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原名开运，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县人。尝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曾与邓辅纶、邓绎兄弟及李寿蓉、龙汝霖等结社，以诗歌相倡和，时号“湘中五子”，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了。本书拟选择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校点出版，而以其文学、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和日记等先行。在校点时曾设法搜集他的集外遗文遗诗，编为补遗。计增加诗词四百余篇，文一百余篇，并将访得的从光绪十四年五月底到同年十二月底的日记佚稿补入。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是我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逼迫下，由封建社会逐渐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反映到文化上便是从外国传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和固有的封建主义的旧学的斗争。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除了包含着阻碍历史前进的糟粕外，也包含着顺应历史趋势、变革现实的活力；而所谓新学，则以其同侵略者相联系而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反对，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化斗争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不仅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发生一次又一次分化，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步与保守的界限显得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主张保留君主的维新党人梁启超等大力推进文体改革，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力主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却倡导文学的复古，即是自相矛盾的一种表现。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时，固然要把握新、旧两种思想斗争的基本线索，作为总揽全局的指导；而在评价某些人物及其言行时，却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这不仅指对梁启超、章太炎等而言，就是对某些公认为属于保守阵营的人也应如此，著名文人和学者王闿运就是这种人物的一个代表者。

王闿运，原名开运，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县人。尝自题所居日“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他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民国五年(1916)，是罕有的一位经历了我国近代各种历史变化的全过程的人物，他与当时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联系之广，也属于近代史上所少见。从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的湘军、淮军要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鸿章等到一度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洲贵族肃顺；从参与戊戌维新的杨锐、刘光第、梁启超到革命党人宋教仁，从洋务派的张之洞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无不与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至于在文化界的联系之广更不待言。这虽然是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但他本人的特出的文学才能、学术造诣和生活态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闿运出身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商人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读书不成，改经商，叔父是塾师。他从小就颇聪明，开初读书不专心，在塾师的激励下很快就勤奋学习，九岁即读完《五经》，能属文。十四五岁时就已“文翰颇翩翩”了。现存他的诗集中所收《妾薄命为杨知县作》，即为十四岁所作。十八岁肄业于长沙城南书院，院长陈本钦与当时湖南有名的诗人熊少牧都称许其才。十九岁时以第一名入学(即中秀才)。曾与邓辅纶、邓绎兄弟及李寿蓉、龙汝霖等结社，以诗歌相倡和，时号“湘中五子”，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了。

