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们以特有的丰赡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

而在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场景中，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

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场景中，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主体条件出发，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形态与风貌。

现当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说(代序)

讲史小说《水浒传》

《水浒》是怎样一部书

《水浒》的影响

再读《水浒传》

《水浒》人物论赞

话说王伦

《水浒》人物的绰号

话说王庆

《水浒》眉批

漫议林冲

《水浒》人物今解

《水浒》人物之最

漫话《水浒》人物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宋江这个人

李师师

杂谈《水浒》戏

谈《狮子楼》

《水浒》与明代社会一瞥

金圣叹批注《水浒传》

《水浒》主题歌词

生辰纲被“劫富”没有“济贫”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水浒》第十三回

此非画柳实画风——谈《水浒》心理描写的“不写之写”

自我作古与以讹传讹

歪批《水浒》

解构武松

晁盖遗嘱之谜

景阳冈、狮子楼及其他

《水浒》里的几只变色龙

《水浒传》杂识

《水浒》武技漫笔

水边

《水浒》是怎样一部书

工人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希望我写一篇短文供给阅读《水浒》的同志们参考，我现在把我所了解的几点提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第一，《水浒》究竟是写什么的呢？

《水浒》写的是宋江等所谓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这是没有读过《水浒》的人也都听说过的。从南宋以来，梁山泊聚义的故事传播得很广；因而我国人民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等的名字。由于这故事而形成的“逼上梁山”这一句成语，大家也都很熟悉。但梁山泊聚义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它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怎样的事情呢？

宋江等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反映了我国北宋末年(即公历十一世纪末)的一次农民起义。《水浒》这部书的主题，也就是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在北宋末年，我国曾经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方腊所领导的；一次是宋江所领导的。方腊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南方，活动地区在浙江、安徽一带；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北方，活动地区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相交接的地带。这两次农民起义差不多在同时发生，后来又都由于宋朝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方腊是被擒杀的；关于宋江则史书上的记载不够明确，有的说是宋江等起义领袖都为宋朝政府所诱杀，有的说是他们都受了招安，受招安后还去打过方腊的农民起义军。它们虽然都失败了，但对当时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宋江等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就是由宋江所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而形成的。在《水浒》这部书出现的两三百年前，即在南宋时，宋江等的故事已经广泛地流传，同时也还在流传中发展着。这是因为当宋江等人在起义时，在人民群众中间一定已经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和故事在传播着；这些传说和故事就流传下来，而到南宋时，它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流传得更广，同时也从南宋时起它们还被人们采用为文艺创作的材料了。在南宋时，“说话人”(以讲故事为职业的人，有如现在的说书人)已经根据民间关于宋江等人的故事和传说来进行创作，编出了有系统的故事。到了元朝，戏曲家又编有关于宋江等人的戏。这样，从梁山泊聚义故事的来源上看，就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反映了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那次农民起义的。

《水浒》这部书，大概产生于元朝末年或明朝初年。它就是拿已经流传了两三百年、并且以经过许多人创作的梁山泊故事为基础，再加上作者(《水浒》的作者也决不止一个)从史书和其他书籍上以及从现实社会上得来的材料，经过长期的苦心的创作而写成的。这样，从《水浒》的题材的来源上看，同样可以使我们知道这部书主要的也就是写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那次农民起义。

当然，我们应该看《水浒》的内容来决定。它主要的是写宋江等怎样被逼上梁山，农民群众怎样因受地主恶霸和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压迫而参加起义，梁山泊军队怎样和官兵交战等等。所以，我们说．《水浒》的主题是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但是，我们说《水浒》描写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说这部书所写的就是这次起义的“真人真事”的记录；更不是说这部书的意义只局限于反映了北宋末年的这次农民起义，而对于和北宋末年时代大致相同的封建社会的许多农民起义，它就没有概括的意义。由于这是文艺性的描写，当然不会符合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那次农民起义的事实。例如其中许多传奇性的故事，恰好一百零八个好汉的数目等等，固然都是编出来的，可以不必说了；就是一切最有现实性的故事，也都是根据北宋末年的社会和类似北宋末年的社会曾经有过的实际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我们说《水浒》描写了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而且说它描写得很真实，这是从社会性和社会意义上说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水浒》的描写对于其他在基本条件上相同的农民起义也有概括的意义。

这是关于《水浒》的主题。我想我们对于这部书的主题有明确的看法，那末，对于它的社会意义或历史意义也将能够了解得具体些和深刻些。

第二，应该说，《水浒》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部革命文学作品。《水浒》描写农民起义，这个题材固然是革命的，但还必须作者具有革命的思想，拥护农民起义，它才能够成为革命文学。我们知道，如果由一个反对农民起义的人来写，那就一定要歪曲和毁谤农民起义，也就写不出农民起义来。《水浒》写出了农民起义，不仅是由于它的作者研究了包括北宋末年这一次在内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因而很了解农民起义的情况；而且是由于他同情农民和农民起义，甚至采取歌颂的态度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的。由于作者同情农民，由于他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站在农民的一边；因而他就能够写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思想，写出农民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

