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桑·霍利，美国东部海港小镇中一个食品杂货店员，在经过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洗礼之后，回到他世代祖居但已亲人寥落的家乡，结了婚，生了孩子，挑起了成家立业的担子。但在早先以捕鲸业闻名而如今已渐趋衰落的这个小镇里，他原来印象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虽较保守但也较为淳朴的关系，已随着时代的进程愈来愈难寻觅，生存竞争的规律君临着一切。伊桑还年轻，有头脑，有知识，但却缺少了一点什么，正像他后来的雇主，一个早年非法入境，全仗狡诈和欺骗打出一番天下来的意大利商人马鲁洛所说的那样：“谁都在偷——有人多点，有人少点，可是你不！”正是这点“良知未泯”，使伊桑在立身处世中第一仗就败下阵来，除了所住的一所房子外，他丧失了一切，为了养家活口，他只好受雇于那个他看不起的商人，整天周旋于货架和柜台之间，度过了一个个烦恼不满而又黯淡无望的冬天！

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烦恼的冬天》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经过大学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年轻而有头脑的伊桑满怀热情回到家乡，但他原来印象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关系，已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而难以寻觅，伊桑只能用戏谑和自我嘲讽来掩盖内心的苦闷。然而爱妻的期盼，女儿的埋怨，终于使他向“善良”自我背叛。他向移民当局告发了待他如亲人的雇主，将雇主的店铺占为己有；他用计谋骗得了童年好友的地产；他甚至制服了狡诈的银行家。正当他得到一切的时候，原先鼓动他谋求私利的一个半娼半巫的女人却来要挟他，而儿子舞弊得到全国作文奖一事也东窗事发，伊桑终于在利欲和良知的内心挣扎中清醒。

第一章

当四月天灿烂美好的清晨气息使玛丽·霍利由睡梦中矍然醒过来时，她一翻身向着丈夫，看见他正在用两只小手指掰开嘴巴朝她做鬼脸。

“真傻气，伊桑，”她说，“你倒真有点儿演小丑的天才啊。”

“哦，你说，我的小耗子姑娘，你愿意嫁我吗？”

“你是不是刚睡醒了就发傻呀？”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我看你真是在发傻。你还记得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么？”

他随口应付地说，“是下贱的罗马人列队送耶稣上髑髅地的一天。”

“别亵渎神圣了。马鲁洛今儿会准你十一点就关店门么？”

“我亲爱的小野花，马鲁洛是个天主教徒，又是个意大利佬。他也许压根儿就不会露面。我准备中午关门，一直到行刑完毕。”

“这是清教徒移民。的说话腔调，这样说可不大好。”

“瞎说，母瓢虫。这是我娘家的传统，也是我身上的海盗血统在起作用。而且你知道，那也的确是一次行刑嘛。”

“你们家并不是海盗，是捕鲸的，你自己说过。你还说大陆议会。还发给过他们什么证明书呢。”

“可那些挨过他们炮轰的船上的人却认为他们是海盗。正像那班罗马丘八们认为那是一次行刑一样。”

“瞧我惹得你发火了。我倒宁愿还是看你发傻的好。”

“我是个傻子，这谁都知道。”

“你老搅得我越说越说不清啦。你是完全有理由自豪的——清教徒移民和捕鲸船长汇集于一家。”

“他们有理由自豪么？”

“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我那些老祖宗知道他们家出了个子孙，在他们曾经拥有一切的那个城镇里，正在一家该死的意大利佬开的杂货店里当个该死的杂货店员，他们会觉得自豪么？”

“你并不是店员，你倒更像是位既管账存钱，又做主订货的经理嘛。”

“不错。我还清扫垃圾，向马鲁洛点头哈腰，而且如果我是只该死的猫的话，我还得替马鲁洛抓耗子哩。”

她伸手抱住了他。“咱们还是说说傻话吧。”她说。“可千万别在耶稣受难日赌咒骂人。我真的很爱你。”

