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人生浮沉为竖轴，以他们不同的思想变化为横轴，剪辑史料，据实点评，勾画出风云变幻火时代中他们每个人的重要节点，展现出社会主义思潮下他们所实际走过的不同道路，凸现共产主义理想主宰人生沉浮的的主旨。

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方的研究者都认同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纪”。这个“伟大的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均将新中国的成长当做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奇迹”。尽管他们对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心情复杂，但出于研究者的学术公正，新中国作为不可忽略的现象仍被列入重大事件之中，而创造这一“最伟打算的奇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个党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回溯到党的历史的源头，客观地分析她的思想来源，冷静地梳理她的组织脉络，对认识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奇迹”不无助益。

本书以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人生浮沉为竖轴，以他们不同的思想变化为横轴，剪辑史料，据实点评，勾画出风云变幻火时代中他们每个人的重要节点，展现出社会主义思潮下他们所实际走过的不同道路，凸现共产主义理想主宰人生沉浮的的主旨。

一大谜团(代序)

第一章 王尽美(1898-1925)农工先锋鼓动斗争

 一、出身贫家的师范生

 二、奔走乡间

 三、工运先锋

 四、劳累早逝

第二章 李汉俊(1890-1927)半途退党倾向革命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家

 二、上海党小组的创建人之

 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同而脱党

 四、死于白色恐怖

第三章 邓恩铭(1901-1931)不惧挫折 献身理想

 一、贵州水族少年求学山东

 二、罢工运动的领导者

 三、越狱的组织者

 四、身份暴露遭枪杀

第四章 何叔衡(1876-1935)信念石坚视死如归

 一、年龄最大的代表

 二、江西苏区法律制度的创建者

 三、突围转移途中遇难

第五章 陈潭秋(1896-1943)奔走革命被害新疆

 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

 二、为革命四处奔波

 三、宁死不当逃兵

第六章 陈公博(1892-1946)私欲熏心 随欲而变

 一、官宦之后

 二、五四运动的旁观者

 三、迫于生计入阁国民党

 四、汪伪大员

 五、被枪决的汉奸

第七章 周佛海(1897-1948)红黑丕变左右逢源

 一、留学东瀛

 二、偶然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三、转向国民党

 四、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五、拒绝中共的挽救

 六、病急乱投医

 七、病死狱中 

第八章 李达(1890-1966)脱党入党“文革”惨死

 一、最早的理论家

 二、意见不合而脱党 

 三、重新入党

 四、与毛泽东争论

 五、惨死于文革

第九章 董必武(1885-1975)党内元老光明磊落

 一、同盟会员 

 二、武汉党小组的创始人

 三、情报工作的领导者

 四、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元老

 五、不忘“群言堂”

第十章 毛泽东(1893-1976)奋斗终身勋绩永存

 一、一大的普通代表

 二、多次遇险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置的领袖 

 四、林彪事件的影响

 五、病中决策 

 六、眼部手术

 七、逝世震惊世界

 八、毛泽东永恒的遗产

第十一章 张国焘(1897-1979)前半辉煌后半潦倒

 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二、一大时出尽风头

 三、隐瞒曾被捕

 四、长征途中的分裂

 五、设计逃离延安

 六、流落异国 冻馁而死

第十二章 包惠僧(1894-1979)资格受疑命途曲折

 一、代表资格遭怀疑

 二、白色恐怖中脱党

 三、观望中回归 

 四、晚年留下党史资料

第十三章 刘仁静(1902-1987)挫折于托派丧命于横祸

 一、最后去世的一大代表

 二、北京党小组的创始人

 三、托洛茨基的信徒

 四、反省自己 

 五、“文革”磨难

 六、罹难车祸

附录 马林(1883-1942)与尼科尔斯基(1898-1943)

 国际使者树勋异国

王尽美弹着三弦，由王在南的盲人妻子赵氏演唱。这首歌很快传遍莒县大地。

平时，王尽美抓紧走亲访友等机会进行鼓动宣传。在他的影响下，窑头村的王仁之、赞子崖的王乃瑞(字鸣霜，后来成为杨虎城的秘书)等人相继加入宣传队伍。王尽美和这些骨干一起走遍了莒县南部和西北部的乡村，播撒下农民运动的种子，并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王尽美回乡后，与王乐平仍保持通信联系。五四运动前，王乐平在北京曾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相识，彼此间有了通信联系。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时，曾致函王乐平，邀约他在山东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可他虽推崇新文化，却不愿加人共产党，更不愿牵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此时，王尽美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经过被学校开除的磨难，已成为山东新文化运动的青年领袖。王乐平决定把建党的工作转交给他这位远亲、同乡又是同宗同门的王尽美。

