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本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3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自序

序章 大人物

1.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

第一章 短命内阁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2.大借款风波

3.唐绍仪出走天津

第二章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

1.风起云涌话政党

2.手握重权参议院

3.言论自由惹冲突

第三章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

2. 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

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

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

第四章 第二次内阁风潮

1.陆徵祥：不经意做了冤大头

2.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3.军警：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政治

4.稳健与激进：同盟会在分化

第五章 张案始末：民初政治生态的缩影

1. 黎元洪、张振武与湖北风潮

2.张振武之死

3.不了了之的弹劾政府案

4.戴季陶和章士钊的分歧

第六章 稳定、建设成了主旋律

1.宋教仁：有总理之才的年轻人

2.国民党：迷茫时分的选择

3.孙袁会谈：合作背后有权谋

结束语

民国元年大事记

下册内容概述

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当时社会习惯，避讳称人的名字，常常用籍贯(地望)来称呼，故当时发表的书信、电报中常称呼袁世凯为“袁项城”，或直接称作“项城”。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几代都是儒生，至祖父一辈开始发达。自然，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但家族门风重视读书科举，并非是一个浮华世家。父叔辈对袁世凯督促甚严，但他生性顽皮，豪放倜傥，不爱读书，倒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广交朋友。尽管如此，他既生在读书人家，书是不能不读的，仍然算是个文人。由于他不爱读书，文章写得拙劣，科举不第也是很自然的。科举成功有时候有偶然性，世上也因此多了一批怀才不遇的人，但袁世凯不属于这一类。在那个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的社会里，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不过，一个落魄的秀才徐世昌，一次在淮宁偶然与袁世凯相逢，对袁世凯很是赏识，认为他状貌伟然，很有气概，就殷勤地和他谈话，发现他能纵谈当前国家大事，非常惊奇，就诚心诚意地和他交为朋友。徐世昌不以科举标准衡人，也可以说是慧眼识才了。不久，徐世昌要赴京赶考，缺乏路费，袁世凯鼎力相助，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徐世昌1882年考取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按照科举的标准，自然是有才华的成功人士了，后来成了袁世凯十分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官运也十分亨通。

度过了无知嬉戏的少年时期以后，袁世凯开始懂得功名的重要，力求有所进取。不过，他的八股文章做得实在没有水平，在科举的路上已经无法挽救，于是，他索性下决心丢弃八股文章，在实际办事的本领上奋斗。所幸的是，他的家族背景为他的仕途开拓着良好的道路。国家进入了动乱时期，文人大量地投入了战争。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是进士出身，因在家乡组织团练武装，与捻军作战，成了淮军将领，官至漕运总督。他的养父也即他的叔父袁保庆，和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关系非常好，袁保庆去世时，袁世凯还年幼，是吴长庆帮忙办的丧事。中国社会非常保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淮军人多是些文人从军，以军功发达。但事过之后，社会风气仍然重文轻武，以科举考试为第一号出路，读书人都要过这一座独木桥。不过，毕竟是大乱之后，国家多事，文人人幕由保举做官的渠道比过去拓宽了许多。依靠先辈们开拓的道路，袁世凯科举不成，决心投笔从戎。这时，吴长庆也看到袁世凯仕途不顺，愿意关照老朋友的后人，写信给他，让他到军队中来，学习军事。1881年10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吴长庆安排他帮办文案，做了一个小小的幕僚。吴长庆把他安排为军中的文职人员，那是关照他，也是看得起他。

可是，袁世凯的文字功底实在不行，做文案并不称职。吴长庆又很关照他，特意让自己军中的著名幕僚张謇为他修改文章。张謇比袁世凯年长6岁，出身贫寒，加入吴长庆幕已有5年之久，当时也只是个秀才。但张謇是个在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望的才子，文章屡称第一，只是科举考试非常不顺利。但他仍然坚持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做官道路，志向远大，亲人师友也对他寄托着莫大的期望，当幕僚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同时，张謇是个君子，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修养，刻苦砥砺士的名节，讲冗士的“出处”，也就是要经由光明正大的途径出去做官，在加入官僚集团的问题上，要有严谨的道德选择，不受利益的引诱。由于张謇为袁世凯修改文章，袁世凯也就尊重张謇，把他看做自己的老师。不过，袁世凯对做文章实在缺乏兴趣，张謇也对改他的文章实在感到头痛。这段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尽管在为人处世上，他们不是一路人，但袁世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为人比较收敛，毕竟都是吴的幕僚，合作共事，总是朋友之交。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政局混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朝鲜有事，作为“天朝上国”，当然不能不管，清政府当即派遣吴长庆率庆军6营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被委派负责前敌营务处。袁世凯作为一位年轻的文职官僚，初涉军务，办事却很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这一职务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他面对行伍出身的骄兵悍将，整饬军纪，毫不手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干和价值，并赢得了吴长庆的信任。从此，他的仕途一帆风顺。1884年5月，清政府调吴长庆率3营回国驻防，另3营仍留在朝鲜，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开始直接掌握军权。

