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列车”车顶，他和其他偷渡者——其中许多是孩子——像动物一样被追捕。

本书在亚马逊网站连续两年销量第名，并且入选美国中学教材，集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乔治·波尔克国际报导奖、罗伯特·肯尼迪新闻奖首奖于一身，《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诚意推荐。

本书是美国记者索尼娅·纳扎里奥写的一部书稿。此书稿部分内容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作者因此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等多项大奖，具有世界声誉。《被天堂遗忘的孩子》直译“恩里克的旅行”，讲述的是危地马拉17岁少年恩里克因为思念母亲，坐在火车顶上，横穿整个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的故事。恩里克乘坐的列车被称为“死亡列车”，在穿越墨西哥的过程中，需要面临黑帮追杀、坏警察敲诈等危险，进入美国后还有可能被收押遣返。作者索尼娅·纳扎里奥的报道也同样精彩和充满惊险。

地图：恩里克的旅行线路图

序

第一章　被抛下的孩子

第二章　寻求怜悯

第三章　遭遇“野兽”

第四章　礼物和信仰

第五章　国境线上

第六章　黑暗的河流，新生活的开端

第七章　又一个被抛下的孩子

后记　女人、孩子和移民问题

说明

致谢

反叛

现在，恩里克的愤怒已经达到不可抑制的程度。他拒绝在学校制作母亲节卡片，开始打其他孩子，还在僻静的地方撩女生的裙子。老师试图让他规矩点，就用一把很大的戒尺打他。恩里克紧紧拽住戒尺的一端不松手，把老师气得哭起来。

他还跳到老师讲桌上吼叫：“谁是恩里克？”

“你是！”全班同学回答。

他曾三次被勒令休学，两次复读同一年级。但他从没违背好好学习的承诺。尽管他周围的孩子有一半早早退学，他仍然坚持读完了小学。学校举行了个小小的毕业仪式。一个老师拥抱他后，喃喃低语道：“谢天谢地，恩里克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他自豪地站在那里，身穿蓝长袍，头戴学士帽。但母亲家没有任何人前去参加他的毕业仪式。

现在，他已经14岁，是个少年了，在加里泽尔街上消磨的时间更多了。这个街区由一个贩卖毒品的黑帮控制着，并且很快就成了特古西加尔巴最让人头疼的街区之一。奶奶让他每天早早回家，但他经常去踢足球，半夜才回家，而且拒绝出去卖香料了。如果有女孩子看到他在街上叫卖一杯杯的水果块，或者听到有人叫他“玉米粉蒸肉小贩”，他会觉得很尴尬。有时，当恩里克一丝不挂地睡在床上，不能迅速跑出去逃脱惩罚时，奶奶会用皮带抽他。“现在我们来算总账。”奶奶说。她边打边数，恩里克调皮过多少次，就会被抽上多少皮带。

由于没有父母在加里泽尔街上保护他，恩里克只好自己树立起更粗野的形象。每次和奶奶一起上教堂时，他都把《圣经》藏在衬衫下，以免别人知道他们是去教堂。

很快，他就再也不去教堂了。

“别和那些坏孩子混。”玛丽亚奶奶经常说。

“我交什么朋友，你管不着！”恩里克总是顶嘴。还说奶奶又不是妈妈，没有权利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有时天亮才回家。

奶奶会哭着一直等到他回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她问，“你不爱我吗？我要把你送走。”

“送走就送走！反正没人爱我。”

但奶奶说她是从心底里爱他的，只不过想让他干活，做受人尊重的事，以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

恩里克回答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么些年来，恩里克已经成了奶奶最小的儿子。“留在我身边吧。如果你听话，我的一切都留给你，我死后请把我埋了。”她祈祷自己能把恩里克留在身边，直到他母亲让人来接他为止。但她的儿子们却说恩里克必须离开她。她都70岁了，哼，他会去埋她，他会把她活活气死的。

奶奶难过地给洛德丝写信说：“你必须给他另找一个家。”

对恩里克来说，这是又一次被抛弃。先被母亲抛弃，然后被父亲抛弃，现在又被奶奶抛弃了。

洛德丝安排她的大哥哥马可·安东尼奥·扎布拉收留恩里克。他会帮助恩里克的，洛德丝像恩里克那么大的时候，他也曾经帮助过洛德丝。当时，他们的母亲实在无力养育那么多孩子，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马可就把洛德丝接到了自己家里。

洛德丝仍然定期给恩里克寄礼物：一件橙色球衣、一条蓝色裤子、可以听广播的收录机等。她很是自豪，因为她寄回去的钱让贝尔姬念完了私立高中，最后还上了大学，学习财会。在一个大约半数人日均生活费才1美元或者不到1美元的国家里，穷人区的孩子几乎从没上过大学。

