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颠覆者。在本书中，他系统论述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新原理，挑战主流经济思想。何新自2000年即大声报警：十年内必将爆发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何新断言：房地产暴利并非来自房价而是来自地租。何新说：资本市场的分配律不是按经济效率分配而是按资本规模分配。何新说：盲目鼓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就是鼓吹反人性的丛林”兽道“经济学。何新说：国家不能作为市场游戏的旁观者而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调节的分配调节器。何新呼吁：未来中国要和谐稳定，就必须恢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则，而不能纵任少数掠夺多数！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举世震惊的高速发展奇迹。但是当今社会却充塞着不平怨戾之气。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社会。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中相当多数人，老无所养，弱无所扶，病无所医，冤告无门！根源就是自西方输入的丛林兽性经济学的误导。

实际上，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是欺人之谈！资本主义市场分配的根本原理，绝非什么按“效率”分配——绝对不是“效率”决定资源配置，而是服从于由资本规模决定资源配置的“按资分配”规律(李嘉图分配律)。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国家目标主导、无国家计划调控和无国家力量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美欧日经济都并不是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成为恶性市场经济。必然会服从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竞争规律。在失去国家力量主导的世界市场上，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后进市场，只能演变成跨国垄断资本肆意横行的新殖民地区域！

第一篇

 我们处在金融大危机前夜吗？

第二篇

 何新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后趋势表示悲观

第三篇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

第四篇

 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

第五篇

 关于弱势美元问题

第六篇

 论全球性通货紧缩

第七篇

 人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

第八篇

 人民币升值所隐伏的国际金融危机

第九篇

 关于离岸金融市场

第十篇

 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

第十一篇

 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第十二篇

 “宏观调控”与房价——致中央某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第十三篇

 关于房地产暴利和地租

第十四篇

 对于我国农业问题及政策的几点思考

第十五篇

 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的一种新战略设想

第十六篇

 论“地租”

第十七篇

 我国烟草工业进入WTO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对策

第十八篇

 外资转卖我国煤矿控股权，危及国家能源安全

第十九篇

 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

第二十篇

 中国：走向未来

第二十一篇

 关于汇率、利率与人民币币值(上)——主流经济学的若干经济盲点

第二十二篇

 关于汇率、利率与人民币币值(下)——主流经济学的若干经济盲点

第二十三篇

 谈中国经济

第二十四篇

 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上)

第二十五篇

 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下)

第二十六篇

 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与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的谈话

第二十七篇

 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是金融危机

第二十八篇

 十五年前针对弗里德曼的一场政策辩论

第二十九篇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运动

第三十篇

 市场原教旨主义必将搞垮经济改革

第三十一篇

 对走过的改革道路必须作反思

第三十二篇

 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第三十三篇

 与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的谈话

第三十四篇

 论价值规律——对《资本论》的现代读解

第三十五篇

 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问题

第三十六篇

 论通货膨胀的基本概念

第三十七篇

 论流通梗阻型经济危机

第三十八篇

 关于通货紧缩问题

第三十九篇

 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第四十篇

 关于滞胀

附录

 实用经济学大纲

 墨子论货币及价值规律——中国早期经济学思想

 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回顾与反思——关于我在1988—1992年间的政治经济研究

一

近年发生的全球性通胀，根本原因是作为国际通货的美元，由于美国政府透支过多而在全球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过剩。这种美元过剩，导致持有美元各国的购买力增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从而导致国际商品物价上涨以及美元贬值(美元名义币值贬值与实际币值贬值)同时发生。

实际上，美元过剩早在越战后期的20世纪70年代即已发生过。

美元成为世界通货是在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这个会议上各国约定，以美国国库黄金储备为担保，美国政府保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黄金供给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

但是，由于越南战争军费庞大，致使美元发行量过大，导致1970年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对黄金比值崩溃，美元急剧贬值。由此造成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货币危机(当时被称作“尼克松冲击”)。

后来，各发达国家与美国达成以国际货币政策共同维持美元相对币值的美元浮动性协议。各主要发达国家以保持本国国际货币储备(主要是美元)为条件，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共同维持美元对各国货币的适当比例，避免爆发由于大量抛售美元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但近年来，由于美国公共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日益严重，美国政府以滥发美元进行内外支付，遂使美元超量发行而大量流向国际市场，造成国际市场上严重的美元流动性资金过剩，从而再次导致美元持续下跌的贬值危机。

二

美国政府对美元贬值的应对对策是：

(1)在世纪初，美国鼓吹炒作“新经济”，从而将大量国际过剩资金(游资美元)吸纳于美国证券市场，以抑制美元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美元贬值和国际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奇迹)

