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中的一种意图，即用大量充分的历史细节——实物照片，复原那曾经活着的奇异的历史，再现三寸金莲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给这中国文化中最隐秘、最闭锁、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曝光。历史的幽灵总是躲在某种遮蔽之下不肯离去，暗暗作崇；所以，当历史的一幕过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开……

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收获》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见证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收获》50年精选系列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本册为长篇小说卷一《三寸金莲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选取了冯骥才、张贤亮的“三寸金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两篇作品。

三寸金莲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石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

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我知道，我一刹那间的感觉之中，压缩了人类亘石以来的经验。

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芦苇在路边沙沙作响。路边的排水沟里潺潺地流淌着清水，一碧到底，如山泉，如小溪。两三寸长的小鲫鱼一群群地聚在沟边绿茸茸的水草底下，时不时露出它们黑色的小脊背，或如点点光斑那样闪现出它们银色的小肚皮。四处是黄色的阳光，空间既广裹又沉寂。温顺的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象两条凹下去的铁轨。我在路当中走着，脚步既滞重又轻盈。一会儿，脚下的浮土缓缓地腾空而起，象清晨的雾气，使一切都变得迷蒙而柔软。我仍然沿着车辙朝前走。感觉到我有奇异的视力，能透过浓密的黄尘看到我意识下面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了一只猫：灰色的，夹着白色的条纹。它弓着背警惕地站在前面，前腿和后腿分别跨在车辙两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好象随时都想逃跑。

那是“我们”丢失的猫，我知道。

忽然，猫不见了，象影子一般消失了。

梦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我又看见了排水沟里游着四只鸭子。从它们的脖颈和撅起的尾巴上，我能断定其中有两只母鸭。它们和猫一样，也是灰色的，翅膀中杂着白色的羽毛。它们静悄悄地游着，沿排水沟溯流而上，似乎有意要把我引到感觉记忆的深处。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它们后面。但它们在一片芦苇茂密的水洼中，摆了摆屁股，兜了一个回子，却顺着洄流钻入了草丛。

我仍然在如雾似的黄尘中向前走。我吃力地拔着滞重的两腿，却又走得非常轻盈，如一只顶着风飞翔的鸟儿。

走过了水洼，鸭子又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了。但那不是四只大鸭，而是四只小鸭。通体金色的绒毛，在黄色的尘雾中它们好似会渐渐地溶化，会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之中。然而，它们确实在欢快地游着，一面游还一面歪着小脑袋傻乎乎地看着我。那向上弯曲的嘴角好象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我忽然意识到，刚刚见到的四只大鸭就是“我们”原来丢失掉的鸭子。这四只小鸭正是它们雏期的模样。

时间在向回倒流。那么我会不会恢复到那个时期，即使是在梦中？

于是，我在时间中振竹向回游去，想去追寻那失去的影子……

可是，我的梦每次都到此中断，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憾的感觉，是一种梦中之梦。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那一片混沦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P125-126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巳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亳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年4月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