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癫痫病的梅什金公爵从国外归来，在火车上结识了贵族青年罗戈任。纳斯塔霞是个秀外慧中的女子，因命运的捉弄成为某个富豪的情妇。梅什金公爵去拜访了自己家族的最后一位女人——叶潘钦将军的妻子，并认识了这位同族的三位漂亮女儿。

就在当晚，闹剧纷纷上演。罗戈任试图用金钱表示自己的真心，纳斯塔霞则将十万卢布扔进火炉，各种性格、各种经历的人在金钱面前纷纷暴露本性。梅什金的纯洁与纳斯塔霞被迫的“叛逆”在破坏与维护之间让人心痛。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白痴》是他的重作品。

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

叶潘钦的三位小姐全都十分健康，像花一般鲜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胸脯外挺，手强壮得和男子相似。她们因为身体健壮，有时当然爱多吃些，而且根本不愿意遮掩这种情况。她们的母亲，将军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时对于她们的食欲公开表示看不上眼，但是，因为当女儿们接受她的一些意见时虽然在表面上显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早就在她们中间丧失了原先的、无可争辩的威信，甚至弄到三位姑娘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常常占了上风。所以，将军夫人为了自己的尊严，认为不加争论，对她们让步较为方便些。当然，性格时常是不肯听话的，不肯服从理智的支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年比一年更加任性，更加急躁，甚至成为一个怪物了，但是因为她的手底下到底还有一个绝对服从和极端驯良的丈夫，她肚子里的气积蓄得过多了，通常都是向丈夫发泄，所以在发泄之后，家庭又和谐起来，一切事情都顺利地进行。

不过，将军夫人自己也没有丧失食欲，照例在十二点半和女儿们一起参加和午餐几乎差不多的丰盛早餐。不等到吃早餐，在整整十点钟，也就是刚睡醒的时候，小姐们就在床上每人先喝一杯咖啡。她们喜欢这个规矩，始终没有改变过。十二点半，在靠近母亲居室的小餐厅里铺好桌子。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将军本人也有时进来参加这顿家庭的、亲密的早餐。除去红茶、咖啡、乳酪、蜂蜜、奶油、将军夫人爱吃的一种特殊炸饼以及肉排等等而外，甚至还端上浓的热牛肉汤。在我们这部小说开始的那个早晨，全家的人都在餐厅内等候将军，他答应十二点半进来吃饭。如果他迟误一分钟，便会立刻打发人去催请。但是，他准时进来了。他走上前来，向太太问安，吻她的手，并且注意她的脸上这回有些过于特别的神色。他在头一天就预感到一桩“笑话”(他惯用这两个字)，今天一定会这样的，他昨晚上睡觉时就很不安，现在又胆怯起来。女儿们来和他接吻。她们虽然没生他的气，可是也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样子。将军为了某种情况，的确过分怀疑起来。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富有经验、手段灵活的父亲和丈夫，立刻就采取了自己的办法。

假使我们在这儿停顿一下，做一番解释，直接而且确切地阐明叶潘钦将军的家庭在这部小说开始时所构成的关系和环境，我们也许不至十分损害我们小说的眉目吧。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将军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他自己称为“自学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富于经验的丈夫和手段灵活的父亲。譬如，他采取不忙着打发女儿出阁的原则，也就是“不使她们烦恼”，不以父母对子女幸福的过分关心而引起她们的不安，甚至那些养活着几个成年女儿的最聪明的家庭，也常常自然而然地、不由自主地发生这种情况。他甚至想法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实行这个原则，虽然一般讲来，这事情是困难的——因为不自然，所以就很困难。但是，将军的论据是十分有意义的，是根据彰明较著的事实。父母既然听任那些待嫁的女郎自由决定，到了最后，她们自然不得不自打主意，那时候事情便会成熟，因为她们会自愿着手办理，把任性的行为和过分的挑剔抛在一边。父母们只要毫不疏忽地努力在暗中加以观察，不使发生某种奇怪的选择，或是不自然的偏差，以后抓到相当机会，一下子用全力加以帮助，凭着一切势力把事情办妥。最后，她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就一年年按几何级数增长起来，结果，时间过得越多，女儿们的待嫁身份就越占便宜。但是，在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中间，又发生了另一桩事实，那就是：长女亚历山德拉忽然几乎完全出乎意料地(事情永远如此)，过了二十五岁。几乎在同时，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一个上等社会的人，具有阔绰的亲友和非常的财富，又暴露了想娶亲的夙愿。他年已五十五岁，性格文雅，具有特别细致的风趣。他想攀一头好亲事。他是一个特殊的美女鉴赏家。因为他和叶潘钦将军亲密的交谊已经有一个时期，由于他们都参加某些金融事业，他们的交谊就更加强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心事对叶潘钦将军讲了，向将军商量和请教：他能不能和将军的一位女儿结婚？在叶潘钦将军平静美好的家庭生活里，发生了一个显明的变动。

