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继《大外交》后的又一部力作，首次披露越南战争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结束越战的谈判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章，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30年前美国历尽艰难结束了越南战争，30年后美国又陷入一场更加难以自拔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如何脱身伊拉克，这部书或许能给人们以启示……

基辛格继《大外交》后的又一部力作。结束越战的谈判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章，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首次披露越南战争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他亲身经历了和北越代表团旷日持久的艰难而令人感到挫败的谈判，参与了谈判中的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制定。其间，国际风云迭起，国内矛盾重重，基辛格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写下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外交财富。

基辛格不仅是本书所述事件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和天才散文大师，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缜密的文风在本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书中精彩的细节描写再现了许多国际重要的政坛人物--约翰逊、尼克松、戴高乐、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等的个性特征，他们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序 从越南战争看伊拉克战争

译者序 越南战争的代价

前言

第一章 美国陷入泥潭(1950～1969)

第二章 军事战略的演变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

 外交努力

 谋求和平

 开始撤军

 秘密会谈

 重新评估

 无法调解的鸽派

 策略出台

第三章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

 秘密谈判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

 老挝插曲

 西哈努克的垮台

 再次大规模撤军

 攻打北越庇护所

 袭击柬埔寨

 国内忧患

 平衡清单

第四章 外交手腕与战略部署：从停火提议到对胡志明小道的禁令

 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

 制定一项策略

 老挝行动

 兰山719：军事行动

 大胆的国内反派

 恢复谈判

 南越的总统选举

 揭开秘密会谈的内幕

第五章 河内孤注一掷：越南的春季攻势

 运用外交策略

 采取何种军事战略

第六章 摊牌

 5月2日秘密会谈

 在北越布雷和炮轰

 权衡首脑会谈

第七章 从僵持到突破

 试探僵局

 西贡之行

 插曲：9月15日～9月27日会谈

 突破口：10月8日会谈

第八章 通向和平的坎坷之路

 巴黎插曲

 同阮文绍磋商

 隆隆声

 向阮文绍摊牌

 归途

第九章 “和平在望”

 大选插曲

 黑格再访西贡

 恢复和黎德寿的会谈

 谈判中断

 圣诞轰炸

 恢复谈判

 一月谈判

 阮文绍变温和了

 和平结局

 战争终曲

第十章 河内之行

 范文同

 经济援助

第十一章 增兵和援助

 阮文绍访美

 水门事件和增兵措施

 在柬埔寨寻觅和平

 中国调解失败

 谈判终止

第十二章 福特和越南

 钳制南越

 河内继续进攻

 路之终结

第十三章 柬埔寨的陷落

 柬埔寨谈判失败的秘密

 最后的陷落

 最后注解

第十四章 越南战争的结局

 撤军的争论

 政治解决途径

 撤军

 最后一日

后记

致谢

附录 1973年柬埔寨轰炸战役

一切都源自美国的雄心和热望。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为使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战争残局中走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欧洲的复原、日本的重建，它压制了共产主义力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韩国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它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同盟阵营，更发起了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技术援助的计划。在美国大伞庇护下乘凉的国家享受着和平、富足和稳定。

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先前所有的国际行为模式都失效了。美国的国际经验第一次面临挑战，美国这个民族享有的价值观和成就感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几乎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美国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并反问为何要将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越南这样遥远的地方时，这种关系便开始发生动摇。在涉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人那种独一无二的信念和与生俱来的模棱两可、妥协折中的做派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令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问题上，美国的“例外论”经受了考验。美国社会没有去争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是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逐某个国际角色。

这种普遍主义的论调在美国有着很深的根基。20世纪初，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就曾声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这是美国的主要问题。美国唯一的国际目标就是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杜鲁门在他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表示过美国所致力的世界目标，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都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美国不是要去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并没有领土之争，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不会向别国要求什么特权”。美国将“为与我们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加强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每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必去论证其对美国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