湘绮楼文

文集卷第一

 赋

哀江南赋用庾子山旧韵

愁霖赋并序

吊旧赋并序

上征赋

会试萍始生赋

牵牛花赋并序

嘲哈密瓜赋并序

文集卷第二

 奏疏

拟李鸿章陈苗事折子

陈夷务疏

 上书

上巡抚恽侍郎书

为罗运使勋上曾总督书

 书

与曾侍郎言兵事书

与卢生书

与李少荃书

到广州与妇书

沸南寄妇书

 启

上张侍讲启

文集卷第三

 论

御夷论一

御夷论二

 议

常文节祠议

 序

论语训序

庄子注序

墨子校注序

老子注序

题鹗冠子

代丰春秋例表序

六书讨原序

王兵备诗序

八代文粹序

巫山天岫峰诗序

秋醒词序

毂梁申义序

衡阳县志序

湘潭县志序

桂阳州志序

尚书大传序

蕉云山馆诗文集序

文集卷第四

 颂

桂颂并序

巡抚吴尚书六十寿颂

严通政庶母任氏寿颂并序

 箴

女箴并序

 铭

影山草堂铭

珍珠泉铭并序

圆镜第二铭

方镜第二铭

文集卷第五

 传

李仁元传

储玟躬传

陈景雍传

邹汉勋传

丁锐义传

罗熙赞传

郭新楷传

严咸传

黄淳熙传

陆建瀛传

今列女传

母仪

节义

辩通

文集卷第六

 哀诔

黄司使诔并序

罗季子诔并序

王祭酒母鲍太夫人诔并序

丁文诚诔

余世松诔并序

彭寿颐哀词

莫姬哀词

帅芳哀词

严伯受甫哀词

 祭吊

吊朱生文

祭常都尉文

 碑

衡州西禅寺碑

诏建定兴鹿壮节祠碑

祖考通斋府君清故湘潭县学附生王君之碑并序

曾孝子碑文

皇朝赠总督太子太保湖北巡抚文忠胡公祠碑

皇朝追赠总督衔调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谥文节常公神道碑

衡阳常氏家庙碑

振威将军武提督碑

巫山神女庙碑

王仲章碣

曾孝子妻严氏灵表

管太宜人吴氏神诰

永兴教官贺君墓表

龙中允妻熊氏墓表

文集卷第七

 墓志铭

采芬女子墓志铭

皇朝追赠布政使衔予谥忠壮记名湖南道员鄱阳黄君墓志铭

邓太夫人钟氏墓志铭

常文节妾蒋氏墓志铭

张祖同妻周氏墓志

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刚直彭公墓志铭

皇赠侍郎赐祭葬光禄大夫贵州布政司使王君墓志铭并序

振威将军张君墓志铭

皇中宪大夫候官陈君墓志铭

瞿学士妻吴氏墓志铭

李编修妻郭夫人墓志铭并序

慈奚谷令秦君墓志铭并序

张安化妻钱氏墓志铭并序

常仪庵先生墓志铭并序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安徽兼提督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唐公墓志铭并序

蔡夫人墓志铭并序

皇清诰授中议大夫彭君墓志铭

皇清诰授中议大夫衡阳程君墓志铭

皇清例赠文林郎王君墓志铭

陈永豫墓志铭

邓氏大姊王娥芳墓志铭

皇授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右都御史云贵总督赠太子太保予谥武慎刘公墓志铭并序

文集卷第八

 行状

长沙攸县庆都龙君年七十六行状

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详勇巴图鲁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钦差巡视长江水师赠太子太保衡阳彭公年七十有五行状

桂阳直隶州泗州砦陈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状

陈侍郎侧室李恭人行状

旌表节孝晋封太夫人衡阳程太夫人万氏年八十有七述状

文集卷第九补遗

 论

读书之要

诗评论陈梅根

封神演义作意

论作诗之法

论近代名人书法

论由乞

云台诸将论

 议

常文节祀议

说禹贡浮达人至乱

孔子生日考

 序

杨蓬海诗集序

送别黎简堂侍郎诗序

陈怀庭诗集序

天影庵诗存序

澹香阁诗序

郑茉园诗序

张雨珊词序

木崖轩诗存序

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

曾文正公日记序

邗江王氏族谱序

资氏让房重修族谱序

谷姓族谱序

李荷生父母遗集序

尹乾秀阴符经解义序

曹镜初先生墨子笺书后

周春帆先生寿序

袁母杨太夫人寿文

郴州月湖僧募化请经疏头

为张某祷神除祟文

 墓志铭

皇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浙江巡抚提督刘君墓志

中宪大夫衡阳程君墓志铭

清故工部屯田司员外郎蔡君墓志铭

曹子善墓铭

皇赠中宪大夫欧阳君墓铭

皇清旌表节孝胡君妻徐氏墓表

郑氏王恭人墓志铭

承德郎吴先生墓表

陶延久先生墓表

黄襞存先生墓志铭

皇清授建威将军新疆巴里坤总兵官署甘州提督杨君墓志铭

邓弥之墓志铭

张资政墓志铭

 碑

皇表义士荣禄大夫萧君碑

唐帽顶碑

皇授建威将军提督云南全省军务节制各镇奏署四川提督额莫克伊巴图鲁唐君碑铭

皇授通政使头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云骑尉世职侍郎例赐恤予谥果敏刘光禄神道碑

万州牧向熙碑

谭文勤碑

清故高平令龙君之碑

 记

郭氏义庄记

游华山记

船山书院记

碧浪新亭记

记碧浪新亭事

湘绮楼记并铭

 附录 湘绮楼记

复见堂记

录祺祥故事

冤狱记实

 其他

柏丞先生家传

郭母许淑人家传

三丁先生传

教示

湘绮楼诗文集：二

湘绮楼诗文集：三

湘绮楼诗文集：四

湘绮楼诗文集：五

御夷论一

盖自黄帝画野，分九州，而常有夷狄之患。中国之于夷，常不敌者势也，必争者情也，代兴者数也，绝之者理也，御之者术也。王道陵迟，四夷交侵，兽蹄鸟迹交于中国。人皆知敌之强盛，而不咎我之衰弱；闻敌之术略，而不思己之暗蔽。强者愤怼，而不知救祸之道；弱者输服，而不知坐亡之惨。故自衰周以来，三千馀年，三策相乘，二道并用，日战与和而已。二者互相訾排，迭为其柄。当其盛，则皆可以善，魏绛、卫青是也；当其衰，则同归于亡，卫懿、晋末是也。