上面已经说过，小妹妹阿格拉娅在全家中是个无可争论的美女。就是像托茨基这样十分自私的人，也明白自己不应该在她身上打主意，阿格拉娅绝不是供他享受的。也许由于两个姐姐有些盲目地爱她，她们的姐妹情谊过于热烈，所以把事情过分夸大了，不过，她们之间已经以极诚恳的方式认定阿格拉娅的命运不是一个普通的命运，而要成为地上乐园至上的理想。阿格拉娅的未来丈夫应该具有一切优点和成就，财富就不必提了。两个姐姐虽然没有特别多说，但却已经互相约定：她们为了阿格拉娅的利益，在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她们预定给予阿格拉娅数量极大的、前所未闻的妆奁。父母知道两个姐姐所做的这种协定，因此当托茨基求教的时候，他们中间几乎没有疑问地感到，一位姐姐一定不会拒绝实现他们的夙望，何况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对于妆奁一层是不会为难的。将军对人生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托茨基的求婚立刻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某种特别的原因，托茨基本人对于这件事情进行得十分谨慎，还在试探阶段，所以父母对于女儿们只透露一些极微妙的猜测。女儿们的回答虽然还不完全确定，但至少是一个好消息，表明大姐亚历山德拉也许不会拒绝。这位女郎虽然性格倔犟，但是心地和善，富有理智，和人们十分处得来。她甚至很乐意嫁给托茨基。她假使说出了一句话，一定会诚恳地去实行。她不爱虚荣，同她在一块儿，不仅没有发生各种麻烦和剧烈变化的危险，而且能使丈夫得到愉快和平静的生活。她的面貌虽然不特别吸引人，但是很美。托茨基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妻子么？

然而，事情还继续在暗中进行。托茨基和将军相互友善地决定：暂时避免采取一切形式上的、无可挽回的步骤。父母还没有完全公开地向女儿们讲。家里好像还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身为一家之母的叶潘钦将军夫人，不知为什么表示很不满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有一桩阻碍一切事情进行的情况，一桩麻烦复杂的事件，由于这种事件，全局都会无可挽回地受到摧毁。