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他在语言措辞上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他说，这是一个颠覆了王权的世界，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新型的国家方兴未艾。在所有的政治骚动中，美国被赋予了捍卫自由不受地缘政治，也不受精于算计的国家利益束缚的责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在暗示所谓对国家利益的算计太过精明，就与让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平等对待的美国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深信保卫自由，就像是自由本身，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主张所有的大洲和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尊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再次宣扬了这个思想，还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精神，将之作为美国对世界的不可推卸的使命。肯尼迪宣称他们这一代人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直系后裔，他以激扬的文字承诺：“绝不允许人们一向坚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各种演化方式的欺凌——无论是在曾经委托过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或是当今我们对其有责任的国家。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敌意，我们都会不计任何代价。我们将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确保自由的长存及成功。”肯尼迪那意味深长的结论恰恰准确而巧妙地颠倒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65年1月2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中滋生的对外承诺达到了最强劲的势头，还消除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认同上的分歧。对美国而言，约翰逊声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都不会陷入绝望：“那些曾被我们称之为‘国外的’导致恐怖的危险和危机，现在经常会突发在我们周遭。在那些陌生的国家里，如果美国的士兵必须付出生命，如果美国的财富不得不耗费，那么这将是美国为换取国家之间持久友谊的代价。”

后来，这些语句变得甚为流行，竟然被认为是美国人傲慢态度的佐证和注脚，或是美国行使霸权的伪善的托词。这些表面的、浅薄的怀疑讥讽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信仰的误读，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的，正是这份天真朴实成为了美国十分有效的推动力。大多数国家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对该国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20世纪，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美国对于抵御侵略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或是代表了美国作为共同安全的托管国或代理国的正义感。

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目睹了慕尼黑悲剧的一代美国领袖来说，这些责任更被特别地强调。抵御侵略上的失败教训已经铭记在心——无论这样的侵略在何地或是怎样发生——这就确保了今后哪怕在更严峻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将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前任国务卿康德尔·赫尔开始，每一位美国的国务卿都遵循着同一信念。这也是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达尔所认同的。我们认为，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共产党占领一个遥远国家所造成的特定危险与理论上抵御侵略、行动上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的双重目标相比是次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在他们的信念中，共产党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那个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言论都表明这个信念大体上并没有引起质疑和争论。1950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上对印度支那有这样的论断：“它是东南亚的核心区并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这份备忘录标志着所谓“多米诺理论”的登场，预示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缅甸和泰国也将紧跟其后，“东南亚的和谐将很快被葬送”。P1-3

越南战争的代价

有关越南战争的话题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对于美国为何卷入越战，美国为何撤离越南以及越南战争的结局，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内部，还有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美国盟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坚持着各自的观点，坚守着各自的立场。越战结束后，有关的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不过对基辛格来说，档案决不等于事实，因为许多档案，甚至协议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不同目的的“记录在案”。

美国人的使命感和例外论思想与卷入越南战争不无关系，而且这也是本书的观点。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人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综合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新大陆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美利坚文化；美国是个新世界，不同于旧大陆，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此，美国有优越的价值观以及用这些价值观去改造世界的义务。正是秉承着这样的义务，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后，亚洲不但没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中国出动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而对美国人来说，几十年来与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最多的词还是“悲剧”、“泥潭”、“教训”、“灾难”等。正如基辛格所言，理想主义曾把美国推进印度支那的泥潭，最后又因精疲力竭而离开。对于怎样能使国家体面结束战争的问题，以一个几乎哲学式论战开始，最后却以讨论如何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技术性争辩结束。

对于整个越南战争，不少人都有许多疑惑，比如：美国人为什么会把共产党和独裁政权联系起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在一场美国发动的避免“赤化”的越南战争中为什么既会表现出冲突，也会表现出友好？美国的公众何时与政府的想法一致或不一致？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在对待越南战争问题上有何异同之处？越南战争美国化和越南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战地指挥官和白宫之间为什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为什么荣耀而体面的撤军后来却成为公众加以嘲笑奚落的概念？到底谁先违背了巴黎协议？水门事件对越南战争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没有水门事件，越南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基辛格对尼克松和福特有着怎样的认识，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在哪里？在整个越战中，美国国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如果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获得了美国国会曾许诺的援助，他们是否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发展下去呢？谁又操纵了美军的西贡大逃亡？红色高棉的行为归咎于谁？多米诺骨牌理论得到验证了吗……基辛格的这部《越南战争的结局》提供了他的一些看法。