和战者，政教之末迹；诤议者，谋国之下道。故必先明其致此之由，而后智术乃可言也。何以明其势之常不敌也？曰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夫含生之伦，各安其分，以习为性，以势为用。内不强不足以谋外，人无衅不可以构隙。其尊中国也如天，其觊觎也如鬼。其羡我土地、物产、礼乐、制作之繁富，其欲袭我政事、官爵、文章之华贵。其闻圣人首出、诸侯效命，则蒲伏稽颡，求通属国；其有自负强大，侵轶边界，则驱之而已奔亡矣。是故中国强夷狄弱，则秦人置百越之郡；中国强夷狄强，则汉文为渭桥之师；中国弱夷狄弱，则元、成受匈奴之朝；至于中国弱、夷狄强，边患滋多矣。

且夫弱，非无兵也，非将怯也，非饷餫匮也，非城之不高、池之不深也。主忘其民，夷始俘之；主弃其地，夷始侵之；主忘武备，将帅败之；主忘求贤，谋虹乱之；无幸敌弱，彼必有馀；无问寇浅，内必尽虚。无患犬羊之难驯，无狃敌欲之不奢，无罪战阵之失机，无忧凭陵之肆威；人主闻变，赫然奋发于朝堂之上，蹙然自责于宫寝之内，涤荡丛弊，胥与更始，主德朝明，而夷类宵遁，朝政夕清，而兵气旦申矣。何以明其然也？昔者厉王昏暴，天下荡荡；《小雅》尽废，中国乃微，则北有玁狁，西有昆夷，东有淮戎，南有荆蛮。当是之时，四方蹙蹙，岌岌乎殆，文、武之地，不战而削。宣王嗣之，未遑用兵，忧旱侧席，求贤自辅，得方叔、召虎、皇父、仲山之臣，然后出师。未至泾阳，而匈奴北归；始临长江，而徐驿传骚。故其《诗》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无所用战，直驱而去之也；其《大雅》曰：“铺敦淮渍，仍执丑虏。”言就而系累之也；其南征曰：“薄伐玁狁，蛮荆来威。”言先声而后实也。如谋其次，则天子衰废，委任侯伯，发戍守边，亦足暂弭。其在《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此言纣用文王，命将遣戍，守卫中国，筑城而居之也。其四章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言戍卒之劳也。其遣戍曰：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言方略也。夫以文王之圣，南仲贤将，兵卒有礼，王道之洽，比之宣王，其词劣焉，其功勤劳倍于吉甫，岂非以君臣势殊，功固不齐乎？自此而降，则秦始、汉武，挟全盛而谋敌，中国虽暂敝，后世受利，此以强而制弱也。汉文以强备强者也。夷狄积强，中国积弱，然后来犯，故常不敌之势也。己不能战，虽降无益，而妄日与和，此自欺之说也。然而强敌压境，亦终取盟者，彼知我之可取，而度彼不能故也，非爱我也，非忘我也。

