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中叶至清末（16世纪至20世纪初），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最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传统农业文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辉煌成就，同时在其内部也生长出了某些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思想观念。经过明朝前期一百余年的发展，到16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

本书是根据《中华文明史》有关物质文明的若干章节改写而成的，主要涉及明清时期有关社会物质方面的内容，本书认为传承与新变构成了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发展的两大主旋律。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明代中叶至清末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最后发展阶段。本册主要讲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的继承发展与商品经济的进步，以及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与传统社会观念的变革，展示了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艰难历程。

小引

第一章　立国之本

　一　人口、移民、开发、耕地

　二　新作物的引进与传播

　三　农业的精耕细作

　四　农学总结：《农政全书》

第二章　匠作巧思

　一　丝棉纺织，

　二　采煤、冶炼、制盐、制糖

　三　陶瓷烧制

　四　技术百科：《天工开物》

第三章　商贸金融

　一　江南市镇

　二　商帮会馆

　三　铜钱白银

　四　金融票号

第四章　科学曙光

　一　传统科技与西学的交汇

　二　历算与天文之学

　三　脚踏实地：《徐霞客游记》

　四　医药渊海：《本草纲目》

　五　寂寞音律：《乐律全书》

　六　树碑立传：《畴人传》

第五章　营造法式

　一　规划首都

　二　都市管理

　三　漕运治水

　四　宫殿、坛庙、陵墓、苑囿

　五　住宅园林

第六章　师夷制器

　一　船坚炮利的震撼

　二　兵器工业的先行

　三　洋务运动的成就

　四　近代城市化

第七章　百姓日用

　一　消费观念的更张

　二　社会风尚的变迁

　三　洋化的生活方式

结语：落后就要挨打

后记

二 采煤、冶炼、制盐、制糖

明清时期的矿冶业十分发达，不仅规模超越前代，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很显著。煤矿和铁、铜、铅、锡、锌、银、金、汞等金属矿产都得到了大量的开发和利用。

古代的采矿方法，通常都是用钻凿、锤打，而明代则出现了“烧爆”、“火爆”的新技术。明中期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记载：“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键，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键尖，惟烧爆得矿。”据专家分析，所谓“烧爆”可能是先用火烧矿床，然后再用水淋，利用热胀冷缩的变化，使矿床爆裂，便于开采。现在在河南西部明清金矿的矿洞里，还保留有火烧矿体的遗迹。此外，有记载证明，当时的采矿也采用了火药爆破的技术。

当时凡开采金属矿多为露天开采，但在采煤时则往往要深挖竖井和巷道。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当时有经验的工人，能从土面的颜色辨别其下是否有煤，然后进行开采。《天工开物》还总结了当时井下采煤技术的两大要点，一是排放毒气（即瓦斯），二是巷道支护。明清之际的孙廷铨，在其所著《颜山杂记》中，也记载当时山东淄博地区的井下采煤技术说：“凡攻煤，必有井干（按指竖井），虽深百尺而不挠。已得炭，然后旁行其隧（按指巷道）。”孙廷铨还特别记载了井下通风经验：“凿井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以达其阳，攻坚致远，功不可量。”

在冶金技术方面，明代已经用焦炭做燃料。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煤炭”条记载：“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日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此处所谓“礁”即焦炭，臭煤是指含挥发物较多的炼焦煤。冶炼时所用鼓风器，在明代也开始使用活塞式木风箱，利用活塞和活门的装置来推动、压缩空气，与近代鼓风设备原理相同，风压和风量明显超出宋元时利用箱盖板开闭鼓风的传统风箱。《天工开物》卷八《冶铸》“鼎”条插图，描绘了用活塞式木风箱铸鼎的情景。焦炭和活塞式木风箱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冶炼强度，推动了冶金业的发展，欧洲要到18世纪才开始使用这两项技术。

冶铁是明清冶炼行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其中又包括炼铁和炼钢两项不同环节。明代遵化铁厂的炼铁高炉高达一丈二尺，合今3.804米，规模已相当可观，并开始使用萤石（氟化钙）等较为先进的熔剂。清代广东地区的高炉高达一丈七八尺，靠山建筑，附设有专门的上料机械设备“机车”，用以向高炉中抛掷铁矿石。明代炼铁还开始使用生、熟铁连续生产的工艺，在高炉出铁口旁边筑一“方塘”，当铁水流入塘内时，迅速将用“污潮泥”制成的干粉末撒入，立即搅拌，使铁水氧化脱碳，即可以很快将生铁炒成熟铁（《天工开物》卷十四《五金》“铁”条）。这实际上是一种将炼铁炉和炒铁炉串联使用的方法，它在炒制熟铁时省略了生铁再熔化的过程，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魏晋以来工艺较为简便的一种炼钢技术——灌钢法，在明代也有新的发展。灌钢法的操作过程，大致是将生、熟铁混杂锻打，使生铁中的碳分均匀地渗入熟铁之中，从而锤炼成钢。明代灌钢技术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原来是将生铁片嵌在盘绕的熟铁条中，现在改为将生铁片覆盖在捆紧的若干熟铁片上，使得生铁铁液灌到熟铁片夹缝间，熟铁吸收生铁铁液更充分，渗入碳分更均匀。其二，原来在生、熟铁上用泥涂封，现在改为用涂泥的草鞋遮盖，使得生铁在保持温度的同时仍能得到一定的氧气，在还原气氛下逐渐熔化。另外，明代在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还开始采用“生铁淋口”的方法，先将熟铁锻造成坯件，然后将熔化的生铁淋在坯件刃部，使得刃部形成一层刚硬耐磨的渗碳组织。这实际上也是灌钢冶炼法的一种新发展。

