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鬼才”的思想罐头！本书曾以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等十几种文字风靡全世界，与《歌德谈话录》堪称德语双璧！本书是唯一未被删节的全本！

本书由卡夫卡口述，他的弟子古斯塔夫·雅诺施记录，也称《卡夫卡对我说》或《卡夫卡谈话录》。这本书全面反映了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

本书由卡夫卡口述，他的弟子古斯塔夫·雅诺施记录，也称《卡夫卡对我说》或《卡夫卡谈话录》。在德国文学史上，这本书被誉为唯一可以同《歌德谈话录》媲美的谈话录。这本书全面反映了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以陌生的眼光和惊讶的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了这个亲亲热热、熙熙攘攘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丽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这种惊叫被称为“现代启示录”，卡夫卡也一跃而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色彩。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用速记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勃罗德的书《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律处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看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看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背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嘴唇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递过手来。“在我面前你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普通的平民，不禁有些失望。“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兰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迸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是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我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你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亮光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蓝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他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皱起前额，努出嘴唇或嘬尖嘴巴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兰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在卡罗琳娜塔尔的波德布拉德街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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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三十多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今天，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就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于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产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与歌德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作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是开启未来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吸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本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作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作出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作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他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得最多的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的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对于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当然，卡夫卡“谈话录”能不能像《歌德谈话录》那样保持不朽的恒定值，这主要看书中的价值容量。卡夫卡在这本“谈话录”中涉及到十分广泛的问题，政治、哲学、文学、美学、宗教、伦理等无所不包，而且每每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人们经常引用以说明他的基本政治观点的那句话“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就是出自这本书，而卡夫卡的这一思想与他在长篇小说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以及卡夫卡的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富克斯指出的“卡夫卡是个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论断是一致的。又如，卡夫卡是写“异化”出名的，但他的小说和书信、日记中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哲学意义上的“异化”这个概念，而他在“谈话录”中有些表达却是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生活的传送带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在另处他谈到人被群体运动所左右而使自己的意志失灵的情况，等等。再如，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是以表现方法的奇特著称的。这一现象根源于他独特的美学思想，而这方面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大多见之于这本书中，如他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在于设法“给别人装上另一种眼睛”。这就是艺术应帮助人们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发现的真实本质，而“照相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表层”。这里的“照相”就是“写实”的同义词，他认为按照生活表面去写实，是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真实的。因此在他看来，“电影是铁制的百叶窗。”这就是说，实录的作品是妨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于是他提出：“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这就为他作品中那种象征性、譬喻性的写法提供了注脚。卡夫卡的最大传奇故事之一当推他晚年的焚稿奇念，通过这本“谈话录”我们可以窥察到他的这一念头的内心秘密。像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书中他赞赏“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清、纯、真”，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成语、譬喻、幽默故事；他赞赏《道德经》、《南华经》，尤其被老子思想所“陶醉”，他以拥有《论语》、《中庸》、《列子》等书籍为自豪，认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等等书中还有一系列格言式的警句，这里就无法一一尽述了。当然由于卡夫卡思维的悖论习惯，他的有些见解不大好理解，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就总体而言，书中的许多见解都是颇具新鲜感的。

卡夫卡“谈话录”是根据追忆记述的，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如何呢？二次大战以后，1947年，本书记述者雅诺施曾将手稿送给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过目，勃罗德阅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了内容的可靠性，并在尔后为卡夫卡写的传记里作了详尽的记叙，他写道：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

在另一处勃罗德继续写道：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勃罗德还利用卡夫卡晚年的生活伴侣多拉·迪曼特听他朗读后的反应来验证他的判断。他说：“她立即被吸引住了，并认出这是卡夫卡的那确凿无误的风格和他的一切通过雅诺施所保留下来的思维方式。她感到这本书是她与卡夫卡的真切的重逢并引起心灵震撼。”无疑，这本书将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不仅成为卡夫卡本人思想、人格和创作的“文献和见证”，而且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献和见证。

作为卡夫卡的研究者，笔者深知这本书的价值，一直想让它早日在我国问世，并打算亲自将它翻译出来，只因诸事缠身迟迟未能开笔。为避免继续延搁，笔者特约昔日大学同窗赵登荣教授来完成此项任务。承蒙赵兄鼎力相助，在百忙中奋力于指定时间内圆满完成。译者素来治学严谨，汉、德兼优，理解准确，译笔流畅，为我辈中的优秀译者之一，相信会受到读者欢迎。希望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一般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德语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所助益。

1991年2月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和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马克斯·勃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