袁世凯的才干并不是和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和权谋联结在一起的。《战国策》里苏代说燕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政治人物大多重权谋，轻道德，自古如此。袁世凯掌握军权后，开始疏离吴长庆，怠慢同僚，遇事张扬，并且直接向淮军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洽投靠，引起吴长庆的反感。特别注重人格修养的张謇，实在看不下去，联合同僚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种种不是，最后说：希望你平心静气一个月不要出门，把以前我们劝你读的为人处世的书仔细读读，对照着自己去做事。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傻瓜，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很软弱。你要脚踏实地，痛改前非，才能对得起你的叔祖父、你的堂叔和你父亲的好名声，才能符合吴长庆对你的器重和期望。那么，一切的好事善事就会跟着来了。

从此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不再来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謇在吴长庆病死后，不愿意投靠李鸿章，坚持走科举的道路，1885年中了举人，又经过10年的折腾，1894年终于考中了状元。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张謇终于明白，科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对做官也不再发生兴趣，决心在民间为国家、社会经营实业和新式教育，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成为中国第一代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公司的领袖。而袁世凯则在仕途上扶摇直上。

袁世凯读了张謇他们的信，并没有什么悔悟之心，依然故我，用智慧，用权谋，立功立名。1885年，他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被委任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他两次被派驻朝鲜，处理朝鲜事务，都得到了实际事务的锻炼，开阔了眼界，也在朝廷大臣中赢得了声望，尤其得到李鸿章的重视和赏识。甲午战争前夕，他机敏地称病离开了朝鲜，在东北负责后勤供应。他办事井井有条，又赢得了上级的夸奖，为他的事功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李鸿章也被解除了直隶总督的职务。问题是，中国在战争中，主要的军队，淮军和湘军都失去了战斗力，国家没有了国防力量，必须重新组织军队。袁世凯因祸得福，以他的才华和官场的经营，获得了重要的机遇，受命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编练新军。当时，中国新式军事人才十分匮乏，新式的军事学校刚刚开始建设。袁世凯在朝鲜的锻炼和学习，使他比一般人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中国的传统仍然是文人带兵，湘淮军的带兵将领，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上的士大夫，其中很多是穷苦的读书人，学习武术骑马，组织军队。而袁世凯正是出生在这样的世家，自己虽然连个秀才也不是，但在军中仍然是个文官。他以文人而知兵，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可以得到提拔。袁世凯也向清政府呈报了他草拟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别小看了这一些，当时还没有几个人能草拟出来。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接管新组建的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开始操练。后来这支军队就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成了这支军队的家长和领袖，这支军队也成了他的财产和政治资本。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的阻挠，光绪的帝位也受到威胁。袁世凯思想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希望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拯救光绪皇帝。9月18日，谭嗣同秘密访问袁世凯，动员他“勤王”，也就是用武力保卫光绪，击败慈禧保守的政治集团。袁世凯当面慷慨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但事实上，袁世凯依然依附当朝权贵，辜负了维新派对他的信任，并没有起兵勤王，坐看慈禧回到城内的皇宫，控制了光绪，策动了政变，并且把维新派的密谋告诉了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他的官运当然就畅通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奉命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尽管国家经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袁世凯却因为机敏处理复杂的政局，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才，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袁世凯的。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李鸿章是在推荐他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因为加封太子少保，所以又称袁宫保。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清廷的权力衰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力最重的职务，国家精兵强将和大量新式经济事业都归属于北洋大臣名下。一颗政治明星终于在晚清昏暮的岁月中升起了。他的政治生命直接延续了李鸿章洋务派的事业，这一派系的政治思想和变革，延续了传统，局限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内，已经落伍于时代。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廷在列强压力下，清除了顽固排外的保守派，不得不下诏变法，“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行新政，在政治思想上，也不得不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同意向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在这场新政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袁世凯在这段时间的主要贡献是军事改革。1903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勖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当时的皇族亲贵大多腐败无能而身居要职，实际事务就往往由汉族的副手负责。这个练兵处实际上也就由袁世凯负责。他为新建陆军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办理，规划编练36镇，奠定了中国新式军事体制的基础。至1905年，袁世凯在北洋任内编练了6镇新军，后来社会上称为北洋六镇，是北洋军阀的起源之所。除陆军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世凯不易控制之外，其余5镇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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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令人振奋地建立了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成立了议会，制订了《临时约法》(宪法)，举行了全国的大选，召集了国会。政党蜂拥而起，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言论自由，百家争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似乎出现了。