这桩麻烦复杂的“事件”(如托茨基所说)，很早就开始了，远在十八年以前就开始了。在俄罗斯某一个中部省份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富裕的领地附近住着一个破落贫穷的地主。这个人以屡次遭到失败而闻名，他的失败都成了人们的笑柄。他是一个退伍的军官，出身世家(在这方面比托茨基都好些)，名叫费里帕·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拉什科夫。他欠了一身债，将财产典押一空。他做了很长时间艰苦的、和农人差不多的工作，才算差强人意地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当他得到一点点成就，他就特别鼓舞起精神来。他鼓舞起精神，怀着满心希望，动身到小县城里去几天，想和他的一个主要债主见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彻底的谈判。在他进城的第三天，他那个小村庄的村长骑马赶来。村长的脸颊烧伤了，胡子烧得精光。村长报告他说，头一天正午他的“领地失火”了，同时，“把他的夫人烧死了，只剩下几个孩子。”巴拉士柯夫本来是“倒霉”惯了的人，但是他也忍受不住这种意外的灾祸了。他疯了，过一个月就害热病死去了。他那块烧剩下的田产，连同变成乞丐的农奴，都拍卖还债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发了慈悲，把他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七岁)收留去，予以抚养。她们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总管的子女们一同受教育。这总管是个退职的官员，家中人口众多，而且是一个德国人。不久以后，只剩下一个女孩纳斯塔，小的患百日咳死了。托茨基住在外国，很快就完全忘掉了她们。过了五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有一次路过那里，想上自己的领地去看望一下，忽然在他的乡下的房子里，在那个德国人的家里，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举止活泼，面貌可爱，头脑聪明，是个美人坯子。在这方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一个精确无误的行家。这一次，他在领地里虽然只住了几天，但是他还是办理了这件事，使小姑娘的教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聘请了一位可敬的老女教师。她是瑞士人，对于女郎们的高等教育颇有经验，而且学问极好，除法文以外，还教过其他各种学科。托茨基请她住到乡村的房子里，于是，小纳斯塔霞便开始接受范围很大的教育。整整过了四年，这种教育已告完成，女家庭教师走了。有一位太太，是个女地主，她和托茨基在另一个远方省份里的田产为邻，她得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指示和委派，就跑来把纳斯塔带走。在这块小小的领地里，也有一所不大的、刚建筑好的木板房子。房子里收拾得特别幽雅，那所小村仿佛故意似的，竞也叫“快乐村”。女地主一直把纳斯塔带到这所平静的小房里，因为她自己是个寡妇，又没孩子，住的地方离这个小房只有一俄里远，所以也搬来和纳斯塔同住了。纳斯塔在那里见到一个看门的老妇人和一个年轻的、有经验的女仆。屋内有乐器，专为女郎预备的优美图书、油画、铜版画：铅笔、毛笔、颜料，还有非常好看的猎犬。过了两个星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亲自来了……从那个时候起，他似乎特别爱上了这个偏僻的草原小村，每年夏天来一趟，住上两三个月，就这样安静地、幸福地、有趣地、美妙地度过相当长的时间，大约有四五年。P38-42

一本写于一百四十年前的大部头小说，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再版印刷，至今仍然被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不用说，它肯定是经典，因为有时间作证，因为有那么多反复的阅读作证。

但是，我的阅读经历告诉我，一个现代人要想进入一百四十年前的经典，还是要克服许多的障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从头到尾的“话剧腔”——所有的人物对白都一律是用舞台上的朗诵腔调进行的，甚至连人物的出现都是典型的剧场模式，都是在敲门声或者吵嚷声之后才登场。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近乎发热病式的爱情至上主义，或者说爱情原教旨主义——无论流氓恶棍、老奸巨猾、赤子圣徒还是无邪少女，只要一提到爱情，只要一接近爱情，理智全部崩溃，行为全部昏乱，那个占据了爱情中心位置的绝代美女，有近乎神迹般的魔力，让所有的人围着她打转，神魂颠倒、一掷千金、痛哭流涕、九死不悔。还比如，也是最为困难的，你必须得接受小说作者和他笔下所有人物毫无节制、随时随地的思想道德辩论会，更糟糕的是这些辩论无论观点多么水火不容、黑白对立，却都是一种对于人和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判断，都被归结为一种宗教立场的选择和背叛。等等，等等。

不用说，连我自己也问，那你还读它干什么？难道是你有病？难道你自己也是个“白痴”？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坐在电脑桌前，靠点击鼠标联系世界、娱乐自己的现代人，到底能够从《白痴》这样的作品里得到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作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而《白痴》就是对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的灵魂审判。由于审判的严酷和锋利，由于审判的毫不妥协和直指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同代人称作是“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人类依靠着铁路和罪恶打了两次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那种空前的血腥和残酷使得人们必须对“罪恶”重新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作为现代科技和资本力量象征的铁路网，早已经被以光速运转的“国际信息网”所代替，如今的人们坐在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炸弹造成的废墟边上，在全球变暖的魔鬼气候中，进入了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之所以罪恶变成了娱乐，不是罪恶消失了，而是网络和现代视听技术把罪恶变成了“整点新闻”，变成了现代人早餐前或晚餐后娱乐的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们，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判有多么残酷和天才，这审判对于人的罪恶甚至不能稍减半分。这会引出又一个难题：既然如此，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我看来，上面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一切文学的考验和追问。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历久不衰地经受追问和考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的时代(1867—1868)，正是俄罗斯传统的农奴制解体后，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代。那时候，“俄罗斯先进的文学界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口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企图“解决创造文学中正面形象的任务”。《怎么办？》里真正的主角“拉赫美托夫是一位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经过千锤百炼，决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忍受一切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这个形象表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他笔下的其他几个“新一代的平常的正派人”不过是“简单、平常的房子而已”，他要塑造的是宫殿，“是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人”，“是要达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为此，他的拉赫美托夫游历天下，助人为乐，“不喝一点酒，不接触女人”“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专门睡在用铁钉做成的针毯上，扎得自己满身是血。在普通人眼里那是一个“被一道灵光环绕着”的超人。尽管有沙皇审查官的百般查禁，在流放、监狱和绝食之中完成的《怎么办？》1863年发表之后立刻风行一时，成为俄国无数革命青年的教科书。据当事人回忆，列宁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他宣称“它使我整个的人生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给自己侄女的信中说明《白痴》的构思，他写道：“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都算在内，只要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就总是会自认失败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任务过大了。优秀人物是一个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或是在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这样看来，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新事物，原本就是老生常谈。理论家们总以为自己可以为文学指出一条光辉大道，总是希望把文学关在理论的围墙里边才放心。天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还是不能免俗，还是不能逃开时代思潮对自己的限定和影响，他在理性上希望自己能“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他原本也是打算把自己的小说关在理论和理性的围墙之内的。

