP的13%。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发现：1974年韩国黑市占GNP的比例为30.4%，在1997年经历经济危机后比例下降了。这是受企业与金融机构运营透明度提高、税收增加、信用卡普及的影响而产生的。在黑市规模最小的瑞士、瑞典、美国、日本和奥地利等国，黑市还不到GNP的10%。如果说韩国为了克服危机而对反腐败投入了巨大精力，那么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和黑市规模就只能算是一种遗憾了。

造成韩国腐败严重的原因有很多，行政管理过松应该算是罪魁祸首。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资料显示：韩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在46个国家中处于最上层。腐败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是可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如果把贿赂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加急费用，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它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愿望，并将政府里的官僚主义一扫而空，还可以确保民众的购买能力，这是因为它促成了企业的设立和消费者的生成。

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在麻痹市场机能的同时也妨碍了各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阻碍了经济主体愿望的实现和发展。事实上通过透明国际腐败指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在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美元的国家里，腐败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系数是正值。也就是说，腐败对于经济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这种关系随着民众收入的增长而出现了逆转。特别是在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里，腐败程度与发展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64。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里，如果不清除腐败，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1997年的危机使韩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萧条，这可以说是因为韩国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清除腐败造成的。

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如何缓和社会矛盾和消除贫困的研究，在他的大作《亚洲的戏剧》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贫困不在于资源和资本的匮乏，而在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是，韩国人在过去的3年中，除了承受经济危机余波的痛苦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什么。虽然经济复苏了，但道德却沦丧了，韩国也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下去，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韩国反腐败的力度。

亚洲四小龙中除韩国之外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在反腐败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以法律为后盾，以反腐败机构为中心对社会进行了净化。台湾地区监察院是作为五权分立体制中的一极而存在的；新加坡根据1960年制定的《腐败防治基本法》设立了直属于总理的腐败行为调查局；香港于1974年设立了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台湾对于腐败采取的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罚主义。在新加坡和香港，可以直接逮捕腐败嫌疑人而不需要逮捕证，而且当局还会追查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禁止其再就业、没收非法所得和来源不明的财产，这是近乎过分的严厉惩罚。除此以外。他们还会惩戒负债3倍于月工资的公务员，以期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在香港，防治腐败的三大法宝是调查和处罚、腐败预防、教育和宣传。在这其中，教育和宣传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改变民众的思想，反腐败是无从谈起的。

腐败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一部分学术界的统计：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中，有大约5%沦为了贿赂。这相当于1999年对发展中国家的2080亿美元投资中有100亿美元被用于贿赂。有分析表明：在中国，由腐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3%-17%。在印度尼西亚，公职人员甚至会为自己所收受的贿赂开具收据。1998年印尼不仅经历了经济危机而且经历了社会危机，其原因也就在于此。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社会主义国家迎来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他们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融人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变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活动场。一边高喊着市场经济，一边滥用陈旧的国家管理体系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各级公职人员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如果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维持，那么就会在经历危机和萧条之后最终走向社会的全面解体。前匈牙利驻美国大使杜尔德·博林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政府高层腐败给新兴国家带来了经济困难。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持同样见解。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不全是由金融问题引起的，真正的根源在于包括国家管理体制、司法体制、企业、政策和会计透明度等在内的整体问题。

只要腐败存在，韩国就成不了发达国家。成功国家的经验是韩国消除腐败的一面镜子。P1-7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曾经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交流史。但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关系日渐疏离，“冷战”之后甚至中断了几十年。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正式建交，随之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蓬勃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尽管两国建交还不到20年，但两国关系的发展速度却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速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韩流”正盛，而在韩国，“汉风”劲吹。韩国企业、韩国料理、韩国影视、韩国服饰已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同时，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落户韩国，现在学习汉语的韩国人已达几十万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韩国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看到这些我深感欣慰。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邻国究竟了解多少呢？

1945年刚刚摆脱日本殖民地地位的韩国很快又陷入了朝鲜战争的阴影。战争之后，韩国满目疮痍。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韩国的人均GDP已然突破了20000美元大关。中国从1949年建国至今，也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就人均GDP来说，我们差韩国还很远。这其中自然有我国人口多、国情复杂的原因，但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身处于汉字文化圈，同样经历过战争的阴霾，同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国究竟应该从韩国身上学习借鉴些什么？前车之鉴，后车之师。“鉴”可以有好有坏，“师”的同时就要区别对待。介绍韩国经济成功经验的书在中国已经出版了很多，但全面展示和分析韩国社会问题的却很少，而其中译者认为权五勇先生的这本《韩国病》很值得推荐。

该书把当今的韩国社会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入手，对经济危机之后韩国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分析后，开出了相应的“处方”。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中国的普通大众韩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也有自己的隐痛。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了解韩国在消除隐痛的过程中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目前面临着头绪纷繁的社会问题，如房价、物价、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对于一个当代国家来说，过去的历史，已有的辉煌只能成为本国当代文化的装饰品，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清眼下的境况，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却不能说中国的问题已经都解决了，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兼容天下为特色的。就像历史上新罗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唐朝学习一样，今天我们也应该积极向世界各国学习。韩国作为中国的邻邦之一，和中国一样以儒家思想为传统，和中国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共通性。比起其他国家，他们的发展经验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因此，译者希望能通过此书为加深中韩两国的相互理解尽一丝绵薄之力。

译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韩国学研究已有近20年，这种经历使得译者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萌生了将韩国经验，尤其是韩国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介绍到中国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如愿。所以，当看到权五勇先生的《韩国病》时我如获至宝。并欣然应允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也算弥补自己心中的一份遗憾。在此也要感谢权先生的信任，将翻译《韩国病》这一重任托付于我。

《韩国病》中，韩国面临着种种问题；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国家也在经历着改革的阵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只有经历过一番历练，才能达到大彻大悟的彼岸，才能脱胎换骨，进入全新的发展时代。译者在这里祝福韩国，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和谐。

由于权五勇先生在书中又引用了大量的权威统计、报告等文献资料，使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字斟句酌，力求翻译准确，文字地道。但书中肯定依然还有不少的谬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徐永彬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