由于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明清时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而且形成数处全国性的冶铁中心。其中如广东佛山在清乾隆年间，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佛山忠义乡志》卷六）。此地生产的铁锅，因质地坚硬且薄而光滑，不仅行销国内，还大量出口海外。

其他金属冶炼方面，锌的冶炼最值得注意。古代青铜中往往含有少量的锌，是原料中的杂质带入的。后来逐渐形成了用含锌矿石——炉甘石（碳酸锌）与铜共同冶炼黄铜的技术，也就是炼制铜锌合金。到明代，开始从炉甘石中提炼纯锌。当时将锌称为“倭铅”，《天工开物·五金》“倭铅”条专门记载了炼锌方法。将炉甘石装入一个个密封的泥罐内，泥罐分层堆积，每层底部垫充煤饼。在下面用木柴烧烤，逐渐加热，使罐中的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却后取出，就得到锌。锌的还原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而其沸点只有摄氏907度。一旦其中氧化物还原出来，就会立即挥发为气体，并被氧化为氧化锌粉尘。因此必须在隔绝空气的密封容器中冶炼，才能够获得金属锌。《天工开物》所载正符合上述原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炼锌记载。18世纪上半叶，炼锌法传入欧洲，对世界冶金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制盐业分为海盐、池盐、井盐三大类。中国古代的海盐生产方法，主要有煎、晒两种。煎盐之法在《天工开物》卷五《作成》“海水盐”条有详细记载，这是传统的制盐方法，耗费人工、燃料较多，效率不高。最晚在明代，一些滨海盐场已开始用晒盐法取代煎盐法，“引海水入池晒成，凝结之时扫食，不加人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池盐主要产于山西、陕甘地区，尤以山西解州的“解池”为主。池盐生产最早只是自然结晶，集工捞采，唐宋时开始在池旁空地上开垦盐畦，引池水结盐，亦称“种盐”。晚明时期，垦畦之法又有进一步的改进，采取分段连续作业，包括灌水、蒸发、沉淀、拓花等较复杂的工序。井盐主要产于四川、云南。明代井盐生产以开凿小口深井为基本方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程序，有各式专用工具。明后期人马骥《盐井图说》记载了相井地、挖井口、立石圈、凿大窍、下竹、凿小窍等具体凿井工序。清代井盐在凿井、汲卤、运卤等环节较普遍地采用机械或畜力，钻井深度已超过千米。井盐生产中的深井挖掘方法，代表了中国古代采矿和钻井工程的高水平技术成就。

制糖业主要为甘蔗制糖。中国古代的制糖术，起初只是利用淀粉糖化的原理制造麦芽糖。最晚到南北朝时期，掌握了甘蔗制糖的方法，此后又在吸取外来技术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制糖纯度。到明代，已经能够造出高纯度的白糖与冰糖。《天工开物》卷六《甘嗜》对当时的制糖技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大体包括压榨、煎熬、结晶三个环节。压榨环节使用专门工具蔗车，以牛牵引，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其中，很快即可压榨出汁。再将蔗汁煎熬，除去杂质，凝成黑砂，成为红糖。然后用黄泥水浇淋，利用泥水中的粘土或矾土吸附脱色，提炼出白糖。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撒入1寸长的竹篾片为媒剂，冷却凝结，即形成冰糖。在近代机器制糖工业兴起以前，这已经是相当完备的一套制糖工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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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中叶至清末（16世纪至20世纪初），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最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传统农业文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辉煌成就，同时在其内部也生长出了某些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思想观念。经过明朝前期一百余年的发展，到16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自宋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长江下游地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进一步深化，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兴旺发达，中小市镇星罗棋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他们经营粮食、棉布和典当等生意，也刺激了这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在这一区域内，平原湖区和附近的丘陵地带，一直是生产开发的中心，边远山区也得到大规模开发。与此同时，江南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因为移民开发，焕发出勃勃生机；岭南地区，一方面因为南下移民的开发，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贸易力量的介入，大大提升了其在全国的社会经济地位。