然而，中国政治仍然到处潜伏着杀机，血雨腥风，在各地漂浮。政党运动成了党同伐异，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一方面，真共和假共和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共和亡国的危言令人揪心。维持大局的呼吁，挡不住政潮迭起。中国的共和制度终于昙花一现。

这是一段令人缅怀的悲情的历史。一代英豪，在不同程度上为了国家的政治变革，进行了努力和奋斗，包括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是他们的合力，才完成了辛亥年的变革。但历史十分无情，他们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也终于分道扬镳。他们都是失败的豪杰。袁世凯企图重建国家的统一，以帝制的权威，震慑骄兵悍将，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名裂的后果。梁启超期望以和平的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行开明专制，事与愿违，不能不走上护国战争的暴力道路。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向开明专制的道路，后来也灰心地退出了政坛。孙中山以革命救国，期望建设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但屡战屡败。他的遗产国民党，虽然取得了政权，却把三民主义束之高阁。

中国社会究竞是怎么回子事？我们不需要长吁短叹，而是要从民国初年的历史运动中找到它的脉搏。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学者们，缅怀这段历史，感到无限的惆怅。他们或者期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中国，使这场短暂的革命迅速转化为和平的建设，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的希望。或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误走了妖魔，也许是打开了西方的潘朵拉盒子，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和牺牲，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当然，以往的观点，则把责任全部推到了袁世凯的窃国和宋教仁的议会迷，似乎没有这哼哈两将，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人们的感情和主观愿望，是人们的价值观在打扮这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以寄托自己的期望。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向历史人物注入自己的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现代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专业历史工作者有责任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即使不能完美，也要努力接近。专业历史学者固然也有自己的感情和价值观，但现代历史学要求，专业工作者应该努力排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把历史的复杂的真相和运动告诉社会。至于社会群体如何评判历史，则是人们的自由。历史学家不应该指望以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去左右读者。因此，本书只是希望努力解读民初这段悲情的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把历史的运动看成一个自然的过程。本书尽力不对历史注入自己的主观愿望，也就是不去遐想历史的完美结局。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假设，都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证明，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去认真观察历史的运动，不去无谓地浪费时间，耽误了对真实历史的研究，造成文化的缺损。

本书希望以通俗的笔法，向社会大众解释这段让人寄予无限遐想的历史。人类历史是以一个个人的运动组成的。所以，本书也从人物介绍开始，中间也不断地叙述一些人物的历史。本书尤其着重介绍人物的教育背景，也就是文化背景。从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们就能理解这段历史生成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具有长期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近代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保守性。我们从辛亥人物身上看到，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中国的文化更新还刚刚开始，一批批的精英人物，刚刚从科举考试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对西学的学习还十分皮毛，竞然不能不去向日本转手学习。而且，他们还只能学一点点西学的常识，认真学习过西学的人很少。那么，我们对这些身裹传统的沉重包袱的人们，怎能寄托过高的希望？这是客观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命运。我们无意否定他们的奋斗，包括袁世凯的历史成就在内。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他们对于现代文明认识的实际水平。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又怎能有现代化的运动？即使有圣贤出现，也无能为力。辛亥那一代人，为了国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甚至作出了牺牲，我们不能轻忽他们。但是，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包袱，不是一代人就能解除的，我们也很难去苛求他们。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艰难而曲折，辛亥年的变革只是开了个头而已。文化的更新需要时间，先进人物身上区区的现代化观念，无法阻挡中国社会继续在传统的王朝更替的惯性上运行。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运动的严酷性，不能指望获得廉价的成功，今后的道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1912年在《临时约法》体制下的政治斗争，自从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调和南北，缓和了南北之间的政治冲突，达成了所谓的国民党内阁的妥协，政局一度趋于平静。不久，正式国会选举，以及有关正式宪法体制的争论开始展开。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并且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但是，进入1913年之后，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到议会制约的国家体制，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国民党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妥协，已经失去了调和的空间，矛盾再次激化起来。我们的下册，就要来叙述这个决裂的过程和历史的结局。