夫夷之人中国恒易，我之取夷也恒逆，贾生闳议于珠崖，刘安忧费于越南，诚以为敝财力于无益之地，委吏士于毒瘴之域，胜不为功，而败损国威也。若夫开山海以招鳞虫，假冠裳而饰犬蛇，趋利如骛，争欲内徙，尺寸是竞，贪慕而不去者，虽峻其防，而犹患溃延，况引而近之乎？全力专心，累世而图我，抵隙蹈瑕，一朝而疾发，彼固操全胜之算，而熟筹乎彼己之情者也。君相当此，尚不自警，乃愤疾于一战，其为败摧，何必智士而后知哉？今以必争之情，加不敌之势，当战败之后，为苟免之策，此又乞和之议所由从容而徐进者也。无备而战，战已败矣，败而乞和，其情绌矣。中外交通，民夷习居，国本移矣。鉴亡国之失，论和战之迹，则纳币者病，而善战者又见贤矣。君臣当无事之日，观前代之史，无贤不肖，未尝不恨和夷之非策，称臣纳地之无耻也。及夫边陲小警，庙算已尽，俘囚僇辱相随逐，而箝口束手，莫敢论一战之利者，其志昏于敌前，而气馁于自强也，其攘臂切齿，主辱臣死而不悔者，虽蹈锋镝，不知亡国之不可存也。其日夜忧敌，觇强弱、论守战，求一去害而并心于外患者，其犹见蚊睫而不睹泰山者也。夫治乱在一人，转移在俄顷，古无必亡之国，国无不治之理。圣人得位，要荒以限之，朝贡以羁之，夷狄仰望，莫不惕栗，尚无所用战，其术约也。五饵豢敝，效于蒙古，和之上者也。幕南犁庭，战之威者也。若力不足和，而姑望罢兵，强敌压境，乃后言战，朝无正人，野多异议，弱而愈靡，适足自亡，故其咎不在夷狄，而其政不系和战，是本论也。P57-59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是我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逼迫下，由封建社会逐渐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反映到文化上便是从外国传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和固有的封建主义的旧学的斗争。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除了包含着阻碍历史前进的糟粕外，也包含着顺应历史趋势、变革现实的活力；而所谓新学，则以其同侵略者相联系而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反对，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化斗争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不仅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发生一次又一次分化，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步与保守的界限显得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主张保留君主的维新党人梁启超等大力推进文体改革，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力主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却倡导文学的复古，即是自相矛盾的一种表现。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时，固然要把握新、旧两种思想斗争的基本线索，作为总揽全局的指导；而在评价某些人物及其言行时，却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这不仅指对梁启超、章太炎等而言，就是对某些公认为属于保守阵营的人也应如此，著名文人和学者王闿运就是这种人物的一个代表者。

王闿运，原名开运，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县人。尝自题所居日“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他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民国五年(1916)，是罕有的一位经历了我国近代各种历史变化的全过程的人物，他与当时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联系之广，也属于近代史上所少见。从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的湘军、淮军要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鸿章等到一度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洲贵族肃顺；从参与戊戌维新的杨锐、刘光第、梁启超到革命党人宋教仁，从洋务派的张之洞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无不与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至于在文化界的联系之广更不待言。这虽然是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但他本人的特出的文学才能、学术造诣和生活态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闿运出身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商人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读书不成，改经商，叔父是塾师。他从小就颇聪明，开初读书不专心，在塾师的激励下很快就勤奋学习，九岁即读完《五经》，能属文。十四五岁时就已“文翰颇翩翩”了。现存他的诗集中所收《妾薄命为杨知县作》，即为十四岁所作。十八岁肄业于长沙城南书院，院长陈本钦与当时湖南有名的诗人熊少牧都称许其才。十九岁时以第一名入学(即中秀才)。曾与邓辅纶、邓绎兄弟及李寿蓉、龙汝霖等结社，以诗歌相倡和，时号“湘中五子”，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了。

清朝道光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社会矛盾都日益显露，有识之士已预感到必须对旧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因而学风发生了转变，乾、嘉以来渐趋沉寂的经世致用的风尚又开始流行。但所循的轨辙不一，主要有两派：一循汉学的门径，由东汉的古文经学而上溯西汉的今文经学，以研究《春秋》公羊学为阶梯，提倡通经致用，魏源、龚自珍是其代表。一循程、朱理学的旧辙，但不事性理空谈，强调躬行实践，期于致用，贺长龄及稍后的曾国藩等即其代表。魏、贺、曾都是湖南人，自然对湖南的学风产生影响，王闿运就是承其风而兴起的一个。故他虽早以文学知名，却不以文人自命，而期于通经致用。但王闿运又与当时一般的湖南士人有别。湖南自宋以来长期是理学之乡，清朝乾、嘉间理学为考据学(汉学)所排，颇失势，湖南士人独坚守程、朱之学，不为所动。魏源虽尊今文经学，然亦兼尊程、朱，与龚自珍异。王闿运则素不喜理学，虽重经术，而好纵横之计，有跅弛之风。王闿运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虽与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关系密切，多次献策，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未被任用，根本原因盖在此。