“是啊。”他停了一会儿说。“女人们都爱这么说。可别认为你只要嘴里这么说说，你就可以像个荡妇似的在一个结了婚的男人面前光着脊梁啦。”

“我想跟你说说孩子们的事呢。”

“他们被抓去坐牢了吗？”

“瞧你，又发起傻来了。或者还是让他们自己跟你说吧。”

“干吗你不说呢……”

“今天玛吉·扬一亨特又要来给我算命啦。”

“像背书似的说一套么？玛吉·扬一亨特是个什么人？她究竟是怎么回事，会引得咱们这儿的人全着了迷似的……”

“知道么，要是我这人好吃醋……我是说，听人家讲，要是一个男人假装不注意一位漂亮姑娘的话……”

“哦，那一位，还是姑娘？她都已经嫁过两个男人了。”

“第二个也已经死啦。”

“我想吃早饭了。你真相信那一套么？”

“可玛吉曾经用纸牌算中过我哥哥的命。她当时就说过，算出来的是你的某一位最亲近的亲人嘛。”  “我的某一位最亲近的亲人屁股上就要挨我一脚了，要是她还不去准备给我装饱肚皮的话……”

“我马上就去……是吃鸡蛋么？”

“大概吧。干吗大家管耶稣受难日叫美好的礼拜五？这里面有什么称得起美好的？”

“哎呀，你呀！”她说。“你老爱开玩笑。”

当伊桑·艾伦·霍利走进厨房，坐到窗旁的饭桌边时，咖啡已经煮好了，鸡蛋装在盘里，旁边摆着烤面包。

“我觉得心情挺好。”他说。“可大家干吗要叫今天这一天为美好礼拜五呢？”

“春天的缘故。”她在炉灶旁边说。

“春天的礼拜五么？”

“春天的狂热。孩子们起床了么？”

“没有的事。这些小懒鬼。我去拉他们起来，揍他们一顿吧。”

“你一发起傻来就信口胡说。十二点到三点之间你会回家来么？”

“不啦。”

“干吗不？”

“搞女人。偷偷找她们来幽会。也许就是那个玛吉。”

“唉，伊桑，别老这么说话。玛吉是个好朋友。连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送给别人她都肯。”

“当真么？可她哪儿来衬衫呢？”

“又用那班老移民的腔调说话啦。”

“我敢用任何东西跟你打赌，她跟我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她身上有海盗血统。”

“哎呀，你还要说傻话！ 给你这张单子。”她把它塞在他的上衣胸袋里。“看起来东西一大堆，但是可别忘了，这是复活节前的周末，——还有，鸡蛋要买两打，也别忘了。你要去晚啦！”

“我知道，说不定会替马鲁洛放跑了一两笔几分钱的小生意。干吗要买两打？”

“染彩蛋。亚伦和玛丽·爱伦俩说过一定要。你快走吧。”

“好吧，我的除虫菊……不过我这会儿先上楼去，把亚伦和玛丽·爱伦这两个小家伙痛揍一顿，你看好么？”

“是你宠坏他们的，伊桑。你知道是你宠坏的。”

“唉，再见吧，你这条威风凛凛的大战船！”他说罢就砰的关上纱门走了出去，踏入清新的晨光中。

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座漂亮的老房子。这是他父亲和祖辈们传下来的，——白漆的鱼鳞板外壁，正门上方的扇形窗，亚当式的檐饰，屋顶上面有眺望台。房子深隐在草木日渐葱茏的花园里一片近百年的紫丁香树丛中，它们枝叶繁盛，一丛丛差不多有人腰那么粗，枝头上结满了花蕾。榆树街上一棵棵榆树树梢相接，长出了一片黄茸茸的新叶。朝阳刚从银行大楼背后露出头来，照在银白色的煤气塔上发出闪闪的反光，并且使旧港里蒸腾出海水的阵阵咸味和水藻味。

清早的榆树街上只有一个过客——贝克先生的红毛塞特犬，也就是银行家那条名叫“红贝克”的猎狗。它大模大样地漫步街头，时不时地停下来用鼻子嗅嗅榆树根，查探一下残留在那上面的过往行人的气息。