历史走着它自然形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当然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决定着基本的走向。例如，中国的近代经济还刚刚发展，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士大夫刚刚开始普遍地学习西学，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基本上还没有改变。士为四民之首，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的分裂，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很小。人们对共和、自由的理解很肤浅。在旧王朝崩溃以后，你不可能指望历史有一个良好的结局，社会的整合是一个复杂的、痛苦的过程。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谁也避免不了历史的阵痛。

历史很难假设，就因为制约历史运动的因素太复杂。当然，以往的历史不可能推倒重来。价值观的分析，总是见仁见智，不利于全面地理解历史。我们看到很多作品，或者倾向于革命，或者倾向于立宪。在民初的历史环境中，某种机遇和组合，很突兀地冒出了一个政党政治派的宋教仁，可惜，昙花一现。如果我们同情革命，我们自然就支持激烈派，如果我们同情和平改革，那么我们应该同情谁呢？或许社会的多数支持宋教仁，但我很疑惑，为什么不支持孙中山？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孙中山的方针，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政治冲突，才是在民初避免决裂的好办法？宋教仁主观上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建设，在袁世凯信誓旦旦地效忠共和的花言巧语下，希望通过正式议会选举和正式宪法的制订，把国家引导向长治久安的共和轨道。但客观上，他要以议会民主方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袁世凯怎么可能和平地退让？即使是前清立宪派组成的政治团体和党派，他们更有经验和抱负，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怎么可能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去执掌国家大权？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可能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不可能有和平。这是当时的客观政治局面。宋教仁之所以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就在于他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完全背离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实际格局，也就是迷恋虚假的议会形态，而没有看清楚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我们再听听陈炯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形势的反省和对孙中山的批评：“今人以盲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此殆狃于首次成功之易。然民国肇造，民党之力实未能贯彻始终，故有南京政府之投降。民党不自深省，每贪天之功以为己能。二次相率一败，亦职是故也。”一个“投降”的政治力量，无论是用和平的方法，还是暴力的方法，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呢？共和制度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是，它的实践是有条件的。你如果是准备为共和制度的实现而长期奋斗，无论采取革命的还是和平的运动，都应该是脚踏实地的一步步的运动。而宋教仁式的议会运动，尽管在向社会传播现代意识上是有意义的，在实践上也给了后人启迪，但毕竟拉帮结派式的议会政党，是虚浮的民主运动，不可能积累起推进共和制度的社会力量。他的实践，只是留下了一堆教训，这一运动很快就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时代，对共和自由深感迷茫的时代。我们不是要苛求革命者，或者苛求宋教仁，而是解释迷茫时代的形形色色，我们自己不要陷入到那个迷茫之中。

我们如果客观地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在落后的中国，远远没有到可以操作的阶段，我们在上册中介绍的领袖人物的教育背景，也说明了他们可能的修养，更无论中国广大的群众了。而客观的历史运动表明，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统治集团的更新，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起步的道路。这种更新经过了反复的过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这一历史任务来说，宋教仁与袁世凯妥协的议会运动是不能胜任的。或许，我们过多地同情革命，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的朝气要多一些。但历史是复杂的，中国社会代际更新非常快，各领风骚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革命者的严重问题。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理想，但事实上我们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人，社会运动是在不理想的过程中去实现理想的。所以，我们不必去苛责前人，但也不必去夸大前人的功绩和成就。

总之，中国社会还很落后，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也仅仅刚刚开始，更不必说社会大众了。即使先进分子的思想水平真的很高，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理解得很透，如果民众没有觉悟，旧习惯没有改变，少数人也是决定不了中国的命运的。从我们上面的观察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是革命者有了点民主观念，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保持着权威主义的习惯。只是当在野的时候，向别人要民主比较容易而已。社会真正的变动，没有革命那样眼花缭乱，那是在最基础的社会生活中一步一步提升的。

肤浅的、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在社会上无法操作。社会运动回归基本面，如何踏踏实实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包括经济、教育、文化、政治、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不是搞一个议会制的形式就能达到目的的，也不是浅薄的呐喊就能动员群众起来解决问题的。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现代政治学的大师，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