洛德丝寄回来的钱也对恩里克有很大帮助，他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母亲不去美国，他可能的结局就是：在城里捡垃圾。洛德丝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小时候就天天去捡垃圾。恩里克知道，有些孩子尽管只有六七岁，但他们的单亲妈妈留在国内，挣不到钱。为了吃饭，他们也不得不去捡垃圾。

一辆又一辆垃圾车隆隆开上山顶。数十个大人和孩子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垃圾车一倒出垃圾，捡垃圾的人就蜂拥而上，在湿滑软泥地上的废物中间翻找塑料片、小木块和破铜烂铁。医院倾倒的垃圾中随处可见血液和胎盘，让其他垃圾也变得潮湿起来，踩在脚下吱吱响。偶尔会有孩子看到一块发霉的面包，不管三七二十一，用被垃圾染得黑乎乎的双手捡起就吃。那些孩子们在臭烘烘的垃圾堆中翻找可换钱的东西时，数千只黑色美洲兀鹰也在阴沉沉的天空中盘旋，把粪便排泄在下面的人身上。

恩里克还能见到其他那些干重活的孩子。离洛德丝小时候居住地只有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大堆木材厂倒掉的锯末，上面挤满了孩子。他们赤脚踩在锯末上，脸上扑满灰尘，正在飞快地将锯末铲进锈迹斑斑的锡皮罐里，再倒入巨大的白色塑料袋中。然后，他们把那些塑料袋拖到将近1公里高的山上，把锯末卖给居民。居民们用锯末引火，或者把锯末撒在房子周围的潮湿泥地里防潮。一个11岁的男孩子已经在这里拉锯末卖3年了，每天3次上山，用赚到的钱买衣物、鞋袜和纸笔。

街区的其他孩子挨家挨户地主动要求为户主收集和焚烧垃圾，挣一点小钱。一天下午，3个年龄8～10岁的孩子在他们的母亲面前排成一行，母亲正在把需要搬运的木头往他们肩上放。“给我3块吧！”一个男孩说。母亲先把一块破布放在他的右肩上，然后把几块木块放上去。

在恩里克的母亲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附近的一个街区，每天早上有52个孩子来上幼儿园，其中44个孩子是打着赤脚来的。助理教师从一个篮子里拿出一双双鞋子放在每个孩子手中。下午四点离开之前，孩子们必须把鞋子还回去，因为如果他们把鞋子穿回家，就会被他们的母亲拿去卖掉买食物。

在孩子们玩耍的一个峡谷中，黑黑的大老鼠四处乱窜，还有个猪圈。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们通常给每个孩子3个玉米饼。如果没有玉米饼，母亲们就用一杯杯糖水把孩子们的肚子填饱。

在恩里克搬去和舅舅一起居住一年之后，洛德丝打电话回去，这次是从北卡罗来纳州打回去的。“加州生活太难了，”她说，“移民太多。”雇主支付的工钱少，对移民的态度也不好。尽管她打两份工，仍然存不到钱。于是，她就随一个要好的女友去了北卡罗来纳，一切从头开始。这是她过上更好的生活、和孩子们团聚的唯一希望了。她把在加州的所有家当都卖掉了——旧福特车、五斗橱、电视，以及她和女儿睡的床，共得到800美元，权当搬家费。

北卡罗来纳的人对移民的敌意更小一些。她可以不锁汽车，甚至可以不锁房门。工作机会也很多。她很快就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找到了工作，还在一个拖车家庭中找到一间可供出租的房子，每月租金才150美元，而洛杉矶那个小车库每月租金都是300美元。她又开始存钱了。也许，如果她能存够4000美元，他哥哥马可将帮助她在洪都拉斯投资。然后，也许她就能回家了。后来，洛德丝又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干活，每小时报酬9.05美元，加班时每小时13.5美元。

如果她能回家，一个一直沉重地压在她心上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黛安娜迟迟没有施行的洗礼。洛德丝一直没去给女儿施行洗礼，因为她想让女儿在洪都拉斯接受洪都拉斯教父母的洗礼。这件事让洛德丝一直很担心，生怕女儿如果哪天意外死亡，会被送进炼狱。

洛德丝重新认识了一个洪都拉斯来的油漆匠，他们已经搬到一起居住了。他在洪都拉斯也有两个孩子。这个男人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是个好脾气的人。他经常给洛德丝提生活建议，帮她排解寂寞，星期天带洛德丝和她女儿去公园。有一段时间，洛德丝打两份餐厅工，第二份工作深夜十一点结束，他就去接她，与她共度几个小时。他们恋爱了，亲昵地互称“甜心”。

