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全球发行量纪录的刊物，影响中国政局三十年。

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亲笔写刊名，用以引导全国思想理论走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邓小平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在新时期指导该刊实现办刊方针的拨乱反正；从《红旗》到《求是》，中央机关刊的风云变换。

《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对编辑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个编辑人员都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断增强自己的党性，检查和克服自己身上不适应党的要求的各种缺点弱点。从而更自觉地跟上中央的要求，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同时，还要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使中央精神同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好地结合起来。《红旗》对这些抓得比较紧，还特别作出关于《编辑部干部加强党性锻炼问题的一些意见》的决定，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既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又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

本书由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亲笔写刊名，用以引导全国思想理论走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邓小平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在新时期指导该刊实现办刊方针的拨乱反正……

中央领导的题名、题词

序

中央的关怀

毛泽东与《红旗》杂志

邓小平同志与《红旗》杂志

胡耀邦在新时期对《红旗》杂志的指导

党中央关注《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和创刊50周年

三十年风雨前行录

一、概述

 （一）创刊的前前后后

 （二）《红旗》的性质和任务

 （三）三十年风雨历程

二、第一阶段：初创及全面发展

 （一）大力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毛泽东关心《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

2.“反右倾”和十年大庆的宣传

3.毛泽东为编辑部写约稿信

4.《不怕鬼的故事·序》

5.几个有影响的集体笔名

 （二）贯彻“调整”精神，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关于“商品生产”的文章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

3.劲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之风

4.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5.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进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

6.“思想禁区”和理论探索

 （三）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

1.亮明观点的《列宁主义万岁》

2.回答挑战

3.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4.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5.论战在继续进行——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

6.增刊·“八组”·《内部未定稿》

7.从所发论战文章引出的几点思考

 （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1.强调反修防修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2.国内思想理论界的反修动员令

3.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开展及其变化轨迹

4.开展学术领域的思想批判

5.批判升级，乱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6.唯实才出真文章

7.现代戏和诗词大家的作品

三、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

 （一）“大批判”开路：鼓吹造反、夺权

1.大造动乱舆论的半年

2.鼓吹全面夺权和斗、批、改

3.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攻讦谩骂的大批判

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表述和变化

5.王、关、戚垮台和半年不出刊

6.撰写要“打倒一个学派”的“大文章”和毛泽东意见

7.重点对着知识分子

 （二）从九大到十大

1.九大召开前后

2.斗、批什么？

3.“改”是怎么一回事？

 （三）别有用心的“批·反·评”

1.“批林批孔”后面所包藏的祸心

2.短命的“反经验主义”

3.评《水浒》的矛头所向

 （四）为“四人帮”的最后猖狂造势

1.“反击”又从教育战线开始

2.批所谓“三株大毒草”

3.“批邓”不得人心

4.炮制“帮文”的写作班子

5.兜售伪造的“遗嘱”及“四人帮”控制的终结

四、第三阶段：新的历史时期十二年

 （一）徘徊中的曲折

1.精神束缚并没有打破

2.执行错误的“不介入”指示

3.打破禁锢，走出被动

4.深刻的教训

 （二）新的时期新的版面格局

1.在中央的关怀和指导下努力办好刊物

2.明确以经济建设为宣传中心

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4.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5.大力宣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十二大以后——着力宣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央领导为《红旗》创刊25周年纪念题词

2.全面宣传贯彻十二大精神

3.坚持不懈地宣传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4.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6.加大整党建党的宣传力度

7.两个专栏和《内部文稿》

8.设立联络员和记者站

 （四）《红旗》停刊和30年回顾

1.《红旗》停刊经过

2.30年的回顾

附：《红旗》杂志的基本数字

往事回眸

一、红旗创刊前后的一些情况——邓力群同志访谈录

二、记胡绳同志关于理论文章写作及编辑工作的几次讲话

三、诗风流韵诉心声——胡绳等同志干校生活片断

四、说说沙滩大院

附录　关于陈伯达及他的几次谈话

后记

毛泽东与《红旗》杂志

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毛泽东关怀和指导下，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创刊。社址在现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原是北京大学的旧址。40年前，即1918年10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曾在大院红楼工作过。40年后，他亲自提议、策划、催生的《红旗》杂志在这里诞生，他虽身不至，但心却同《红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导红旗一桩又一桩重大活动。