“早上好，先生。我叫伊桑·艾伦·霍利，你撒尿的时候我碰见过你。”

红贝克停下步来答理他的问候，慢腾腾地摇了摇它那毛茸茸的尾巴。

伊桑对它说：“我刚才正在打量我的房子。早先的人可真懂得怎么造房子呀。”  红毛狗翘起脑袋，弯起一只后腿来踢踢自己的肚子。

“可这也不奇怪。他们有的是钱。从全世界七大洋来的鲸油，还有鲸脑油。你知道什么叫鲸脑油么？”

红毛狗哼了一声。

“我猜你不知道。这是由抹香鲸颅腔里提出来的一种清油，有好闻的玫瑰香味。读读《自鲸》那本书吧，狗儿。我劝你读一读。”

猎狗翘起一只腿踩在阴沟旁的铸铁系马桩上。

转身走开时，伊桑又回过头来说：“再写份书评来。你可以教导教导我那个儿子。他连鲸脑油这个词都写不上来，至于别的词也一样。”

从榆树街一转弯，在离开伊桑·艾伦·霍利家那座老屋两个街口的地方，可以拐入本镇的正街。在还不到第一个街口的地方，一大群无所事事的麻雀正在埃尔加家门前刚刚转绿的草地上打架，并不是闹着玩儿，而是跌跌撞撞，相互啄着，竭力要啄出对方的眼珠子来，而且那么凶狠，那么喧嚣，以致连伊桑走近来它们都没有发觉。他停下步来观看这一场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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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贝克(1902—1968)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美国现代作家。他最著名的小说《愤怒的葡萄》(1939)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有中文译本，它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破产农民困苦遭遇的真实描写，以及作者所流露的真挚同情和无比愤慨，曾经在目睹本国农民悲惨处境的我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作者生动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使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坦贝克是以德莱塞等为代表的美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的继承者。他在早期的探索阶段，也曾写过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作品。但从一九三五年发表了他第一次真正获得成功的《煎饼坪》开始，他就坚定不移地沿着用细腻的笔调忠实反映生活、刻画人物的道路走下去，随着一部部作品愈来愈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他善于描写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声誉不断稳固提高。

但是文学的潮流不是永远不变的，作家的创作道路也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画廊里，除了原来的城市流浪汉、退伍士兵、贫苦雇农，失业工人……以外，又日益增加了新的形象，反映出了更广泛多样的生活画面。《烦恼的冬天》就是作者后期创作中新探索的一个重要成果。

伊桑·霍利，美国东部海港小镇中一个食品杂货店员，在经过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洗礼之后，回到他世代祖居但已亲人寥落的家乡，结了婚，生了孩子，挑起了成家立业的担子。但在早先以捕鲸业闻名而如今已渐趋衰落的这个小镇里，他原来印象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虽较保守但也较为淳朴的关系，已随着时代的进程愈来愈难寻觅，生存竞争的规律君临着一切。伊桑还年轻，有头脑，有知识，但却缺少了一点什么，正像他后来的雇主，一个早年非法入境，全仗狡诈和欺骗打出一番天下来的意大利商人马鲁洛所说的那样：“谁都在偷——有人多点，有人少点，可是你不！”正是这点“良知未泯”，使伊桑在立身处世中第一仗就败下阵来，除了所住的一所房子外，他丧失了一切，为了养家活口，他只好受雇于那个他看不起的商人，整天周旋于货架和柜台之间，度过了一个个烦恼不满而又黯淡无望的冬天！

但生活甚至不容许他自甘寂寞。资本主义的原动力——金钱和欲望——从四面八方引诱他，迫使他卷进那一场已经延续了多少年的生存游戏。一位银行家的父执半出于好心，半为了利用，主动要“拉他一把”；那家银行里一个熟知全部游戏规则但却怯于实际行动的“好”出纳员，有意无意地引逗起他对钱财的欲念；即使在这狭隘守旧的小城镇里也有的一个从事“女人最古老的行业”的妇人，出于寻求刺激或者寻求生活靠山的隐蔽目的，甚至用神秘的算命巫术来施加影响，挑起他本来就潜伏在心底里的非分之想……

