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孙中山眼中的“革命圣人”，蒋介石眼中的“革命导师”，和孙中山的一次邂逅，注定了他毁家纾难、襄助革命的生涯。他身受封建社会的恩泽，却主张以西方民主思想救中国，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帝制。他以商人特有的精明眼光，判断出蒋介石会成为未来中国的主宰，因而不惜余力扶持蒋介石建立“蒋家王朝”，但也真是这个决定注定了他前半生的荣耀和后半生的落寞——他逃不脱功臣谋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宿命，但祸兮福兮，历史也因此成就了他，民初经济因他而奋力一跃，发出虽微弱却不失耀眼的“火花”，研究蒋氏发家史和民国经济史的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他的名字——张静江。

本书作者张建智先生，长期潜心文史研究，对张静江研究尤为执著。他本着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在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现了张氏传奇性的生平。相信这本传记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引发人们对辛亥革命史及近代经济史研究更为浓厚的兴趣。

再版前言

序言

上篇 1928年前的张静江

 一、休宁祖先

 二、故里南浔

 三、恒和起家

 四、丝盐发家

 五、“四象”之一

 六、童年时期

 七、生当人杰

 八、出洋从业

 九、追随国父

 十、婚姻家庭

 十一、丹心侠骨

 十二、中华共和

 十三、巴黎通运公司

 十四、创立世界社

 十五、《新世界》周刊

 十六、相濡以沫

 十七、秋风悲战马

 十八、《新世纪》停刊

 十九、同盟会中部总会

 二十、同乡陈其美

 二十一、为建国备款

 二十二、革命既成

 二十三、功成身退

 二十四、二次革命

 二十五、出任财政部长

 二十六、“理财第一人”

 二十七、与蔡元培

 二十八、梦别陈英士

 二十九、回国返乡

 三十、低潮时期

 三十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十二、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三十三、力荐蒋介石

 三十四、痛别国父

 三十五、张蒋结盟

 三十六、当选中央常务主席

 三十七、蒋汪对垒

 三十八、致书汪精卫

 三十九、黑暗的前夜

 四十、“护党救国”之通电

 四十一、“清党”和“宁汉合流”

 四十二、1927年的“以退为进”

下篇 1928年后的张静江

 四十三、1928年的转变

 四十四、西湖博览会

 四十五、打通闭塞的大门

 四十六、发展电力工业

 四十七、兴办水利与创建矿业

 四十八、中国新铁路之父

 四十九、晚年的家庭生活

 五十、儿女们的生活

 五十一、人品与交游

 五十二、张蒋政治联盟的破裂

 五十三、通电全国的辞职

 五十四、抗日，戒肉，戒烟

 五十五、宦海如梦

 五十六、最后的尾声

张静江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一 张静江先生对煤矿事业之史绩

附录二 二兄行述

附录三 谈卧禅

附录四 于右任致张静江信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877年9月19日(清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在位于浙江北部太湖南端湖州府南浔镇东栅、庞公祠西首的一座人称“鹿门旧德”的庞家大宅内，正热闹非凡。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一个新的生命呱呱落地。当这个小生命长大以后，他那不同凡响的经历，是和中国20世纪初那段民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民国奇人张静江。

张静江的祖上是世代经商的巨贾富商，这个家族在中国江南属于人所瞩目的豪富阶层。祖父张颂贤、父亲张宝善，是江浙沪一带的富商。而母亲庞氏家族，也是当地的巨富望族，还是江南有名的收藏大家。

张静江的祖先世居安徽休宁县。当时“徽商”在徽州六县中已形成了从商的风习。徽州除黟县、绩溪业商形成较晚以外，其他地区如歙县早已是“业贾者十家而七”了。而张静江先世所居住的休宁也同样是“以货殖为恒产”的一个县。可见其先世早已把业贾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了。那么张静江的先世为什么在明末携家眷转辗而至浙江呢？这也许与明末农民起义军对徽商的打击有关。当时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商人的政策，但对有了一定家产的豪商巨贾则坚决实行打击措施。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初年(1573—1662)近百年间，由于徽商的经营发展屡遭挫伤，故徽商从心理上来说，总与农民军处于不合作态度，这也加剧了农民军对他们的仇恨。大顺军攻克北京后，对徽商总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

张静江的先世很可能就是受到李白成所属农民起义军打击的一位富商。身处明末兵荒马乱之际，张静江之先世作为休宁商人，是难以逃脱遭打击、受挫折的厄运的。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其先世只能“携眷”长途跋涉，顺着新安江河流的流向，移居至浙江湖州东陲，一来是为了避祸，二来可以开拓新的经商之地。