恩里克极其想念洛德丝，但马可舅舅和他的女朋友对他都很好。马可是洪都拉斯边境上一个专门兑换外币的人，这个生意利润很大。多年来，他一直为一个集团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业务量不断增加。马可的家人，包括一个儿子，住在特古西加尔巴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座房子里，家里有5个卧室。马可舅舅每天都给恩里克零花钱，给他买衣服，晚上还送他上私立军校。

白天，恩里克为舅舅跑腿，还负责清洗舅舅的5辆汽车，舅舅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舅舅对他的关心即使不比对他自己儿子的关心多，至少也是一样多。马可还经常和恩里克一起打台球、看电影。恩里克看到纽约市的高楼大厦、拉斯维加斯闪烁的灯光、迪斯尼乐园魔幻般的城堡。由于恩里克的皮肤颜色较深，马可亲切地叫他“小黑蛋”。马可和恩里克的站立姿势差不多，两人都有点罗圈腿，髋部向前突。尽管恩里克已经十多岁了，个子依然很小，即使伸直身体，也不足一米五。但他的笑容很灿烂，牙齿也长得无可挑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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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上8点，我在洛杉矶的家里，听到大门锁孔里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亚·卡门·费里兹打开房门，走进厨房。她每隔一周就来我家打扫一次房子。

卡门个子娇小，聪明伶俐，干起活来迅速利落。每天早上这个时候，我通常正处于忙乱之中，急急忙忙地准备冲出家门去上班。但是，每当卡门来打扫时，我们俩的步调正好对调过来。她从厨房开始收拾房子，我则围着她团团转，帮着拾起地上散乱的鞋袜和报纸，以便让她清扫地板时轻松一些。这个不变的仪式使我们俩得以共处一室拉家常。

那是1997年的一个早晨，我靠在厨房工作台的一边，卡门靠在另一边。她说有个问题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想问我。“索尼娅太太，你打算要小孩吗？”

我告诉她说：“我还不确定。”卡门有个儿子，有时她来干活一时会把孩子带上，让他在那里看电视。我问她是否还想要更多的孩子。

卡门平时总是笑呵呵的，喜欢说话，此刻却突然沉默了，不好意思地盯着厨房工作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声告诉我一件我从来不知道的事：她还有另外4个孩子——两男两女——都在遥远的危地马拉。当年，她撇下他们，以单身母亲的身份冒险北上，来美国做工。

她已经和孩子们分离12年了。

卡门说，她离家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刚刚1岁。她是通过听电话里越来越浑厚的嗓音感受最大的儿子迈纳的成长的。讲着讲着，卡门抽泣起来。

12年？我露出不相信的表情。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抛家弃子，只身到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做工，而且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孩子，或者是否还能再见到孩子？是什么驱使她做出这样的决定？

卡门擦干眼泪，向我解释起来。丈夫抛弃了她，投进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尽管她拼命干活，仍然挣不到足够养活4个孩子的钱。“孩子们要吃东西，我却没钱买。”许多个夜晚，孩子们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的。她哄他们入睡，教他们怎样战胜饥饿的折磨。“趴着睡，这样肚子就不会叫得太响。”卡门会轻声细语地哄孩子们翻过身来。

她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才来美国的。她希望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走出穷困的机会，提供一个读完六年级之后还能继续上学的机会。说起给孩子们寄回去的衣物、钱和照片，她满脸透出自豪之情。

不过她也承认，她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次和孩子们通电话时，她都能感觉到，骨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孩子们的生活中缺乏爱。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孩子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她都没能参与，她的缺席在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口。大女儿在第一次来月经时被吓坏了，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后来，女儿责问卡门为什么不在她身边，让她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卡门还没有积攒到足够的钱，还不能让偷渡客把孩子们带到美国来。再者，她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去经历这次危险的旅程。1985年，她自己北上美国的途中，就遭到偷渡客的抢劫，结果一连3天都没东西吃。她害怕女儿们在路上会被强暴，也不愿意把孩子们带进她在洛杉矶居住的那个街区，因为那里同样贫穷落后，而且毒品泛滥，犯罪猖獗。

卡门按下洗碗机的开关，担心我不赞成她做出的选择，就向我解释说，许多从中美洲和墨西哥来到洛杉矶的女人都和她一样，都是单身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祖国。

