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之树》是从李锐的《厚土》中的一篇《合葬》延伸扩展出的长篇。吕梁山一个叫矮人坪的村子，阶级斗争的运动深入到这里，把留下给大哥一家看地的拐五老(拐叔)、一个唯一可能的“富农”分子作为清理、斗争的对象，让他交待和寡妇暖玉的关系，左右为难的拐老五无路可走，选择了上吊自尽。故事的主线索就是这样，但故事里的每个人，他们自己不同的故事，也许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体。

《九月寓言》是部撼人心魄的作品，读着读着，你会惊叹得窒息。你得不时间或地搁下早已打开的书本，调整一下呼吸，伫立窗前向远方凝望一阵。那是一段沉重与空灵相倚相存的历史，甜蜜而辛酸，让人不由颤栗。

《无风之树》是李锐的一个长篇，应属于文革叙事，也是乡村叙事。小说采用了各个人物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反对启蒙的立场，让低层的人有发言权，自己言说自己，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九月寓言》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一群人不停地行走，不断地寻找。他们看似漫无目的，却又一次次地拒绝，拒绝着生命可承受的轻与不可承受的重，莫名而又固执地拒绝着一切。始终有盏灯亮在遥远虚无得不可及的地方，他们想在茫茫的黑暗中寻到哪怕是微渺的一丝光明。生命中的激越之爱、相濡之情便是这光与亮，让我们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平淡如水地走过。瞬间与永恒，凝固与流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是一部寓言化了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啻为人类群体走向的最为生动与具体的诠释、注脚。

无风之树

九月寓言

无风之树 李锐

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着那面迎风招展的旗子，对众僧解释世界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政治家毛泽东宣布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矮人坪村生产队长曹天柱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只用一句话总结世界：“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

拐老五在人生最后的一瞬间总结世界的时候，只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只是被他弄出来的一个声音，那只被他坐了许多年的小凳子，在倒下去的同时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响声——“咔当”。

一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土崖的下边，看着远处的背影。一步一颠的，越变越短，先是腿不见了，然后是腰和身子，最后灰黄的塬畔上只剩下一颗晃动的头，只晃了两下，头也不见了，像是沉进了一片看不见底的浑茫的深渊。他想，刘主任这是下沟了，得下十五里。他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他就在心里骂自己，你他妈哭个啥呀你！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呀你！可还是没忍住，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嘴角上咸咸的。他死命地咬着在嘴里流来流去的咸水，对那个已经根本看不见的背影在心里叫喊，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丧失立场，我是来改天换地来的，我爸爸是烈士，我是党的儿子，我跟你怎么能一样？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我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干！

太阳早就沉下西山了。浑茫的土塬上弥漫着折射过来的冷澈的青光，暗幽幽的。天很深，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也很深。辽阔的空旷之中，你分明能感觉到漫天的青光压下来的分量。土崖顶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呀呀地盘旋着，把空旷和寂寥一声又一声地编织到崖顶的枯林里。他舔舔嘴唇，又想，刘主任得摸黑了。插在衣兜里的手一直紧紧地捏着那几张叠起来的纸，刘主任把这几张纸递过来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苦根儿，给，这是几张空白介绍信，你可别小看了这几张纸，这是公社党委对你的信任，是党给你的权力，你是烈士的孤儿，党就得依靠你这样的接班人。他没说话，翻起眼睛看看刘主任。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可刘主任想和他绕个弯儿。刘主任说，对，不叫苦根儿，叫赵卫国，赵卫国同志，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情就全靠你了！将来要是需要搞个外调，到县委办个手续啥的，这几张纸就能顶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公社反映。公社党委早就知道你的入党申请了，好好干，在大风大浪里干出成绩来，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刘主任说得很慷慨，说完又笑了，一边笑，一边还把手伸过来在他肩头上使劲拍了拍。他还是没说话，还是只把眼睛翻起来，心里一阵雷鸣电闪。我用不着你给我打气，阶级敌人是明摆着的，我一把就能把他揪出来。我来这儿已经六年了。我是主动要求来这儿的。你们哪能理解我？我就是我爸！我替我爸来改天换地来了。可你为什么非要睡到暖玉窑里？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你来了又和暖玉睡，你当主任的和阶级敌人睡一个女人，你叫我怎么斗争？你还介绍我入党呢你，你自己就不够格儿！刘主任很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刘主任心里很清楚，这个弯儿自己不能再绕了，绕不过去。刘主任再一次笑起来，刘主任现在只好自己对自己笑。刘主任说，你还小，还没娶过媳妇，不知道熬媳妇是啥滋味儿，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呢。暖玉那儿收拾得又干净，饭又做得好。咱这穷地方，把革命工作做完了，就没啥干的，就没啥娱乐的。我来矮人坪下乡，哪回也是住暖玉那儿，暖玉院里是两孔窑么，我住一孔，暖玉住一孔么。行啦，就这么个事，你就别盯着我啦，还是把这回的阶级队伍清理好吧。刘主任终于说出来想说的话，终于不再绕弯儿了。刘主任说完了想说的话，摆摆手，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刘主任说，卫国，咱们光说清理阶级队伍了，上回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到底行不行？你咋也不回个话？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添满了胸膛，他挣扎了一会儿，才从这紫红的愤怒和尴尬中挣扎出一句话来，他直盯盯地看着刘主任说，我不娶媳妇，女人都是妖精！刘主任就又笑了，你看你这孩子，我不过是替别人问问，就这么大的火气？不愿意就算啦，也好，一心一意好好搞运动吧。说完，刘主任就一步一颠地走了。他就站在土崖底下目送刘主任。从西山背后折射上来的阳光，又清冷，又干净，把冬日的土塬照得空空荡荡的，冷冷清清的。空荡清冷之中一眼就能看出上百里远。头顶上，乌鸦们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他没抬头看它们，不用看他就知道，飞来飞去的乌鸦一共是七只，六年来他在村口数过无数遍了。原来是五只，现在是七只，总共只有七只。飞来飞去乍一看好像挺多，其实就是七只。可为什么是七只不是八只呢，那一只单的怎么办？跟谁搭窝呢？年年下蛋，年年孵小的，孵出来都上哪去了呢？都叫蛇吃了吧？肯定有条胳膊粗的黑蛇缠在树杈上，张开大嘴，蛇信子老长，一口一个，一口一个，都吞了，小鸟们连叫唤一声都来不及，真可怜呀，太可怜啦，这么多年就活了两个。鸟们就不知道飞，远远的飞走不就完了吗，咳呀，六年才活了两个，六年得多长呀。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你们怎么能理解我？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都知道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了，你为啥还要睡到暖玉窑里，你还是领导干部呢，你咋这么不争气，你咋这么没立场呀你？！我入党不用你介绍，娶媳妇也不用你介绍，你哪能理解我呀你？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别以为我不敢，我非做了这件事情不可！即使我不做，赵英杰也会做的，赵英杰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情干到底的！四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一切都深深地凝滞在冬日无风的黄昏之中，深深的凝滞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苦根儿心里翻动着的电闪雷鸣，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苦根儿脸上那些咸咸的眼泪。

沿着刘主任刚才走的这条小路向东，走十五里下到沟底，然后，沿着一条能走马车的土路再向东，走一百五十里，中间还要找个村子住一宿，然后，就能走到县城，走到他当年上小学、上中学的地方。他就是在那儿成了烈士的孤儿的。后来，他也就是在那儿碰见了那位作家，才下定了决心，要以父亲为中心人物写一本长篇小说，要以长篇小说中的父亲为榜样，到这个吕梁山最偏远的矮人坪来改天换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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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人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年4月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