(2)冷战后，利用前苏联体制崩溃后中东呈现的政治真空格局以及美国拥有的不对称军事力量，美国实施中东地缘战略指导下的石油新政策。

美国根本战略目标是制服不听话的两伊(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从而控制住欧佩克(OPEC)这一国际石油产销计划及定价组织。由此，美国试图达到以下战略目标：

(1)由美国石油资本集团掌控世界石油的供给。

(2)利用美国投机基金吸纳国际美元游资，通过石油期货炒作拉升石油价格。

由于国际石油交易一直是以美元作为计价工具，因此油价上升，导致国际美元大量流入国际石油资本集团的控股者(美国)和产油国手中。美元通过石油升值而大量回收。

中东产油国是美国证券及金融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同时美国又是国际石油资本集团的主要控股国。美国两代布什政府发动了两次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以操纵石油这一能源武器，不断提升国际油价。

通过上述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一度遏止了由于美元大量超发导致的美元币值急速下跌。实际上，石油产品成为了美元币值的金融担保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粮食也在成为美国试图操纵和控制的第二种国际战略性商品。(由于美国推动的粮食燃料化作业，致使全球粮价上涨70%以上。)

实际上，弱美元、高油价、高粮价，乃是美国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市场的力量至少与美国政府的意图形成了某种“共识”。因此，持续地保持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国家负债的重要政策选择方案。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三  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是一种金融危机，即中国人常说的商业银行因房贷停供而造成的抵押债务呆帐和坏帐危机，所涉坏帐金额据国外估测高达10万亿美元以上。

这一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失衡所累积的负面因素的总暴发。问题的实质是，长期以来美国人过度消费，不储蓄，政府也通过滥发美元毫无节制地膨胀其债务。

多年来，不仅美国政府以至中产阶级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国家及家庭的总负债相当于美国全部GDP的350%。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调整逻辑应该是，美国政府及消费者必须大幅削减其开支，增加本国实物产出扩大出口，回笼美元,逐步减少对外债务的比重。这样美元方能重新获得支撑，资金才能真正回流美国，摆脱其信用高度紧缩的状态。

显然，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美国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美国政府暗中纵容拥控巨资的非政府投机基金，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过剩美元，发动大规模的国际金融投机,以此牟取金钱和暴利。

美国政府当前急于摆脱经济衰退。因为衰退会导致外部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流出。美国房价的进一步下跌已引发严重的负资产问题，很可能触发比次级房贷危机更强烈的冲击波，从而加深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调整的时间拖得越长，美国为此负担的成本越大，而且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长时间衰退。

当前美国政府仍冀望找到某种方式，尽可能缩短此次全球经济调整的时间，尽可能向外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正在转嫁其危机，让其他国家更多地承担调整成本。

四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世界经济以某种危机的方式结束这轮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为重要的迹象，那就是油价的飙升。

油价飙升完全是一个金融问题，是被美国跨国资本集团操纵的工具。因为无论是从供需、成本、地缘政治、稀缺性、世界经济增长对于能源刚性需求预期等等基本因素来看，都无法解释近两年内油价如此急剧上涨的背景。

从供需看，世界原油生产能力和需求量基本仍是平衡的，甚至产能总是保持大于需求。从成本看，中东产一桶原油成本仅5美元，全球平均产油成本也不会超过12美元。

地缘政治只对油价形成短期的扰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当年油价仅上升了7——8美元。还有人认为油价飚升原因是石油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能源的刚性需求。其实，这些背景一直存在。

即使油价必须因上述因素上调，也只会均衡地反映到原油价格的上涨中。(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世界原油价格年均价一直大致以每年10美元的速率上升。)

但是从2007年8月份以后，情况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油价飙升了近70美元。而在今(2008年)7月的两周内，油价竟突然飚升20%，然后又跌去20%。这种暴涨暴跌，与石油供需变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此，其实没有其他解释。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今年第一季度，油价飙升了40%以上，与油品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值更飚升数万亿美元。

由此而流向华尔街基金回笼的美元，使美国得以暂时解脱了次贷风暴三万亿美元坏帐的梦魇。  正是各国对全球金融资本完全无法约束管理的背景，才为美国投机基金在国际期货投机市场的大规模暴利提供了机会。但是，如果认为美国意图仅限于此，那就是错了。从根本上讲，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P8-11

本书收录我近几年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及若干政策的反思和讨论。

经济学理念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之设计与制订，关系国计民生。一套错误的经济理念会祸国殃民！

经济学之起源，并非来自于任何数学模型或哲学理念，而只能是来自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实态之观察及抽象。

经济学对于中国人，并非一种外来之学术。早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初见系统之经济学观念，已见之于《墨子》、《管子》、《史记》等书中。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术对于世界工业化国家处在落后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邯郸学步于苏联之教条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敢轻逾其藩篱一步。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统领一时的“主流经济学”又邯郸学步于西方所谓“边际效用”之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并由之发生盲目尊奉市场原教旨的经济意识形态。