《水浒》的作者决不止一个，不过其中一定有一个是主要的作者，相传就是施耐庵。但关于施耐庵和其他的作者的思想和生平，现在还不清楚，需要文学史家继续调查研究，这里就不谈了。我们可以说的是，从这部书看起来，作者虽然不可能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认识，不可能知道农民起义就是阶级斗争，但由于他同情农民的革命斗争，他不愿加以歪曲；因而他就根据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写出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应该说，《水浒》所描写出来的是一幅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的图画。这部书的结构，就是放在一个农民群众正在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时代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它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这部书的确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水浒》在结构上的主线，就是这些起义的英雄人物怎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支势力强大的武装部队同宋朝政府对抗。作者在进行结构时，是先把当时的时代——到处有地主恶霸和贪官污吏的横暴压迫，因而到处发生着农民起义的时代——放在心目中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出场以前，早已有许多农民起义的根据地存在，宋江也并不是梁山泊根据地的最初开创者。《水浒》是从王进的故事开始的，王进受高俅陷害，带着母亲逃亡，这样就引出史进和少华山上的朱武等，引出鲁智深和林冲，然后就是一连串的“逼上梁山”和“劫富济贫”的故事以及一系列的“江湖好汉”的出现，一直到梁山泊强大武装力量的形成。这就是说，作者这样结构和描写是很对的：这些故事和人物在这样的时代出现，是由于这样的时代所产生，同时也是表现了这样的时代的。这些故事和人物，都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故事和人物。梁山泊武装队伍同官军交战，固然是阶级斗争；许多“逼上梁山”的故事也都是人民反抗压迫者和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

总之，《水浒》是写出了阶级斗争和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的一部书。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和观点来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们以特有的丰赡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曾立足于世界小说的大背景，作过高屋建瓴的阐述。他认为：“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会对那个传统(即中国小说传统——引者注)中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持赞许态度；而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也归入中国小说的古典名作之列……这六部作品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人最心爱的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虽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和裹挟，并因此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西化倾向。但是。他们对于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没有任何的忽略和轻视，而是始终给予了满腔的热情和充分的关注。诸多专家、几代学人围绕中国古典小说展开多视角、多层面、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拓展出广阔天地，收获了丰硕成果。正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所写：“在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谓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形成了一道道绚烂的景观。”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格局与大场景中，活跃着一批身份特殊但却实力雄厚的研究者，这就是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在进行各种创作之余，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应当看到，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呈现出别一种繁荣和生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筚路蓝缕而又博大精深，开现代意义上古典小说研究的先河，并为其奠定基础，自不待言；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张爱玲的《红楼梦魇》、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聂绀弩的《水浒五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吴组缃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游记漫话》、陈迩冬的《闲话三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等，亦在各自的视阈内领异标新，卓尔不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既定的主体条件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独特的形态与风貌，这是现当代作家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特殊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由来已久的学科樊篱和学术偏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和文学界对现当代作家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没有给予认真的整理和必要的总结，以致使这笔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散乱、沉寂与零落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有必要通过积极而扎实的努力，来尽量改变这种情况。

那么，相对于学术界一般的古典小说研究，现当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读古典小说时，究竟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与个性？这样的特征和个性对于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又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效果？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启示？以下笔者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着加以归纳和描述。

……

时至今日，文学与文章、创作与理论，早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类。这种文类的不同反映到语言表述层面，便形成了相应的差异：前者多讲究感情的抒发、形象的摇曳和辞采的营造，突出的是生动性与感染力；而后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鲜明，追求的是辩证性与说服力。古典小说研究与解读旨在对作品进行意涵的开发，从本质上讲，属于文章的理论范畴，因此，它的语言表述理所当然的呈现出对观念性、逻辑性和辩证性的倚重。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古典小说毕竟是一种文学性的存在。一种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诗性内质决定了有关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最终无法同情感、形象、辞采等等绝缘，相反，它呼喊着这一切对自身的融入和与自身的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兼有文章和文学、理论和创作双重特点的语言表述风度。关于这点，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仿佛早有察觉。他的《文心雕龙·总术》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兼理《诗》《书》。”强调的就是在语言表述层面，文学特性对所有文本的渗透和支援。而在这方面，学者们当然可以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独厚的无疑是现当代作家。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练就的发达的形象思维和丰沛的艺术才情，使得其笔下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言说，很自然的带有了文学作品似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譬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语词灵巧，格调隽永，意趣挥洒之间，颇得小品文的神髓与风范。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让诗情参与论析，走笔落墨，流光溢彩，浑如艺术美文。进入新时期，一大批作家写下的古典小说笔记，更是各见文心，各呈异彩。如舒芜品评《红楼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陈迩冬《闲话三分》，亦庄亦谐，意趣两见；王蒙漫说《红楼梦》，见微知著，妙悟不断；李国文解读《三国演义》，嬉笑怒骂，举重若轻；李存葆重读《金瓶梅》，纵横捭阖，气势如虹；即使年轻些的谈歌写《水浒》人物今解，亦诙谐幽默，活泼俏皮，每见歪打正着之妙。显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别一种风景。

为了增加一点感性认识，还是让我们看看二月河解读《红楼梦》时，针对史湘云是“禄蠹”的说法所作的一番“正名”吧：“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撩开那层纱幕，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看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她眷恋过去，但却与‘过去’坚决地分手了；她憧憬未来，但‘未来’对她却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这样的文字表达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散文；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艺术的。它借助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和美感，使通常难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说解读，变得生动、鲜活和亲切起来，从而为文章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机互补，提供了某种可能。

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个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

 《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