2001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授命79岁的亨利·基辛格博士出任“9·11”恐怖袭击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基辛格重返政治舞台。同年12月13日，基辛格宣布辞职。就在这短短的两周之间，一部由英国BBC制作的纪录片《基辛格的审判》恰在纽约上映。该片称基辛格不遵守战争规则，屠杀和支持屠杀平民等行为是反人类的，触犯了《国际人权法》《国际战争法》《国际刑法》。其中，基辛格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就在被攻击之列，不过基辛格恰恰也是因为和黎德寿就越南协议的谈判，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从纳粹德国逃到纽约的犹太少年，这个哈佛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和教授，这个美国陆军反谍报机关的军士，这个叱咤风云的外交家，这个年收入高达800万美元的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在其人格中，混杂着不可一世的骄傲和不安全感，他本人就是一个复杂矛盾体。所以，对这位具有多重人格特点的政治家毁誉参半的评价自然层出不穷。

其实，对基辛格这样一位越战的中心人物来说，越南的事情也是难以预料的。从谈判到越南化策略，再到恢复谈判；从美国主动谈判，到北越主动谈判；从短谈判，到长谈判，到谈判成功在望……可以说，谈判串起了基辛格关于越南战争的记忆。在基辛格看来，谈判并非是软弱的表现，他通常把谈判看作是获得精神和心理上优势的一种武器。对基辛格来说，越南情结分为两部分，以巴黎协议为分界线。巴黎协议不仅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还使他在某个时期对南越的明天充满希望。基辛格认为，北越和南越对美国背信弃义的行为，把美国反而孤立起来，北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使美国和南越这两个盟友之间产生了隔膜。如果说1972年10月8日那天，河内最终放弃了它所有的政治要求，是基辛格政治生涯中最激动的时刻，那么阮文绍后来的背信弃义或许就是他最伤心的时刻了。再加上，1973年，国会推翻了尼克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对总统进行战争的权力加以限制的《战争权力法案》，美国国会事实上单方面抛弃了西贡政府。当时越南的总统指责美国是“不人道的盟邦”，其最后出卖西贡政府的做法是“不人道的行为”。基辛格认为，西贡的最终沦陷，并非因为协议中的政治条款，而是由于美国援助的削弱使士气沮丧造成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柬埔寨，而且对于柬埔寨后来的命运和红色高棉的行为，美国国内争论的双方都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在认识理解上的鸿沟。

用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整个越战中的心理体验经历了“从痛苦到得意(天真、乐观)，再到无感觉的转变”。当他重新思考越南问题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坚持着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男男女女；他想到的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他们最后的失败”；他还想到了“美国对自由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而并非受挫的过程”。

如果不论战争的政治结局，单就战争造成的后果来说，越南战争没有胜利者，越南战争让美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给美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另一方面，越南有至少1/10的人口死于这场战争。据目前能得到的最新资料，至少有320万越南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中尚不包括南越223，748名军人死亡数字及在战争中失踪的大约30万名越共士兵。在这么巨大的死亡人数中，只有1/3属越共正规军或游击队员(110万左右)，剩余200多万则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孺。更有甚者，由于美国在越南大量使用的各种植物杀伤剂，导致大约5万越南儿童先天残障，还永久破坏了越南的红树林，使得十几种鸟类绝迹，使世界上最美丽的森林之一呈现出灰色的死亡景象。经过长期战火无情摧残的整个越南，几乎是焦土遍地，弹痕累累。此外，尚有在越南同美国人并肩作战的5，200名来自南韩、澳大利亚、泰国的军人战死。在美国人的现代记忆中，很少包括这些受害者。可以说，美国为阻止红色政权的滋长，到最后却阻止了森林生长，阻止了家庭的幸福安康；战争带来的牺牲品和最大的受害者并非是作战的双方，而是双方的人民、家庭以及开战的土地，或许真正的受益者只有军火商们了。

