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第一版的读者众多，供不应求，第二版的推出势在必行。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增补了一封辜氏写给《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信和一篇关于他对德龄公主的《在紫禁城的两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的评论，以及一封由一位著名中国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题为《雅各宾派的中国》(Jacobin China)的信。

本书由辜鸿铭两篇在内容上有直接关联的著述构成。其中《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据Shanghai Mercilry Limited，Print 1912版译出。《张文襄幕府纪闻》据庚戊(宣统二年)原刊本校点。

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

 再版简介

 自序

 雅各宾派的中国——一位中国官员给德国牧师的信

 导言

 第一章 满族政权

 第二章 学者阶层的崛起

 笫三章 满族的复辟

 第四章 三位一体的空位期

 结束语

 附录一 已故皇太后(致《北华捷报》编辑)

 附录二 评德龄著《在紫禁城的两年》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弁言

 卷上

 卷下

后记

这一拨儿同调被拆散之后，牛津运动中有两个逃避了耻辱，他们就是李鸿藻和张之洞。李鸿藻一如往日，受到已故皇太后的恩宠。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死后还得到封号，这点小事足以表明，已故皇太后的心，与牛津运动的旨趣实际是很相投的。像维多利亚女王厌恶帕麦斯顿勋爵一样，已故皇太后虽然委托有经验的李鸿章去处理政务，却从未真正喜欢过他。福州海战英雄张佩纶流放期满归来，与李鸿章的女儿结了婚，李鸿章奏请已故皇太后准他官复原职，她冷冷地拒绝了。她不能想象一个曾经参加牛津运动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成亲。

既然我已经把李鸿章称作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我也不妨管张之洞叫中国的四轮马车——格莱德斯顿。他们俩都是牛津运动的产物，一个是中国的牛津运动的产物，另一个是英国的。格莱德斯顿开始是作为英国高级圣公会的一名托利党员，结果成了一名制宪运动的鼓吹者。张之洞呢，开始是一名学者，但正如格莱德斯顿一样，是一名肤浅的学者，而不是一名深沉的学者，更不是思想家。事实上，这两个人的文化观念的特征，正显示出了英国和中国牛津运动的弱点。

两处牛津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其理论基础都是现成的。在英格兰，它以基督教原理为根据；在中国，它以儒家教义为准绳。两处牛津运动的学者都各自理所当然地认为，现成的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教义是真理；至于这两种教义的真理性，是否自然规律使然而不是耶稣与孔子的权威使然，他们没有也不敢去判断和深究了。简言之，牛津运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一开始就没认真研究它本身的宗旨，因而始终没有触及运动的本质。由此可见，牛津运动给人的智能上的启迪是肤浅而虚幻的，而不是纯粹无误的。牛津运动的学者们，缺乏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所必备的活跃思想与坚定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未把握住他们心灵的本质。这就解释了参加牛津运动的人们善变的原因。纽曼博士改变了他的信仰，格莱德斯顿和张之洞也反复地改变了他们的政见。

要言之，张之洞和格莱德斯顿一样，不是思想家，而是杰出的雄辩家，在感觉上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人。但是，张之洞作为牛津运动的成员，却有接受外来思想的捷才，李鸿章反倒没有。李鸿章真是一个重实利的凡夫俗子，却又像帕麦斯顿勋爵一样，是个贵族凡夫。他很有些中国牛津(翰林院)式的文雅仪容与潇洒风度。可是，除了科举方面的一般学术之外，其他方面的修养却丝毫说不上。不过，他处理事务孜孜不倦且作风严谨，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他处理千差万别的事务的长期经验，使他获得了切实可行的常识，因此，他处理起问题来，就比张之洞那样的见识肤浅、缺乏主见的学者更加稳妥而熨帖。

中法之战后，张之洞仍呆在广东，在此期间，他从牛津运动的立场转变过来，成了一位进步主义者。现在外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改革运动，其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这次改革运动有三个显著阶段：第一阶段以实业化为目的，张之洞在广东筹划而在武昌加以实施。第二阶段从中日战争之后开始，以军事化和改革军事体制为目的，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组成了一个样板式的中国兵团，由德国军官担任指挥。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蜂起之后，以进行西式教育为目的。

我们如今很清楚，在英国，按照马太·阿诺尔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影响下，才有效地分化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在中国这儿，同样也是牛津运动的影响所及，才使李鸿章和他的极其卑劣和腐化的寡头政治，受到了不小的抑制。牛津运动的影响——崇尚优美博雅的牛津情操——使得张之洞痛恨李鸿章所任用的引进外国方式方法的人们之粗鄙失德和极端腐化。张之洞以及牛津运动的全体同党，开始对引用外国方式的做法的确是坚决反对，因为那样做势必泥沙俱下。但是中法之战后，张之洞看到，只用儒家学说难以对付像孤拔海军元帅那奇丑无比的装有可怕大炮的巨型军舰这类东西。于是，张之洞开始妥协了。他意识到，采用那些可憎的外国方法是必要而不可避免的，便打算把那些方法的粗鄙和丑陋的成分尽量去掉。