《白痴》问世之后在引起轰动和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许多左翼的“进步”文学家、评论家纷纷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指责他以宗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人民，宣扬放弃反抗、放弃革命，宣扬忍耐和顺从。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自我矛盾的世界观，和他对于人的毫无信心的悲观立场。他们需要和欣赏的是拉赫美托夫那样的“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列宁的激烈批评：“对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拙劣的模仿”，更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清算了作家。

这么说来，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除了能完成对人间万物无动于衷、概莫能外的淘汰之外，还能让一时一事的是非善恶变得无足轻重，让原本模糊不清、一文不值的东西大放异彩。

看过《怎么办？》之后，最强烈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只能充当资料了，起码不必再把它当做文学来阅读，它主题明确逻辑严密，像推演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出爱情抉择和社会改革，推演出新人的神圣形象，并对一切难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和解决方案。读了《怎么办？》你就知道了“这样做”。作者的意图十分明确，一个给出了答案的“怎么办？”容不得“敏感的男读者”或女读者再多想什么。因为它一百多年前就把自己界限分明地关在理性和理论的围墙之内了。一本小说不再能进入人的感情，不再能引出人的联想，这本书就死了，最多具有资料价值，最多可以当做文物。可文学不是文字资料，文学是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从这种本能出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最为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可以历久不衰地进入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提到“本能”，立刻就可以弄出无数条“解构主义”的“颠覆性”的疑问来。比如立刻就可以发问：一个用文字记录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人，还有“本能”可言吗？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会有相同的本能吗？等等。限于篇幅我不能为此多费笔墨。但是，看看《白痴》或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本意是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他一心想要完成的是连“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塑造出他理想的“正面优秀人物”梅什金公爵。梅什金公爵由于患有癫痫病从小离开祖国，在瑞士一个封闭偏远的山村长大，这样的隔绝让他身上有一种超凡越俗的孩童般的天真，就像他自称的那样，“完全是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婴儿”。但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真的孩子，却有着圣徒般的胸怀，他以不避利害、不求回报的怜悯心对待世界、对待一切人，甚至同样对待伤害自己的人。人人锱铢必较、梦寐以求的金钱，在他身上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像个散财童子一样把自己的卢布分给所有想得到的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想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献身搭救被男人们欺辱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那简直就是一场舍身饲虎的争夺。梅什金公爵唯一可以称作私心的，就是他对美丽忘我的追求。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对美一见钟情，家财万贯的时候他对美一往情深。可就是这样一位圣徒般的赤子，这样一个最优秀的“正面人物”，在这个羊狠狼贪的龌龊的世界上终于还是一事无成，他不但搭救不了任何一个别人，他甚至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小说的结局打破了作者本人原来的构思，以梅什金公爵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他最后的行为就是像傻子一样守在恋人的尸体旁酣然入睡。小说结尾的时候，梅什金公爵离开俄罗斯，又回到欧洲的疯人院成为彻底的白痴——个只能回到疯人院的白痴的理想，只能是一场最为彻底的失败和幻灭。在这里，我们看到作家的创作激情和本能，让他最终冲破了理论的围墙。就像滔滔洪水只有冲破既定的河道，才能产生让人无比惊奇的意外，才会带来洋洋大观。也正因为如此，一百四十年后，当时的理论争端无人问津，《白痴》却被人世世代代反复阅读。