战争与和平，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都是很大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认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而对于基辛格这个政治人物也有不同答案：公认的是他的卓尔不群，没有定论的是他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或许，通过这部书你将会找到自己的评判标准。

译者：慕羽

在撤离越南的最后几天，我坐下来给福特总统写了一封回复，这是对于我们所经历的整个事件的一些观察报告。这是一份令人十分悲哀的备忘录，它探讨了整个局势，并寻求在我们的社会中达成某种共识。全文如下：

对于你来信询问有关“越南教训”的问题，我做了一些准备，以便为你就这个问题回答新闻媒体的进一步提问时提供背景资料。

一想到这场战争持续了多长时间以及引起了媒体和评论界多激烈的关注，就感到非同寻常，我们在越南的经历的确没有太多能被广泛推广的教训可言，尽管我们曾极力这样做。无论从地理上讲，还是从种族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从外交上讲，越南提供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形势。我们可能应该对此抱有感激之情，应该认清是怎样的形势，而不是极力去找寻出“越南教训”，就好像我们曾经极力去找寻“慕尼黑教训”并将其推而广之一样。

就评论和评价而言，或许越南的真正挫败是战争几乎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却没有给出一个全球性的解答。

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结论。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也是距离国土最远的一场战争，至少对我们这个国家不会立即产生明显关联，然而美国人民是支持我们介入的，而且直到最后他们的理想也没有改变过。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坚信，如果真能有这样的选择，即便到最后，他们都会支持拯救南越的政策。

人们不该忘记，美国历届政府所做出的让国家介入这场战争的决定在当时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而且不仅仅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支持者中还有不少后来变成反对战争的政治家以及新闻记者。美国人民普遍支持并拥护艾森豪威尔总统做出的分裂越南的决定，并支持反对南方共产党政府。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媒体也都支持肯尼迪总统所做出的不再限制美国介入的决定，这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制定的策略，而且他们还支持他所做出的允许美国介入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决定，虽然介入的程度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晰。在越南问题上，许多后来被插上“鸽派”标签的人曾坚持不得不拯救南越，而推翻吴庭艳总统对拯救南越来说是必要的。你会记得政府解决了东京湾问题后获得了很大支持，约翰逊总统派兵的决定也得到普遍支持。尼克松总统所做出的逐渐撤离美国军队的决定也赢得了大量的支持，巴黎和平协议也是如此。

在国内支持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如果有人能提供出任何对于未来可资借鉴的教训，那就是美国政治集团不仅没能长期保持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稳定态度，反而去反对他们的传统态度。自由派民主党成员不会为长期支持一场打击革命运动的战争，不管这种革命运动多么反动。他们曾因为将肯尼迪总统视为领袖而接受了对越南的强烈责任，但是在约翰逊总统的任期中他们却放弃了这种责任。

然而，有一个明确的教训能被找寻出来，即在政府和新闻媒体的所有报道中，绝对诚实和客观的重要性。美国官方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极为乐观的，官方的说法并没有对美国人民说清楚，战争要持续多长的时间以及战争到底有多艰苦。过了一段时间，一些记者发表的悲观报道开始赢得人们的信任，由于一些积极的倾向出现的速度过于缓慢了，以至于无法证实华盛顿的乐观判断。在越南，一般来说局势有时比某些报道要差，但有时又比某些报道要好。但有一些即便不是很准确的悲观报道，看上去也似乎开始接近实际情况了，后来几乎任何一个政府发布的报告都被看作是有偏向性的而遭受否决，不仅仅是被反对派，还有日益增多的产生怀疑的公众。