太平军初起时，正是王闿运中秀才后不久。他开始似乎未加注意，还外出到江西南昌、乐平游历。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攻长沙，才仓猝赶回。据说他曾想从军(见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但未果，长沙解围，仍往乐平。及太平军入江西，他才回长沙。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被命办团练，组湘军，积极镇压太平军，王闿运曾请从军，亦未果行。其原因，王代功《年谱》谓是有人向曾进言：王系孤子，有母在堂，无子嗣，不宜从军。曾以为出王意，颇不快，而王不辨，遂止。是否属实，不可考。据王后来追忆说：“是时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二十三，初入学，上谒论事辄自专。”(《独行谣》自注)颇疑曾以其年轻狂放，故借口不予录用，而以客礼优容之。当年湘军攻占武昌，王到武昌曾幕作客，不久仍归，并到武冈其友邓辅纶家教书。其间虽曾上书曾国藩提出过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人民负担等主张，曾亦未采纳；而王则于咸丰七年(1857)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并于次年绕道江西、浙江北上赴北京参加咸丰九年(1859)的会试，企图仍从所谓“正途”出身。在过江西时，也到建昌访过曾国藩，大概只属于访旧的性质，并无所干求。

王闿运至京参加会试，未被录取，却因文名和友人的介绍为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所赏识，延入幕府，并拟为之出资捐官。王采纳友人的劝告，没有接受，并离京客山东巡抚文煜幕。不久回京暂住，旋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据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中记载与王闿运的信，知王此次馆于李处，欲求在曾军任事。李将其意转达曾国藩，曾以“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相拒。于是王便辞曾回湘了。此事王后来颇讳言，然其《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寄曾总督国藩兼呈同行诸君子》第一首有云：“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失意之情，溢于言表。李榕信中所说，当属确实。但曾对王此行仍有馈赠，以示礼待。而王对曾则仍寄托着一定的希望。故此后不久，当清廷发生内变，咸丰帝死于热河，那拉氏(慈禧)处死肃顺一党，王还驰书曾国藩，劝他人朝与恭亲王奕诉一道辅政，以阻止那拉氏垂帘听政。当然，向来谨慎自处的曾国藩是不会听从的。从此，王与曾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友谊，似乎未再求曾氏的援引。且此后不到三年，太平天国的天京为湘军破陷，曾逐渐从权势的顶点跌落下来，而为李鸿章所取代，王也不必再对他有所求了。不过，有一事还须说明一下：据野史记载，当湘军兴起之后，王曾向曾国藩建议，与太平军连衡，反抗清朝。王的学生杨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亦言及此事，云：“洪杨当时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号召。尽募民间侠少年，誓剪妖民屏西教……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其诗作于杨留学日本时，清朝尚未推翻，所说似宜有据。诗中并称曾、胡，则当在咸丰四年湘军初次攻陷武昌后一段时间，此时湘军初盛，然根基尚不固，颇疑湘绮未必敢献此奇计。但他曾自撰联语云：“《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余韵满江山。”佳儿指代丰，死于光绪七年。闿运时年五十岁，其所谓纵横计，以他五十岁以前的言行考之，惟劝曾国藩在咸丰帝死时赴京辅政一事差可比拟，而不及此一传闻之切。王一向自负其才，敢为大言，或有其事，亦未可知。

……

湘绮论文，谓“无家数而有时代，一代之语，不可仿古，要须择其雅言耳”。又言“文有单复二法：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而他则“思兼单复”，而尤不喜理学家“文以载道”之说，谓此说起“而文成俳优”。故他的文不作道学门面语，而能畅所欲言，殊有情趣。其体式则视文的性质、内容而异，或骈或散，或骈散兼行，或丽藻纷披，或古朴清雅，不拘一格。记事之文且不避俗语。而流转自然，疏宕有致，则为其共有的特色。盖于魏、晋的文风深有所契，而于文章的组织益加周密与变化者。文如此，赋亦然。如《秋醒词序》、《华山游记》、《广东与妇书》、《上征赋》、《嘲哈密瓜赋》等，从艺术成就说，皆近代所少见。笺启之类，信笔挥洒，尤多妙品。故章太炎甚称其文，谓“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近人于晚清桐城派古文家之文尚有所取，于湘绮之文则以仿古为辞，漠然置之，真耳实之论。实则学桐城者拘泥于义法，且道学气颇浓，殊少生气，反不如学魏晋者较有情致。故乾嘉以来，厌弃理学者多鄙薄桐城，而宗尚魏晋六朝文。梁启超为文，初亦学魏晋，后解放为新文体，其“笔锋常带感情”，虽由思想、个性使然，而文风的继承与蜕变，亦有迹可寻，未可忽视。