王尽美再一次走出家乡，来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北京。北京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转播马克思主义的北方重镇。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对王尽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他很快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罗章龙曾回忆道：“起初(五四时期)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

从北京回到济南后，大约是在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公开挂出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邓恩铭和王翔千以及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都是这个研究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几个人就是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几乎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商议建党的同时，李大钊从北京派出陈为人(他当时是北京《劳动者》的编辑)，联系上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开始商议山东的建党工作。

1921年春，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在一大召开前，其成员已达8人。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外，还有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1921年6月，王尽美与邓恩铭同时接到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开会通知。在他们确定赴会后，上海组的李达给他们汇寄了旅费。他俩正准备动身的时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路经济南特意作短暂停留。那时的张国焘非常活跃，经常来往于京沪线上，沟通南北党组织的联系，颇受各地党组织的重视。张国焘来了，王尽美便约集了几位党内同志，租了一条游船在大明湖上作畅游之谈。一帮年轻人兴奋不已，谈了整整一天，最主要的是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

王尽美与邓恩铭乘火车抵达上海后，一起住在博文女校二层楼房楼上靠西的三间房子中的后面一间。他们的邻居就是长沙组的代表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睡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板上，王尽美等其他代表，都是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王尽美和邓恩铭一样，抱着学习的态度，不是认真阅读大会发起组准备的资料和代表们带来的各种书刊，就是拜访各地的代表，向他们求教。他的虚心好学，以及他代表济南组所作的情况汇报，都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曾说：“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毛泽东特意嘱咐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副省长：“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同时，他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切地叫他‘王大耳’。”1952年，他在山东视察时又一次对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他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

武汉代表陈潭秋1936年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的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章中写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王、邓两同志那时是两个最活泼英俊的青年，后来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邓同志被捕，在济南被韩复榘枪毙了。”

北京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一大前夕，他路过济南时，王尽美“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王尽美参加一大时，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材料，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武汉代表董必武多次回忆党的一大代表，每次都不忘记王尽美和邓恩铭。1961年8月21日，他视察南方路过济南时，在火车上，他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7月31日，一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晚，王尽美与代表们乘火车回到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

9月，他在济南策划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此时，他更加忙碌了，从党内到党外，从工厂到农村，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P4-6

一个事件的最重要因素，无外乎时间、地点与参与其中的人物等。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中，上述诸多要素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就相互龃龉，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即有不同，就此形成“一大谜团”。几十年来，相关研究者爬梳考证，新说丛出，也争论不断，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先说一大的开会日期。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七一”就被当然地视作一大开幕的日子，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6月、7月1日、7月23日、7月底等多种说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党史专家以及香港的民间研究者邓文光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根据尚健在的亲历者的回忆，再参照代表行踪、会场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记录等，最终考证出一大开幕的日期是7月23日。其中，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推断出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一环。因为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不久，其回忆的准确性就比较高。他说，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即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而陈抵达上海的日期则为7月22日。由此即可轻松地推断出一大的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

但是，稽考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回忆录和李大钊的好友胡适写于那个时期的日记，都没有李大钊住院的记录。那么，李大钊究竟是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至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笔者觉得，如果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在1920年11月，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毕竟“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因此本书也就不将他们列出单独的章节，但在书中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生死的考验面前始终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七人。有的人因为与党内同志产生过意见分歧，甚或个人恩怨，离开了这条曲折却光明的道路，成为了党内反对派。但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之后，他们又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是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另外三个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先后脱党叛变，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应该说在最初的起点上，他们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掉队了，有的人掉头了？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并不全然是美好？原因是那个巨变的时代扭曲了某些人的人格，还是某些人的人格顺从了黑暗的势力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帮凶？当然，让人无话可说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这里面必然有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联想到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共产党成立的年代。社会主义是中国大多数青年所追赶的时髦。蒋介石早年也喜欢看《新青年》，也倾心过社会主义。可是时尚的风潮一过，高低的分野立显。

因此，将一大代表们的起点作为坐标的原点，社会主义作为横轴，时间作为竖轴，大致画出十三人的人生曲线，不会是无意义的事情。实际上，思考为什么他们会从相同的起点，走上不同的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深思索的问题。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初起因。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