更重要的是，就连他自己家里的亲人也从内部加予他不可抗拒的压力：勤俭忠诚的妻子是爱他的，但也受不了邻里对她一家的轻视，终于爆发出对他“麻木不仁”、不求振作的不满之情。甚至还未成年的子女，也有意无意地在这方面给予他难耐的刺激。

于是，从他在一个早春四月的清晨刚从睡梦中醒来开始，由于种种机缘的凑合，在短短几个月里发生了一连串连他自己也感到身不由己的剧变。像从长久的冬眠中醒来一样，他对自己甘心蛰伏的处境越来越怨恨不满，多年来在调笑戏谑、自我嘲弄掩盖下的愤懑委屈再也压制不住，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这么明白地看清了那个社会里一条确凿不移的真理：“不管做生意或者搞政治，一个人只能拳打脚踢地在人群中打出一条路，才有希望当上个‘山大王’。一旦当上了，他尽可以伟大、仁慈——但首先得当上。”这是小说主人公的“觉醒”和他的誓言，实际上也正是作者对他眼前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社会的愤激讽刺。

伊桑下决心干了周围“谁都在干”的事：向移民当局秘密告发了逐渐对他抱有一种类似亲子之情的真挚好感的马鲁洛；软硬兼施、勾心斗角地制服了那位银行家贝克，使他为自己所用；像赌徒似的“下注”在自己童年的好友泰勒身上，用一千块钱赢得了一块城里实业界领袖们垂涎三尺的重要地产；他甚至还独自策划、精心排练了一幕抢劫银行的惊险剧，只是最后临时受到一个意外的干扰，才没有真正上演，而这意外却是：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受托前来通知他，那个因他告密而受害的马鲁洛在被遣送出境的前夕，竟还把他当作自己在自由神雕像下的这片国土上第一次遇到的一位诚实的“小伙子”，而把他所在的这爿铺子慷慨地留赠给了他。

一切向往都意外顺利地实现了。更为锦上添花的是，儿子亚伦又居然在全国少年征文比赛中得了奖，小小年纪就成了广播、电视争相吹捧的名人。

然而就在这些向往正在一一实现的过程中，利欲和良知的决战却在伊桑的心中愈来愈趋激烈。正当表面仿佛万事遂心、前程一片锦绣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愈来愈感到了无可忍受的空虚孤独和羞惭自责。因他有意怂恿而酗酒致死的泰勒的影子使他夜不成寐，那个半娼半巫的女人又不断纠缠和要挟他，用嘲弄和揭露刺激他的平静生活，更进一步加深了他痛苦的犯罪感。正在这时，亚伦的获奖原来只是凭抄袭得来的丑闻突然被揭发了，而在父亲的责备下，那个十四岁的儿子竟毫不在乎地认为那只不过是冒险失败，运气不济而已。不仅如此，他还反唇相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敢打赌你自己从前也准抢到过点儿好处，因为大家全是这么干的。”这就像是在伊桑内心斗争的天平上投下了最后一个砝码。他失去了全部生的意趣，在蒙蒙的雨夜中抱着自杀的念头，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无论小说的主人公是否真的就此了却残生(作者在这里设下了一个悬念)，作品的悲剧倾向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但也像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一样，斯坦贝克还是真诚地尽量让自己笔下的悲惨故事透出一丝“亮色”。伊桑在海浪行将灭顶的时候，无意间想起了正在家里满怀信心地等着他归来的女儿，重新萌发了生的愿望。不但如此，一向被伊桑看作只知道孜孜谋利，实际上也确曾用“只有钱才会带来钱”的格言竭力教导过伊桑的马鲁洛，在自己临老受到残酷社会的无情打击时，竟还眷念着他自以为终于发现的这位“诚实可爱”的年轻人，从而深情地慷慨留赠了自己的产业。那位洞察人情、仿佛对什么都已满不在意的世故的小职员莫菲，却对跟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流露出真诚的体贴和关怀……使主人公最后仍不忍决然离弃冷漠人世的，正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肮脏社会毒害了心灵的善良正直的人。人世尽管黑暗，总还有能使光明不致完全熄灭的人在！