湘绮的文才还表现在史学著作上，所作《湘军志》尤著名。他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始终同湘军将帅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湘军内部情况很熟悉，他又能继续我国史家“直笔”的传统，因而他虽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太平军不无诋毁，对曾国藩的某些品格和胡林翼的才略也多有赞美之辞，然于清朝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并不讳言；对湘军将帅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与干没财物等事，能奋笔直书。这引起了曾国荃的愤怒和郭嵩焘等的谴责。传说曾国荃还扬言要杀湘绮。湘绮不得不退让，将雕板送郭嵩焘销毁。然不久又在四川重雕出版，曾国荃无奈，因命其幕客王定安重作《湘军记》以抵消它的影响。郭嵩焘等则将其中某些细节叙述的疏略和失考之处，加以评议，后由其族孙郭振镛加以笺补，汇为《湘军志平议》，以作为反驳。这两书也有可参考之处，然《湘军记》对湘军，特别是对曾氏兄弟的行为粉饰殊甚，故终不能掩盖王《志》的价值。至于文笔之雅炼，则尤不能相比。此外，同光间湘军将帅多回乡资助和倡议修州县志，一时湖南修志成风，《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州志》、《东安县志》等均由湘绮主笔或定稿。这些志在体例上虽少创新，然叙述翔实，文笔优美，《湘潭志》尤佳。《赋役篇》详载当时官府压榨人民的情况，《山水篇》描绘景物，风韵不减《《水经注》。

王闿运的著述，除前举各种外，还有《楚辞注》《八代诗选》、《八代文粹》、《唐诗选》等，这些书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见解。《八代诗选》仿王船山《古诗选》例，将齐梁新体诗加以类聚，尤为治八代诗者所重视，其间所缀评语，多精到之言，也为学者所取鉴。从同治八年起，王闿运还逐日作日记，后人刊刻为《湘绮楼日记》。他自言其日记“皆章句短饤，闾里琐小之事”，实则他所见所闻，多于日记中见之。而他的交游极广，故此书不惟可见他本人生活的各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一些文士和官僚的面目，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有《王志》一书为湘绮门人陈兆魁所辑，杂集湘绮对答学生问难及笔记短论，亦有可采。

王闿运的著述，大部分曾收入清光、宣间衡阳东洲讲舍汇刻的《湘绮楼全集》(收十九种)和清光、宣间刻，民国十二年(1923)长沙湘潭王氏湘绮楼校刊汇印的《湘绮楼全集》(收二十六种)。另外有多种曾单行。《全集》所收诗文及已刊单行的诗文集，大率止于光、宣间(即1908年)，此后数年之作则或未刊，或散见于杂志、报纸。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之《湘绮楼日记》也缺佚十三处：其缺佚时间较长者为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至光绪元年六月初五日一段，将近两年；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光绪十三年四月底一段，为两年半；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底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底一段，为两年又四个月；还有缺六到七个月的两处，缺二到三个月的两处(包戊戌八月至九月一处)；其余均仅缺数日。其未刊著述今知者尚有《唐十家诗选》二十六卷、《两汉文钞》三册，存湖南省图书馆。另有《逸周书注》七卷，《老子说》一卷，则未知刊否与存佚。为便于关心近代政治、文化史的同志研究这位曾有显赫声名并同当时著名人物有广泛联系的学者和作家，我们拟选择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校点出版，而以其文学、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和日记等先行。在校点时我们曾设法搜集他的集外遗文遗诗，编为补遗。计增加诗词四百余篇，文一百余篇，并将访得的从光绪十四年五月底到同年十二月底的日记佚稿补入。在校点及辑佚时，我们得到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承岳麓书社热心出版，特谨致谢意。

马积高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日于湖南师范大学

编者按：《湘绮楼诗文集》原由岳麓书社1996年繁体竖排出版，马积高任主编，谭承耕、陶先淮任副主编，王昌猷、文正义、何慎怡、李龙如、胡遂、陶先淮、刘诚、谭承耕等参与校点。此次本书纳入《湖湘文库》出版，根据文库统一体例，改为简体横排，删除文库中已收入《湘军史料四种》的《湘军记》，增补夏剑钦校点的《湘绮楼丁未后刊诗册》，并订正原书的个别差错，其他一仍其旧。本书《联语》部分的修订，吸纳了湘潭周渊龙先生的部分意见，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