这种经济意识形态，鼓吹一切由市场供需定价，一切价值均可转变为商品而付诸市场自由交易，鼓吹将中国资源及企业、银行全部通过私有化、外资化而廉价出售——遂将国家推上国企大规模破产、职工下岗失业和贫富两极化尖锐对峙的社会失衡状态。

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从国内市场推论到国际市场，似乎看不到国际间各垄断资本集团激烈竞争的严峻现实；天真地以为市场会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上帝，把严酷的资本竞争看作单纯的“效率”竞争。

殊不知，国家问之竞争，从根本上看，无不是为国家民族生存强大繁荣而爆发的经济利益竞争。资本主义的本质动力是残酷的市场竞争。政治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政治竞争的极端形态就是战争。

在20世纪历史中，实际发生过的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三次。即：新、老工业国为争夺殖民地(人口、资源及市场)的控制权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老工业化国家为由谁控制主宰世界而再次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6年以后，在老工业化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美国统领的发达国家为一方，对手是前苏联阵营、红色中国及第三世界)，发生了以意识形态斗争和代理人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冷战争”——实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形势表面的平静之下，孕育着一系列新的重大国际危机。如果危机不能被控制，则未来人类仍可能面临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但这场战争的主题已不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战争主题：为控制领土和人口而战；而是为全球资源的资本控制权和全球金融的控制权而发生的：资源战争和金融战争。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将决定一切民族国家在未来必然一体化的全球新秩序中，能够以什么地位和经济权利而继续生存下去。

对此，中国人是否已具有清醒的意识，国家是否有所准备呢？

本书是作者对近年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若干深入反思和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是，若放任这一原理无限制地施行于人类社会，必然会导致一种违反人性、弱肉强食——即把人道关系变成狼吃羊的狼道关系的丛林兽性经济。人道之本质是仁爱，是抑强扶弱，互相扶助。而丛林、兽道是鹰吃兔、狼吃羊，鲸吞万物，食人肥己。这难道就是泛市场主义的真谛么？近年来，由于这种丛林经济学的政策方向误导，中国的改革已发生迷误，付出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重大代价。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举世震惊的高速发展奇迹。但是当今社会却充塞着不平怨戾之气。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社会。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中相当多数人，老无所养，弱无所扶，病无所医，冤告无门！根源就是自西方输入的丛林兽性经济学的误导。

实际上，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是欺人之谈！资本主义市场分配的根本原理，绝非什么按“效率”分配——绝对不是“效率”决定资源配置，而是服从于由资本规模决定资源配置的“按资分配”规律(李嘉图分配律)。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国家目标主导、无国家计划调控和无国家力量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美欧日经济都并不是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成为恶性市场经济。必然会服从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竞争规律。在失去国家力量主导的世界市场上，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后进市场，只能演变成跨国垄断资本肆意横行的新殖民地区域！

因此，国家政府绝不能仅仅作为市场“游戏”的旁观者(这不是游戏，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生死竞争)，绝不能听任国民经济放任自流，一切任由国内外大资本集团作经济主宰。国家有责任充当调节社会资源配置、调节社会分配、保护本国资本和资源以及民生经济的强有力而看得见的手！今日的中国亟需要一种导向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新经济学——通向社会和谐之路的经济学。

从远古中国的大政宪典《尚书》提出“民为君本”，到近世西方的政治民主理论，实质都建立于一个基本共识之上：国家主权即统治权力(治理权)的全部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府与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之上——国家有责任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存权、谋生权(包括工作权、居住权、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在任何社会中所绝对不能被漠视的基本人权。漠视上述人类权利的“国家”机器，其统治主权就失去合法性，最终必定会被人民所摒弃。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国民经济成败是检验政治好坏的天然尺度。国民经济失败必然导向政治失败！因此，国家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无所作为，国家权力的根本职能是效忠于全民(而不是某个特殊集团或阶级)并且为人民服务！

未来的中国要安宁、和谐，就必须恢复公平正义，需要回归“社会主义”(资源社会共享，经济成果社会共享)，而不能放任由少数人去掠夺多数人，让资本崇拜、拜金主义统治社会！如果说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就应当让社会基本价值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丛林兽性经济学所鼓吹的那种资本崇拜、金钱崇拜和市场迷信的意识形态枷锁下解放出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为未来社会求索一条通向公平、正义、和谐之路。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与增长，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社会产品分配的公平(正义)性；这两大目标始终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必须兼顾的两极。

个人自由、宪政民主、社会均富——这是自18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1789)、美国革命(1775—1861)和俄国革命(1917)三次伟大世界性革命所追求的三大发展目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三大目标值得继续追求！为此，的确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何新

2008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