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张之洞具有纯正的动机与高尚的爱国情操。其证据是，他任两广和湖广总督期间，用公款引进了外国方法，同时慷慨捐献了几乎全部私人财产，用以创立高等院校，以便加强儒家学说的学习。他认为，为了抑制他不得不引进外国方法之粗鄙丑陋，强化这种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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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张之洞成了一个进步主义者。这位牛津运动成员的进步政策，实际是当时中国政治潮流的主流，它首先阻碍和抑制，然后瓦解乃至扑灭了李鸿章的粗鄙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腐化的寡头政治。在中日之战后，中国牛津运动所产生的思潮，就其实际影响而言，它潜在地促使各阶层的学者对李鸿章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他的寡头政治之不满情绪迅速增长起来了。李鸿章带着屈辱的和约从日本回国时，正是牛津运动所产生的潜在不满情绪使得已故光绪帝师翁同稣那样极端顽固的老保守派，也都投向那新兴的以康有为为首的狂热的激进主义了。

马太·阿诺尔德说：“对过去的强烈不满；诸多抽象的革新方法的滥用；一种书本上的学说；一种未来社会的乌托邦一一这就是激进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提莫西·理查德牧师和那些以中国的朋友自居的外国人倍加赞赏的道路，同时也是康有为及其道路。此外，外国人还不只是赞赏康有为及其道路，更有甚者，当已故皇太后以最大努力去拯救这个国家，使其不受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狂热的激进主义之累的时候，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竟企图干涉她的行动自由。于是，一般人民，尤其华北的全体农民，开始起来支持已故皇太后反对康有为及其激进主义，局面便随之复杂起来。

当外国人说，在中国只有士大夫排外，而一般人民不排外时，他们便犯了一个错误。在各个国家里，都是一般人民比知识界更加保守。而中国呢，虽说士大夫和一般人民同样地排外和反对改进，但一般人民恐怕要更甚。那么，不排外、不反对改进的大概只剩下买办和通过外贸赚钱的暴发户了。当时一般人民之所以也起来反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让人觉得意味着使中国全盘西化。我不能肯定早期牛津运动的潜在影响有多大，但它肯定有助于一般人民本能地感到：中国的西化意味着粗鄙可憎的奇观的输入。

正因为如此，一般人民看到外国人，看到列强公开支持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这简直等于要人民接纳粗鄙可憎的魔鬼，这魔鬼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们的灵魂，如果人民起来以极其强大的力量把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扔到海里去，难道不完全是正当合理的么?这就是义和团狂热精神内在的根本原因。

于是，北京的局势骤然复杂，变得十分危急起来。已故皇太后竭尽全力，施展她的政治手腕来挽救危局。但是，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不但不同情这位女皇，反而胁迫命令她，他们甚至带来少数兵士强使她就范。为了抑制康有为迅猛、强烈的激进主义，皇太后只得动员起满族贵族的高尚精神和目空一切的反抗力量。已故的米奇(Michie)先生在他的《英国人在中国》(English in 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所有阶级中，满族是最不排外的。然而，这回满族的血液沸腾起来了。这热血，带着它高傲而又高贵的精神力量，同各国外交官的胁迫命令针锋相对，一场大爆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已故皇太后虽然高明，可是，那位德国诗人说：“与愚昧为敌，即使诸神参战也无济于事。”P33-37

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第一版的读者众多，供不应求，第二版的推出势在必行。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增补了一封辜氏写给《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信和一篇关于他对德龄公主的《在紫禁城的两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的评论，以及一封由一位著名中国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题为《雅各宾派的中国》(Jacobin China)的信，希望这些内容能增加读者的兴趣。

出版者

1912年4月

本书由辜鸿铭两篇在内容上有直接关联的著述构成。其中《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据Shanghai Mercilry Limited，Print 1912版译出。《张文襄幕府纪闻》据庚戊(宣统二年)原刊本校点。

本书译、校过程中得到了林永福和林光两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和鼓励。

此外，辜鸿铭这两篇著述，曾分别有南星先生的中译本(香港)与冯天瑜先生的点校本，正值本书付梓之际，幸得好友孔庆茂慷慨借阅，使我得以参照订正了好些疑难之处。在此，谨向两位前辈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表示敬意。

译者

1996年9月26日于半边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