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叶，梁启超、鲁迅、胡适等这样一批学贯中西的有识这士，对于多舛的国运都曾投注以深切的目光，对于旧中国之落后原因做过鞭革入里的分析批判，对于中国的出路从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设想，其对国事之责任感，其学养之深厚，其思维阔，其真知灼见，都令人钦敬不已；而对他们著作的重新审视，加之联系现实作出的简短评论，则会给今人认识当下现状以莫大帮助。

借用一句被用得俗滥的名言来说：这实在是一呼唤巨人，同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晚清以来，民国前后，激于空前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慷慨担当，纵横立说，出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枢纽式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治学领域广博，才情纵横丰沛，创作汪洋恣肆。梁启超、鲁迅、胡适，允为其中的代表式人物。

从寂寞的碑帖中窥视中国的人心，从《水经注》考证中培育中国的科学精神。面对他们的成就，今天我们仍然是叹为观止。而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牛虻，所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与国民担当。

传统/现代？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所遭逢的，是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诸多“元问题”。在古今中西学术与思想的交会碰撞中，梁启超、鲁迅、胡适，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以珠玑文字构建时代的人文常识，开具古老中国的现代药方，引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中国沉思”丛书，收录的就是梁启超、鲁迅、胡适三位思想巨人围绕中国国民性、中国命运、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社会改造等时代中心问题所写下的文字。梁启超高度评价国民运动，认为国民资格是靠自己运动争取来的；鲁迅则主张先“立人”而再建立“人国”，主张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胡适干脆说，民主政治说是常识的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他们所秉持的思想立场或有不同，他们所主张的道路或有歧异，但他们对于时代问题的求索与解答，以及这种解答中所表现出的情怀，值得我们报以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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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者言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论湖南应办之事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答客难

少年中国说

致康有为书(节录)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刀务

释新民之义

论公德

论自由

论进步

论进步

 (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干涉与放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释革

拟讨专制政体檄

新大陆游记(节录)

政闻社宣言书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中国政党之将来

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

宪法之三大精神

敬告政党及政党员

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辟复辟论

五年来之教训

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五四纪念日”感言

中国人之自觉

《解放与改造》发刊词

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

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

 双十节在天津青年会讲演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外交欤内政欤

 十二月二十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公开讲演

评非宗教同盟

 四月十六日为哲学社公开讲演

教育与政治

 七月三日在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八月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人权与女权

 十一年十一月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

与令娴女士等书(节录)

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也，则益自张大，谓西方之通人，其所论固亦如是。

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宋钘寝兵之义，以告中国，闻者必曰：以此孱国而陈高义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美国兵不过二万，其兵力于欧洲，不能比最小之国，而强邻眈眈，谁敢侮之。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而卒不免于今日，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胄，予之以戈戟，而日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铤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日亡天下者，必此言也。

然则西人曷为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启封疆以灭社稷者，何国蔑有？吾深惑乎吾国之所谓开新党者，何以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于中国者，若练兵也，置械也，铁路也，轮船也，开矿也。西官之在中国者，内焉聒之于吾政府，外焉聒之于吾有司，非一日也。若变科举也，兴学校也，改官制也，兴工艺开机器厂也，奖农事也，拓商务也，吾未见西人之为我一言也。是何也？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强也，宜其披肝沥胆，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权沾大利于中国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乌肯举彼之所以智所以强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为中国谋者，实以保护本国之权利耳，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之道，以储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遍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竞，大臣艴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其如我各与国何？”“文凭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见华官，每以谀词献媚，曰：‘贵国学问，实为各国之首’。以骄其自以为是之心，而坚其藐视新学之志，必使无以自强而后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为谰言以污蔑西人，无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与西人酬酢者，一审此言也。

李相国之过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供帐，致敬尽礼，以相款宴，非有爱于相国也，以谓吾所欲购之船舰枪炮，利将不赀，而欲胁肩捷足以夺之也。及哭龙姆席间一语，咸始废然，英法诸国，大哗笑之。然则德人之津津然以练兵置械相劝勉者，由他国视之，若见肺肝矣。且其心犹有叵测者，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习，不允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覆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

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当中日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云：“我国恒以制造机器等，售诸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制造之要领，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国，恐德国之商务，扫地尽矣。”

去岁《字林西报》载某白人来书云：“昔上海西商，争请中国务须准将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则谓此事非西国之福，今按英国所养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所费不赀，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呜呼，西人之言学校商务也，则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则爱我如彼，虽负床之孙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馈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用之物。数年之后，又成盗粮。往车已折，来轸方道，独至语以开民智植人才之道，则成以款项无出，玩日偈时，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万也。吾又惑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不劳国家铢金寸币之费者，而亦相率依违，坐视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机会而不肯一导之也。吾它无敢怼焉，吾不得不归罪于彼族设计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P13-15

借用一句被用得俗滥的名言来说：这实在是一呼唤巨人，同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晚清以来，民国前后，激于空前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慷慨担当，纵横立说，出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枢纽式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治学领域广博，才情纵横丰沛，创作汪洋恣肆。梁启超、鲁迅、胡适，允为其中的代表式人物。

从寂寞的碑帖中窥视中国的人心，从《水经注》考证中培育中国的科学精神。面对他们的成就，今天我们仍然是叹为观止。而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牛虻，所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与国民担当。

传统/现代？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所遭逢的，是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诸多“元问题”。在古今中西学术与思想的交会碰撞中，梁启超、鲁迅、胡适，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以珠玑文字构建时代的人文常识，开具古老中国的现代药方，引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中国沉思”丛书，收录的就是梁启超、鲁迅、胡适三位思想巨人围绕中国国民性、中国命运、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社会改造等时代中心问题所写下的文字。梁启超高度评价国民运动，认为国民资格是靠自己运动争取来的；鲁迅则主张先“立人”而再建立“人国”，主张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胡适干脆说，民主政治说是常识的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他们所秉持的思想立场或有不同，他们所主张的道路或有歧异，但他们对于时代问题的求索与解答，以及这种解答中所表现出的情怀，值得我们报以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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