（一）提倡、推动、指导红旗的开创工作

我们党还在筹建过程中，就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此后，尽管刊物名称有所变化，但一直坚持在办，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直考虑恢复党刊。1955年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党刊创办做组织、人事准备。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几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此要钻，要学，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面临一场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宏大复杂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党的理论刊物的创立被提上工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办刊物”这个问题，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他在这次会议的结论提纲中，再次提出“考虑出刊物的问题”。还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正是出于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他提出建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办刊物问题具体化了。他在3月22日讲话时，指出：我很高兴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有一个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180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定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系的话。

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刊物创办得以落实，初步确定办刊人选，有关人员在成都就办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过商讨谋划。

1958年5月25日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关于主办党刊的决定。他说，会议第三项，有个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读一下吧。（杨尚昆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草案]》）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还讲是七月一号出版。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怪，可以好多年就是搞不起来，可以一下子就搞起来了。我倒是不算个消极分子，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至于哪一天出版呢？我就没有把握了。当时有同志提议七月一号出版，我说也可以。现在提早一个月。今天已经25号了，所以今天就要集稿。就以利用这次大会（指八大二次会议）的许多稿子，一期还出不完。还有，从前我们谈了，各省也搞。我说这个法子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市，每一个自治区，都可以搞。一个省，除开个别的小省算小国之外，在国外就是一个大国。成都有个各省办杂志的决议（指中央的通知）。现在具体解决的是中央的杂志，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来。

有什么意见？（稍停）付表决好不好？还要讨论？（稍停）这个创刊词大家看过没有？（邓小平答：看过了）大家应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看过，可以。（他在24日看发刊词时曾有批语：“此件写得很好，可用”）赞成的请举手（全体举手），放下。反对的举手（稍停），没有。通过。（热烈鼓掌）

决定全文如下：

一、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六月初创刊。

二、决定由陈伯达同志担任《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三、全党应当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各级党委应当经常供给稿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P3-6

中共中央对出版党刊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后，立即把上海发起组主办的《新青年》改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自那以后，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有自己主办的机关刊物。通过它们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对各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主张，提出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要求。因此，党刊是了解党的活动、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同志提议和主持下，于1958年6月创立了我党执政后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党刊——《红旗》杂志。我被中央指定参加了《红旗》的筹办和创刊工作，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下乡参加农村“四清”为止。《红旗风云》作者要我为此书写个序，说些什么呢？还是从这期间我感受最深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红旗》杂志的重视和关怀说起吧。中央对《红旗》杂志的要求，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党性”。党性是党刊的灵魂，是党刊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鲜明的标志。党刊的党性，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全面科学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一切违反党的奋斗目标和宗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党的理论宣传工具的党刊党性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反对一切主观、片面、僵化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央理论刊物不直接领导各项工作，但是它刊登的文章要有助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这就要对中央的精神、指导思想、战略意图充分体会，使中央的精神在刊物上表现得更有力，更准确，更及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为《红旗》创造了许多条件，如批准《红旗》副总编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及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这样就使编辑部能更快、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中央的各种考虑及其精神。中央也非常注意利用《红旗》这个阵地，发挥这个阵地的作用。除了中央领导同志把他们的重要文章交《红旗》发表以外，还经常批转一些重要文章给《红旗》，经常审阅、修改《红旗》送审的文章。党中央的关心是刊物保持鲜明党性的最重要保证。同时还要依靠集体力量和群众的监督。一篇重要文章，符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反映没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要靠集体的力量，靠编辑部集体，更要靠党的各个部门、各地方组织，靠建立一支稳定而广泛的作者队伍(其中包括理论工作者、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随时向他们请教，集中大家智慧，靠大家把关。