所谓苍天弄人，仿佛只是一转眼，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争论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魂牵梦绕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世人面前轰然解体，那个允诺了要给予人们物质和精神最大自由、最大幸福的地上天国，那个坚信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个人和社会、人性和历史的终极目标之间，彻底完成了统一、，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地上天国，一夜之间倒塌在地，摔碎成一片瓦砾。真不知这片触目惊心的瓦砾，又埋葬了多少失败、幻灭的“白痴”。让人感慨和悲哀的是，这一次历史的轮回，是让当初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信者们变成了白痴。正所谓“只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我们看到，文学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历史，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看到，正是从虚无、矛盾和无尽的怀疑中，生长出了理论难以概括的丰富；也正是从犹豫、恐惧和舍身忘我的悲悯中，生长出了深厚无比的人道情怀，让文学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也让文学超越了作家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猛烈抨击金钱所带来的普遍的道德沦丧，态度之决绝几乎是在和历史作对，他宣称“现代的人全是冒险家……不择手段获得金钱”、“个个都充满贪婪的心肠，他们为金钱而神魂颠倒，好像发了疯一般！连一个婴儿都想去放印子钱”。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发出的抗议。他当然无法看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娱乐和网络时代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麻烦。他更不可能看到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在中国制造出了什么样的现代人。在这样的双重专制下，人们被专制权力剥夺、压迫的痛苦和恐惧，又被金钱引导安置在消费和娱乐的幸福当中。于是，没有心肝的娱乐和消费就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欲望和时尚。你越是像一个精神侏儒，你越是毫无心肝得像一个白痴，你在这个时代就生活得越幸福。这是一个需要批量化大规模产生白痴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全球化的方式制造白痴，并且满足白痴消费幸福的时代。已经又有保守的右派理论家急着出来宣布，历史将终结在这个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第一部的结尾处，就把自己的故事推向了高潮。那位美艳夺魂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同时又是一个被富商包养的情妇，一个从小就饱尝了欺凌和损害的孤儿。在这个高潮中，那些贪婪而又各怀鬼胎的男人们，企图用金钱收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美丽，同时也收买她全部的尊严、幸福和命运。为此，利令智昏的富商阔少罗戈任，竟然拿出整整十万卢布，要从另一个男人的手中买下和纳斯塔霞·费里帕夫娜结婚的权利。在这场对于“美丽”的现场竞拍当中，忽然知道自己意外获得百万遗产的梅什金公爵宣称：“我想娶的您是纯洁的女人”、“您同意嫁给我，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这就是您给我体面，而不是我给您体面。”梅什金公爵的求婚，是一个同时超越了金钱和美丽的非凡之举，是一个世俗的尺度无法衡量的道德行为。这样的行为，这样无条件的爱心，在那个像闹剧一样的拍卖会上，自然引出了人们无情的嘲笑，自然要被人们看做是一个白痴丧失理智的癫狂。正当人们为了金钱而发疯的时候，这部小说的女主角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当着所有人的面，准确地说是当着所有钱奴们的面，把整整十万卢布扔进熊熊的炉火当中。这个壮举让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变得像一尊悲愤的女神，她看穿了人间的虚伪和丑恶，毅然决定独自一人承担命运，跟随罗戈任而去。她用刻毒的嘲笑向所有体面的绅士们告别之后，却给梅什金公爵留下一句绝望的赞美：

“再见吧，公爵，我初次看到一个人！”

在我看来，无论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还是“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人们都无法回避，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人”。不错，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罪恶。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艺术，也从来没减少或阻止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罪恶发生。可是，正是这些经典的存在，让人们知道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也正是这些经典在向人们证明着生命被剥夺、被扭曲的痛苦，在向人们证明着“一个人”本该享有的自由和幸福。

“经典”这两个字不是叫人跪下来膜拜的，也不是把人引向封闭和窒息的；“经典”是把人引向开放和生长，引向历史限定之外的无限可能的。

公元2007年3月8日写，10日改定于草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