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影响巨大。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包括了海明威的经典之作：《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等等。这是一本中学生了解海明威文学成就的好书。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是美国最享盛名的现代小说家。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影响巨大。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一辈子对死亡进行了探索，如实地描写了自己看到的世界，并热衷于表现奇特、暴力、罪恶、英勇不屈和死亡的主题。在他的晚年，由于多种疾病并发，使他不能象从前一样继续写作，最后他以特殊的勇气和方式，走向死亡，接受死亡。

他的作品语言简练，内容深刻，形成了独到的风格。1946年他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小说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情绪彷徨空虚，引起了战后不少青年的共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小说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佛罗里达州。他广泛地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的猎，去古巴钓鱼。写出了不少以斗牛士、猎手、渔夫为主人公的作品，创造了有名的“硬汉性格”。

老人与海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乞力马扎罗的雪

世界之都

先生们，祝你们快乐

大转变

你们决不会这样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向瑞士致敬

三天大风

永别了，武器

老人与海

一个老头独自在湾流里的一条小船上打鱼，至今他到那儿已去了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也没捉到。开始四十天里，有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老头现在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是形容倒霉的最坏的字眼，于是他们吩咐孩子，上了另外一条船，在那条船上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荡荡的，感到心里非常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帆上用一些面粉袋布打了些补丁，当它收拢时看起来就像是一面破败的旗帜。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后凝聚了很深的皱纹。腮帮上长了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晒成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因为老用双手拉绳索拉大鱼，两只手上都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像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年迈，除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决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一道出海了。我家里已经攒了一点儿钱。”

以前是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所以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运气好的船，还是跟他们待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是怎样接连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随后接连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离开的。我是他的儿子，不能不听从他的话。”

“我明白，”老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在饭店的阳台上喝杯啤酒，然后我们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

他们坐在饭店的阳台上，很多打鱼的人爱拿老人开玩笑，老人一点也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替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谈起他们看到的一切。当天打鱼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捕到的大马哈鱼剖开，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片片，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湾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了一股气味；但今天只送来淡淡的一丝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这会儿已经逐渐平息了，饭店阳台上阳光明媚，天气可爱极了。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想着好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去替你弄点沙丁鱼来明天用好不好？”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何况还有罗赫略给我撒网。”

“我还是很想去。即使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很想替你做点儿别的事。”

“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现在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乱蹦乱跳的鱼拖上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把船撞破了，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的座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上，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觉得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一棵树，我还记得当时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新鲜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不久前我刚跟你说过？”

“自从我们头一趟一同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风吹的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孩子，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上了好运的船。”

“现在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弄四条鱼饵来。”

“今天我自己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了。”

“那么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么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可不能是偷来的。”

“去偷我也愿意，”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他正达到了这个地步，他知道这并不丢脸，而且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有个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得远远的，”孩子说，“这样，如果你当真钓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助你了。”

“他才不会愿意把船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说，“可是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像觅食的鸟儿在空中盘旋，我看见了就会叫他赶去追海豚的。”

“他眼睛那么不中用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倒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捉海龟才伤眼睛哪。”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很好的嘛。”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儿。”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还足够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可以。何况还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渔具拿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才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渔具。老人肩扛着桅杆，孩子抱着里面盛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连同一根棍子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对付它们的，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妥当些，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把一把鱼叉和一支鱼钩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前面，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别的渔具搁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有一问屋子那么长。窝棚用大椰子树的那种叫做“海鸟粪”的坚韧的苞壳做成，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在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过去墙上曾经挂着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但他把它取下来了，因为看见了就觉得自己太孤单，这张照片如今在屋角搁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也吃点好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会生的。不然就吃冷饭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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