就编辑部自身说，要办党性很强的刊物，办刊的人必须具有坚强的党性。当时中央为加强《红旗》力量，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决定从学校、地方抽调一批有培养条件和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刘少奇同志提出，《红旗》办起来以后，最好实行三班制，轮流坐班，一班学习，一班下去调查，一班当编辑，使得这些同志既有编辑工作经验，也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而且有时间读点书，研究点问题，写一点文章。《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对编辑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个编辑人员都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断增强自己的党性，检查和克服自己身上不适应党的要求的各种缺点弱点。从而更自觉地跟上中央的要求，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同时，还要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使中央精神同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好地结合起来。《红旗》对这些抓得比较紧，还特别作出关于《编辑部干部加强党性锻炼问题的一些意见》的决定，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既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又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有益的。

既然党的理论刊物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党的指导精神的，那么在实践中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央领导犯了错误，必然要反映到刊物上。只要刊物是中央主办，这种现象就很难避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办刊的哪一个人，而是靠全党，靠从中央到基层，正确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纠正错误，才能做到。遵义会议及以后的延安整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及“四人帮”，把持《红旗》，兴风作浪，那是另外一种性质，另当别论，不在此例。

对编辑人员不仅注意政治理论素质的提高，同时还注意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培养。《红旗》编辑部尽量为编辑人员的学习与提高创造条件。1961年编委会专门作出加强学习的决定，要编辑人员认真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读自己专业方面的名著和基本著作；读有关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文化修养，朝着成为党的某一方面的有学问有知识的专家的方向努力。为了保证学习有效的进行，《红旗》实行上下班制，即将编辑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当班搞编辑工作，一部分下班读书搞调查研究，两班定期轮流。各部室还订出本部门本专业人员的必读书目。总之，尽力在编辑部内积极营造一种追求知识、用功读书、钻研问题、研究写作的浓浓气氛。