另一个教训是要非常重视我们自己对实质性问题的评论和公众就此的争辩，这是极为重要的——即便那些实质性问题不一定会出现在每晚的电视屏幕上。对于越南问题的争论通常会转变为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关注点，即便并不深入。“老虎战俘营”被看作是南越政府压迫对手的象征，虽然这个政府正面对着一个凶残的敌人，这个敌人曾暗杀过、折磨过并监禁过不计其数的人。“凤凰”计划成为备受攻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北越和越共的战术更为残酷。马来事件破坏了美国军队的形象——虽然通常并不会这样——他们在对待平民的时候一般都是充满同情心的。即便到了最后，公众的很多争论都集中在所谓的阮文绍总统未能获得政治支持上，但是拒绝自由选举的是共产党，而且由于没有获得普遍支持，求助于后备部队的也是共产党。在国内，人们争论的是在没有进一步考虑的情况下，美国提出的援助要求意味着美国的再次卷入。

同样重要的也许就是要致力于保持前后一致了。当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刚开始卷入战争的时候，行动就很极端了，不仅结束了一位盟国领袖的事业和生命，美国经济也许还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有超过50万的士兵涌进这个国家，当然真正打仗的士兵从未超过10万。到最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至于从国会那里获得过去每年拨款2%到3%的资金也不可能了。我们卷入战争之初，许多人用的是道义的名义；在战争结束前，许多人也是以道义的名义反对卷入战争。但是没有人指出这两种道义的一致性在哪里。

说起军事战略，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军队不适应这种战争，即便是专门为这种战争受训的特种部队也未能获胜。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在尖刀的威胁下，不得不在夜晚的乡村里打的革命战争。这也是一场在技术操作上真正不同于以往主力部队的常规战争。双方在战术的实行过程中都遇到过困难，因为要去适应每种战事类型。但是我们和南越在这方面比另一方更加困难。我们还遇到了极为困难的事情：当我们将这场战争看作是“我们的战争”时，我们就不让南越人参战；而当战争转变成“他们的战争”时，我们也就不能再帮他们作战了。颇为讽刺的是，1954年以后，我们为南越人进行一场大规模军事战争做着准备(参加另一场朝鲜战争风格的战争)，而当时他们面临着一场政治战争；1973年后南越人面临20年前就预料过的军事斗争时，他们却准备进行政治斗争。

我们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也遭受了磨难，我们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来平衡局势。我们常常发现，在受到摇摆不定的同一个政治派别的攻击之前，美国不能将一个外交立场坚持超过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在北越并未对其外交目的和外交立场有丝毫改变之时，我们就结束了和自己的谈判，不停地给予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只有在秘密的外交策略上，我们才能把握住促成真正对话的某些东西，甚至那时北越人还能把我们置于不断的公众压力之下。为找到某种会激发起短暂支持的方案以及掩盖我们自己和北越人之间显而易见差异的方案，我们的外交策略通常会蜕变为一种近乎疯狂的努力。这份承袭下来的策略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使我们很难长时间地坚持一项外交立场，无论敌人是多么冷酷无情，都不会成为我们国内攻击的主要目标。

最后，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所有这些是否值得，或者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我相信我们所得甚多，虽然它们长期被人忽视，而且我害怕我们只是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对越南的立场一旦丧失，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在别处的立场。或许这会迫使我们更强有力地去支持别处的形势，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目的是为了治愈伤痛，也是为了让别人再次信任我们。

正如许多观察家一样，我一直相信，我们在1965年所做出的拯救南越的决定阻止了印度支那的全面赤化，而且还可能保住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保留住了我们的军队，还意味着保留住了我们的经济存在以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而且我们的朋友——包括日本——不会感到他们必须独力承担保护自己的责任。当我们考虑到当前局势的冲击时，值得去想想十年前的冲击要大得多，当时共产党的运动仍被广泛地看作坚定的庞然大物，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都给吞食掉。所以，在我们的公开宣言中，我相信我们能体面地避免自我鞭挞，而且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在冲突中的角色定位于令人感到耻辱的祸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军事上的，外交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没有白费。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收获了十年的时间，而且我们改变了后来才出现的压倒性的动力。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士兵和人民会感到耻辱。

十年后，我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得出了另外一些结论：

借助于先发制人的方法，借助于美国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些大度的援助和改革方案，游击战争被极好地避免了。但是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中，就不能单靠改革取得胜利。

