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的时候，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
“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是不是卡勒又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也许今天我们要去张贴革命海报，宣传反对右翼势力的摇滚乐，或者反纳粹、反排外主义的音乐会？要么是去喷刷反对中子弹的标语？——我们经常这么干。可卡勒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却那么紧张，同时还有点郑重其事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斯陶芬到弗莱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我一个人站在足球场对面的马路边，张望着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过路车。气温不到十度，我冻得浑身哆嗦。过了没一会儿，天上就开始飘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毛线衫，而且为了显示潇洒还故意敞着怀。眼见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开始焦躁起来。这些司机肯定是看了《图片报》
上的那种公路抢劫的新闻，所以把路边每个等着搭便车的人都当成了嫌疑犯。想到这里，我不满地朝那些汽车远去的背影挥挥拳头。
已经两点五十了，离我和卡勒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迟到的话会很尴尬，尤其是在他这个劳工青年团（也就是德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县区干部面前。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都要被我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