宋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一度非常繁荣，曾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此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社会经济自然增长的过程受到阻遏。元代大约一百年间，社会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宋代的水平。明朝建立后，随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到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了宋代。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的原因，社会经济又有所倒退。但是到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开拓上，还是在社会财富的积累上，都达到了我国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同一时期，我国的人口也有了急剧的增加。据明代官方的统计，明初全国人口有6000万左右，到明末没有多大的变化。不过，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有的学者估计到明末全国的人口已超过1亿。到了清代中期，人口迅速增长。根据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已增加到3亿，而至鸦片战争前，道光十八年（1838）全国人口数则高达4亿多。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与国土疆域的扩大有关，而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清政府实行的赋税制度密切相关。当时推行“摊丁入田”的制度，规定增丁不加赋，对人口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口的增长也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反映。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耕地的大量拓展，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等，这使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中出现了某些新的因素，特别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经营地主”，他们不仅出租土地，还采用招募雇工，自己直接经营的方式。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向地主租赁土地后，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到清代，地主自己经营的方式有所减少，而“佃富农”经营方式则有较大的发展。农业经营方式中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新因素的出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比重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在手工业方面，这一时期也有极大的发展，其中特别是纺织、矿冶、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行业发展规模最大、程度最高。明清时期，诸种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在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之后，可谓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主要表现为：手工业生产工具和设施继续得到改进；生产技术更加熟练和精巧，分工日益精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更讲求艺术性。清代康雍乾时期，是明清手工业生产最为繁盛的时代。为迎合上层社会的喜好，一些不具有实用价值，单纯供观赏和陈设的工艺品的生产，发展迅速。而就手工业经营形式而言，从明代后期开始，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雇佣关系大量出现。到了清代，这种雇佣制进一步地发展，大量临时待雇的机工的出现，成为这种雇佣制的保证。随着商业资本的壮大，由商人来支配生产的事例也屡见记载，不少机户的生产与一些大包买商的资金和销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情况说明，明中期到清代前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中已萌发了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其产品则已具有相当程度的商品因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以制造军工用品为主的机械、造船、矿业、铁路等近代工业开始发展起来。

一般认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到16世纪以后，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技术成就和著作值得称道。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与当时西方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以理性思辨为基础的理论科学体系与实证科学方法相比，中国的科学基本上还停留在经验观察、实算实用的阶段。但就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科学思维和成就来看，应当说还是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有些即使排到世界著名科学家行列中去，也是毫不逊色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朱载埔的《乐律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都是在各自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高水平科学著作。此外，清代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也有不少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

明中期到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以商品经济活动为主的商业城镇。大约到清中期，华北的北京，西北的西安，长江上游的重庆、中游的武汉、下游的上海，以及东南沿海的福州，岭南的广州等一批主要的商业都市已经十分发达。此外，江南地区更有大量的中小市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商业市镇的出现，已经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一个小地区的交换需要，而是面向外地，甚至全国，经营也不限于零售，而更主要的是批发。这些城镇的发展，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对全国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以商业经营为主体的城镇，已出现了某种都市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不仅在国内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明前期，政府是这些贸易的主体，而到明中期以后，自由的民间贸易迅速发展，且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从明中期一直到清中期即19世纪前，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且是亚洲乃至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同时，为了适应国内外商品贸易的发展，明中期以后货币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行千余年的以铜钱纸钞为主的货币制度，逐渐为以白银为主的货币制度所取代。这种货币制度的改变，反过来又大大地促进了国内外商品贸易的发展。

我国传统的观念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在工商主要是为了满足和补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生活需要时，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到了明中期以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早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生活的需要了，而已成为主要是商品生产和贸易交换的经济活动了，并且出现了拥有相当数量和实力的手工业业主、工人和商贾集团，他们的存在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理应给予新的定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提出了“四民平等”、“工商皆本”的观念。如黄宗羲就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末“工商皆本”的思想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观念，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农本思想。而随着这一观念的传播，不仅手工业主和商贾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风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6世纪以来，一直到18世纪中，就我国自身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来讲，无疑是有辉煌成就的。如果与当时西方世界由农业文明大踏步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局面相比较，那就显得滞后和封闭保守了。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依仗其工业文明发展取得的经济、军事实力，频频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把我国变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面对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整体实力的攻击，以固有的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我国是很难抵御的，再加上清王朝政治的腐朽、制度的僵化与观念的陈旧等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固步自封的中国，动摇了中华帝国老大的观念，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口号，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念变革。在具体行动上则出现了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兴办工商实业。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富国强兵，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在变法维新，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转型期，迈步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工业文明。

本书是应丛书编委会之约，就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部分章节改编而成，内容主要采自原书绪论，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三、四节，第七章，第十章第二、三节，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一、二节，并参考了学界相关论述。编撰者拟定了全书架构，并对原书文字施以剪裁加工，精简注释，还调整补充了若干图片，使之尽量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书出自众手，虽经编撰者改编加工，但文字风格尚未取得完全统一。此外，基于改编体例，编撰者未对原书所载引文、史实及相关数据再进行核实。读者在阅读时如有疑问，可参考原书或其他相关文献。

由于学识有限，书中粗疏之处定有不少，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编撰者

200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