她又补充说，真正让人不理解的，倒是美国的那些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全职母亲们。她说，那些母亲完全可以束紧腰带，稍微节省一些，便可以待在家里，全天候照料孩子。相反，她们却把大多数醒着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事业，给孩子们的时间少得可怜。她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问我为什么会有女人那样做。  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卡门的儿子迈纳没向母亲透露半点消息，就自作主张地启程寻母来了。卡门离家时，迈纳10岁。他搭便车离开危地马拉并穿越墨西哥，沿途乞讨为生，最后终于出现在卡门门口。

他太想念母亲了，再也不能忍受另一个没有母亲的生日或圣诞节，母亲总是编造借口解释他们不能在一起的原因，他已经听烦了。他一定要知道：母亲是因为从来没真正爱过他才离开危地马拉的吗？不然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解释她的离开？

迈纳在危地马拉的朋友们都很羡慕他母亲寄给他的钱和礼物。他们说：“你什么都有了，漂亮的衣裳，漂亮的网球鞋。”迈纳回答说：“如果这些东西能换回母亲，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从来没有人宠过我，从来没人在我身边唠叨：‘这可以做，这不可以做。“你吃好了吗？’你永远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母爱。”

迈纳向我讲述了他惊险的搭便车之旅。他曾遭受恐吓和抢劫。不过，他仍然说他很幸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到美国来寻母，他们的旅程比他的惊险得多。那些孩子的大部分旅程都是在货运火车车顶上度过的，他们称那些火车为“死亡列车”。

女人、孩子和移民问题

2005年，皮尤西裔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杰弗里·帕瑟尔作了一个题为“未得到认可的移民：数字和特点”的调查，美国没有身份登记证明的孩子的数量就是从这个调查结果中获得的。

恰帕斯州与中美洲黑帮之间的问题是加布里拉·库汀诺提供的，他是位于塔帕丘拉的国家移民研究院的发言人。自从恩里克成功偷渡美国以来，扒火车时受伤的偷渡者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这个信息是贝塔组织、塔帕丘拉总医院的社工和奥尔加·桑切斯·马丁内斯提供的，奥尔加开办了一个专门收留受伤者的收容院。

北上火车经常停车接受墨西哥移民局的检查，以便他们抓捕偷渡者。现在，停车的地点及检查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信息是下列人士提供的：库汀诺、贝塔组织的朱利奥·恺撒·坎西诺·加尔维兹、安罗西拉附近的胡亚特移民站官员维德玛尔·波罗拉斯·洛佩兹、三兄弟镇居民格雷戈里·罗伦·维拉里尔。

被墨西哥拘留和驱逐的中美洲偷渡者的数字是国家移民研究所提供的。

1999年～2000年之间，我在洛杉矶新来者学校去过几次，采访了几十位母亲和孩子，还旁听了学生上课的情况，参加了学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活动。

书中引用的1997年国家研究委员会所作的调查题为“新的美国人：移民带来的经济、人口统计和财政影响”。2003年，哈佛大学作了关于移民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的调查，题为：“劳动需求曲线呈下降趋势：重新审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个调查是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和社会政策系教授乔治·博尔哈斯作的。

我提到了《洛杉矶时报》中的一些故事：“对我们这个工会来说，这是场战争”，1993年8月19日；“洛杉矶东区的本地人和新来者发生争执”，1996年3月4日。

1997年，RAND作了一个调查，研究了移民数量过多的问题，这个调查是由凯文·麦卡锡和乔治斯·弗尼斯进行的，题为：“变化经济中的移民：加利福尼亚经历”。

引人入胜、英勇壮丽、影响巨大，《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抓住了读者的心。大多数美国人或者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其人国家来到美国的。为了在这片新土地上找到更好的生活，他们经历过艰难的旅程，忍受过与家人的痛苦分离，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向我们讲述了恩里克的故事——我们自己的故事。

——爱德华·詹姆斯·奥尔莫斯

这是21世纪的“奥德赛”。纳扎里奥精彩的文笔彻底照亮了美国最黑暗的角落之一。这是根据不同凡响的新闻报道内容扩展的图书。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非文学作品，那一定是这本，因为你认识书中的小主人公们，他们就是邻家男孩。

——伊莎贝尔·艾伦德

本书描述了一个男孩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读者具有非常强烈的启发性和号召力，你会渐渐对恩里克感恩和着迷。他的人生、他精彩的寻母历险，都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让我们懂得了苦难历程可以转化成一种救赎。

——罗伯特·科尔斯

谋生与亲情不可得兼，历经艰险亲情得圆，这是人类的故事母题之一。震撼的是，本书所述是真人真事，一切元素都存于当代，却又残酷得陌生。 从《被天堂遗忘的孩子》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罪恶前的无助、亲情下的无畏，当然也升华出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敬意！

——向熹(南方周末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