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是搞好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编辑部采取许多措施，以提高大家的编辑和写作能力。集体修改文章，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当时的做法是：参加起草中央文件的副总编，把中央起草修改文件的方式方法和作风带到编辑部来，每期都有几篇稿件，由副总编主持，分工编委及责任编辑参加，对稿件逐段逐句地边读、边议、边改，无论内容、文字，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央精神，有没有反映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行文表达方式是否合乎逻辑，经过议论，该定的定，该改的改，该删的删。这既可集思广益，较快搞出文章，又是对年轻编辑一个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与集体修改文章相配合，每期编完后都开一个“编后会”，会上重点介绍某些文章从立意、结构的前后变化及修改过程的体会、经验，这是学习写作和编辑工作最具体、最有效的途径。此外，还给每个编辑人员定任务，每年要写几篇文章，文章写出后，发挥集体力量给以帮助，以提高文章的质量和水平。编辑人员的培养和提高，要靠组织、靠集体，同时也要靠个人的努力。那时我们对编辑人员讲，我们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庸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个特殊就在：我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用功，特别能攻坚，经过努力、奋斗，我们会取得好成绩，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认识，许多同志后来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下，都用功不懈，风也挡不住，雨也挡不住，人也挡不住，作出了一定成绩，成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我上面说的这些，仅是自己在《红旗》工作期间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办好党刊是很不容易的事，正确评述党刊同样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办刊的经验教训，应当重视和珍惜，给以正确的科学的总结和发扬。《红旗风云》一书对此作了一些探索，虽然仅是初步的，但开了个头。我希望有更多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是在《红旗》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进步的。我写此书，全是出自我的感情，我的怀念。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即到《红旗》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四年搞编辑工作，后两年下乡搞农村四清。那时《红旗》内部，提倡读书，提倡研究，提倡写文章的气氛十分浓厚而宽松，领导如胡绳、邓力群经常通过座谈、编后会和改稿同我们谈话、交流，讲形势、讲党的思想精神(他们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讲编辑工作，讲工作作风，讲写文章等等；他们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并把起草文件的方式带到编辑部来，每期杂志他们都自己主持改几篇文章，有关同志都参加，边读边议边改，正是他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言传身教带动下，使我眼界大开，认识提高，思想开启，对理论工作、编辑工作初入门径。当时编辑部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报告，所有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知道的比以前多一些，从而也就更看到自己诸多方面的不足。“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从南方农村回到编辑部，没让我参加运动，而是去搞编辑工作，直到1969年春。这年6月，编辑部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连同家属一起下到位于石家庄郊区的五七干校，我也身在其中，在那儿一待就是六年。头两年运动、劳动都十分紧张繁重。待到陈伯达、林彪相继垮台，干校生活才相对宽松。干校同事大部分是有事业心的，因此都各自抓紧时间读书学习、研究思考问题。在大家的影响、带动下，我也读了一些书，包括马列、毛泽东著作、鲁迅以及文史哲方面著作。在与同事长期工作、调查研究、思想交流、平日的谈天说地中，我从他们身上逐步学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思考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又回到《红旗》搞编辑工作。一些原来同事去了别的单位，有的还担任了重要职务。大家碰到一起时，常常提到《红旗》往事，也说到过去事值得一写。当时我想这是别人的事，我是没资格也无能力做的。1996年我退休了。一次去看望一位老领导，我谈到写红旗史事，他觉得很好，鼓励我去做，还说，我支持你，我支持你。这使我心动，但自感学识、水平都担不起这个重任，故迟迟没有动笔。恰在这时，由《红旗》副总编位子上退下来的方克同志，提议组织一些同志合作编写一部中共中央党刊史，其中有我。正是这一举措，让我鼓起勇气，担负起撰写红旗史这一部分。我知道，有这部书的主编、副主编的指导、帮助，可能使我能克服个人力所不及的困难和缺陷。决定后，我立即告知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听后都很高兴，对我鼓励有加。也有同志特别提醒我，说这本书不好写，人们对《红旗》有种种不同看法和评价，要慎重对待。

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分析整理的准备工作，开始动手编写提纲，并送交主编、副主编审阅。周国全、邵铁真(他们既是书的副主编，又是我的老同事)几次同我一起研究书的内容与结构，提纲那些部分要去掉，还应加上什么，他们提的意见都很具体。书的提纲定下，我开始撰写正文。写作过程中，方克、周国全几次带我去拜访“文革”前担任《红旗》副总编的邓力群同志，每一次他都谈了许多重要情况，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徐荇、杜敬、郑惠等同志或口头或书面向我提供许多宝贵资料。书的初稿写出后，除杂志社内部的方克、周国全、邵铁真等同志仔细审看，并逐段提出修改意见外，还打印数份，分送一些老领导、老同事征求意见，他们都拨冗审看，苏星、杜敬、卢之超都写来书面意见；徐荇、马仲扬、吴介民、有林、吴建国等同志都说了许多中肯的具体的修改意见。书定稿后，石仲泉和郑惠同志又作了审定。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这些，主要是想表明，这部书是在大家的帮助和指导下才得以完成的。

书出版后，我分送给各位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提出最好从党刊史稿中抽出单独出版。我知道，并非这本书如何好，仅仅是对红旗史作一点初步收集整理工作，为大家提供一点方便而已，离应有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几篇与红旗有关的文字，准备与红旗史合并一起出版，并请邓力群同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红旗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这使我得以告慰对此书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各位同志。令人遗憾的是，胡绳、徐荇、郑惠、邵铁真、杜敬、吴介民、杜晓彬、苏星诸同志均已作古，使我无以当面对他们表示感谢之情。

现谨以此书献给在中央党刊工作和关心中央党刊的同志们。

作者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