这其实是贯穿在斯坦贝克全部创作(不管是前期或后期)中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许多作品曾在不少西方评论家笔下招来sentimentality之讥。固然，在一个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温情脉脉的面纱”早已消失无踪，尔虞我诈成了到处通行的处世之道。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诚实、正直、抗拒邪恶的勇气和对别人苦难的同情真的会在这世界上就此绝迹，重新回复到丛林的法则中去。相信善终究能战胜恶，光明终究能战胜黑暗。斯坦贝克以及其他许多老一代的现实主义者，与当代愈来愈陷入彻底悲观绝望的形形色色现代流派作家们最大的不同，恐怕也正在这里。如果说在他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中所透出的那点“亮色”，更多的是基于对类似早期基督教义的那种人道和反抗精神的信仰，而并非基于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念，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位大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妨碍了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庸俗的道德说教终究是有所不同的。的确，与前期的作品，尤其是《愤怒的葡萄》比较起来，斯坦贝克后期的作品似乎减少了一些“愤怒”的火焰，但与此同时，却也增多了一些探索和思考，扩大了所反映的生活面。实际上，他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揭发和愤懑变得更深和更广了。自然，这一变化是既有所得也有所失的，但无论如何，这位三十年代站在进步立场的美国重要作家，始终没有背离他忠于现实生活、同情受压迫人们的根本立场。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斯坦贝克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他在美国文坛的声誉实际已趋下降。这固然与他个人创作上的得失有关——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愤怒的葡萄》发表而使他的文学创作事业达到顶峰以后，除了《月落》(1942)和《罐头厂街》(1945)以外，他虽然不断有新作发表，却都未取得像《愤怒的葡萄》、《人和鼠》那样大的成就。但正如上面所说，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应该从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文学发展潮流中去寻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美国曾经达到鼎盛时期。从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间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危机，加上西方文艺中一贯较为好变骛新倾向的推动，从本世纪初就已有所发端的各种现代文学思潮日益抬头，传统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愈来愈遭到冷遇。新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更多地专注于内心的挖掘，形式上有意识地摒弃情节结构的完整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历来被含有贬义地指为自然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斯坦贝克，在现代文学评论中愈来愈被推向历史人物的后列，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烦恼的冬天》，是斯坦贝克一生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既毫无疑问地保持着作者一贯的创作特色，但也看得出与他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抒情与叙事的融合，回忆与现实的交错，内心独白的突出运用，这都是与作者在此以前的另一部后期重要作品《伊甸之东》(1952)颇为不同的。显然，这说明作者也一定程度地吸收借鉴了某些现代流派作品中新的表现手法。但这种借鉴，又都是在同时仍然保持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线索的明确性和逻辑严整性的基础上实现的。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感觉到作者在不少地方还从电影、戏剧文学中吸收了某些营养，增加了整个作品的色彩和感染力。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创作方法上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重要的只是要用得恰当，真正为我所用。关键的问题仍旧是形式一定要服从内容的需要，尤其是要有真正有价值的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不是一味“创造”一些只有空洞形式的“表面文章”。作者在本书中就通过主人公之口说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讽刺话：“我看美国有一半著作都是别人文章的引证，要不就是别人文章的辑录。”而斯坦贝克本人的著作，不管怎样，总是他自己真正的创作，而决不是空洞的模仿和抄袭。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作者在本书卷首声明中说：“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的确，斯坦贝克这部《烦恼的冬天》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是最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它从新的高度和深度上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和人性遭到的歪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但在艺术水平，并且在思想主题的尖锐社会意义上，都可以与作者前期的主要作品《愤怒的葡萄》媲美，并不逊色。

昊钧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