在美国派出作战部队之前，对于威胁和实际目标的性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一旦美国介入军事行动，就只有别无选择地去达成所宣称的目标。

如果在斗争派系的争论中彼此不做出些克制，民主政治便不能实施一项严肃的外交政策。美国亏欠印度支那人民一个适当的生存机会；其国内的派系使美国不可能去偿还这笔债。

从那以后，又一个十五年过去了，距离那段往事已经过去了1/4世纪。我没有改变我的结论，但是会给它们增加一些新的视角。

印度支那沦陷后，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在整个东南亚倒下去，这曾是让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20世纪50年代的先驱者们担心的问题——十之八九是因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努力使那些并不强大的新国家巩固了自身。不过，其他的一些多米诺骨牌却倒下去了，在那些超出我们预料和想象的地方。这些地方陷落的原因不同于越南的悲剧，但是印度支那的崩塌却给它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推动力。西贡陷落后还不到六个月，古巴远征军就出现在非洲，并决定打一场内战。古巴和苏联在非洲和阿富汗的其他军事冒险紧接着展开。如果没有一个证明能征服美国的国家在背后做技术后盾，如果不是美国国内逐渐显露出的麻痹大意，如此大胆的军事行动能够展开吗？

三年后，伊朗国王被推翻，随着力量的大规模转移，海湾地区整个地缘政治的均势以及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动摇——直到写作此书时还未完全恢复。一年以后，美国外交官在德黑兰被当做人质，长达一年时间。伊朗国王和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对结果产生了影响，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在美国人的保护下，伊朗国王仍然失去了信心，而对手对胜利的信念却日益增强，美国看上去也不愿意效仿越南的方式去处理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危机，所有这些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但是“多米诺效应”的不可预见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在我们的冷战对手苏联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认识到美国的弱点，苏联企图在非洲和阿富汗冒险，这种过度的扩张加速了它在十五年后的解体。

对美国而言，多米诺效应首先是心理上的。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越南战争时代的纷争通过美国人对世界互相抵触的诠释方式一直存在着。越南经历对自由派人士的影响，使其在动用美国武力上表现得畏缩不前。这集中体现在对所谓“软件问题”的努力上，比如环境，不依靠军事力量的环境。其中有人嘲笑他们所谓的“冷战态度”，好像冷战曾是某种误解，是美国人的一个发明。总的来说，这些人不相信国家利益的概念，除非是致力于某种不谋私利的事业——多边主义事业中，国家利益才能体现出来。对使用武力的矛盾心理是害怕造成人员伤亡的表露，所以即便动用美国武力的时候，它也会被看成美国强权的象征。  结果，军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的起源。不安于到遥远的战场作战，美国人的权利集中体现在严格的反对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以及警惕地保持战略核平衡上。对于保持不同大洲之间的地缘政治均衡，他们非常矛盾。然而，为反对一个由于过度扩张和与生俱来的软弱而付出了代价的对手，可以说80年代的保守派政府在使苏联帝国解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任务被搁置起来。

随着经历越南战争的那代人的记忆渐渐老去，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时期也过去了。越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并没受到对印度支那战争争论的制约，他们中的大多数对那场战争都很陌生。他们没有利己主义学说的罪责感，只是拼命地从事经济活动，尤其是他们在90年代那些年纪轻轻少不更事的日子里。他们一度满足于没有风险的酬劳以及无情的利己主义的经济追求，最终由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的调和——由此，争论的焦点从军事战略转向了自我放纵的追求。

2001年9月，越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警醒了：这是对美国国土的第一次直接攻击。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还是第一次在美洲大陆经历战争的冲击，这也是美国第一次被外国敌人掌控。有关越南战争的种种争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取代了，最初的反应都是无法容忍，人们重新认识到这个国家不仅应致力于保卫自己，还值得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进步。但是斗争可能是漫长而复杂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永不会重演，越南战争的许多教训不再适用。但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以及大多数间接从那场战争获得经验的人应该铭记：正视差异，民主进程就能获得推动力，社会兴旺不是通过派系斗争的胜利获得，而只有通过和解以及共同目的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