在携家一路迁移的过程中，张静江的先世最终选择了江南水乡的一个重镇——南浔。位于浙江湖州东陲的南浔，一向有业贾的传统。在具有经营经验的张静江曾祖张维岳眼中，南浔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这真犹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所描述的那位四川人卓氏，因独具经营眼光而长途跋涉，最终找到了一块很好的经商之地临邛，从而一跃成为巨商豪富。张维岳选择南浔这块土地，也许是因为南浔这块地方土质丰腴，气候温和，北濒太湖，大运河穿行其间，河港纵横密布。据说南宋时，南浔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江”。进入明代，天下蚕桑之利，已“莫盛于湖”，而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而且南浔历来是扼苏、嘉、湖、杭的交通要冲。有业贾头脑的张维岳不但看到了这些优势，还看到了南浔再往东有濒临黄浦江通大海的方便之门。这些天时地利的条件，坚定了张家定居南浔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浔特有的人文环境也是张维岳选择南浔为定居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张维岳心中自有徽州文化品性的素养，虽是商人却也通文墨，不失儒雅风度。这与徽州六县之一的休宁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是分不开的。大学者胡适曾说：“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的学者可数出一大堆，如12世纪的朱熹，18世纪后的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都是在我国文化史、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人物，而南浔从其特有的人文历史而言，也可堪称是江南的一颗文化明珠，它曾是明嘉靖礼部尚书董份和明万历首辅朱国桢的故乡。

这个江南水乡重镇，传说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范蠡在此经商，也曾有元末明初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出身南浔的历史记载。这里货运畅流，商业繁盛，为货殖者所向往。南浔水质纯清，盛产优质蚕丝，尤以其南郊辑里蚕丝闻名中外，人称“辑里湖丝”。它的丝织品早在明清就被宫廷列为贡品，选为帝后龙袍风衣、官僚权贵礼服、嫁衣的上乘原料，声名远扬。也许，张维岳在安徽或避居浙江时早已听到了颂扬南浔蚕丝的歌谣：  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

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做嫁衣穿。P2-3

我常认为，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一个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社会运动。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还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当年许多仁人志士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离乡背井，远走异国，不顾个人安危，为社会的进步和祖国的独立作出极大的牺牲与贡献。但是，随着时问的流逝，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有些当年曾是星光灿烂的风云人物，甚至会被后世逐渐淡忘。张静江就是这样一个应受重视而反被忽略的人物。

他出生于江南名镇南浔的富豪世家，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及长捐二品候补道衔，光绪二十八年以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仕途一帆风顺，经商亦获利甚丰。他本来可以在清末新政体制内青云直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却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诚挚感情，迅速接受欧洲新思潮的影响，并且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以智慧而且以钱财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民国诞生以后，他却功成身退，与那些居功自傲索官敛财的“开国元勋”们大异其情趣。“二次革命”以后，虽然亦曾多次涉足政坛，并且身居要职，但那也多半是为了“护党救国”，并非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且很难视为掌握实权的主流政客。

1928年以后，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更大且更趋复杂，他也更加疏离于政治漩涡的中心，醉心“经济救国”；在电力、水利、矿业、铁路乃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如西湖博览会)等方面付出许多心血。他虽然处于“党国大老”的高位，而且又从事工矿交通运输等许多企事业，但始终严于律己，过着俭朴淡泊的生活，在人品操守方面亦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记录，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这种环境之中的人也非常复杂，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心理。

王船山史识颇多精微，他虽然提出“论人之衡有三，即：正邪、是非、功罪”；但却没有刻意把历史人物的评价简单化、公式化乃至脸谱化。他说：“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宋论》卷六)

为张静江这样长期纠缠于国民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的政治人物写传，“平情”、“思反”的客观审视与辩证论析尤为必要。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湖州籍的辛亥革命重要历史人物。如张静江、陈英士等，过去曾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这是非常有失于历史公正的。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们的奋斗牺牲与执著追求多半是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富强。尽管在若干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张静江在政治抉择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认为张謇在1925年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就说得很好，其结尾一段话是：“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可以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段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评判历史人物的参考。

本书作者张建智先生，长期潜心文史研究，对张静江研究尤为执著。他本着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在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现了张氏传奇性的生平。我深信，这本传记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引发人们对辛亥革命史及近代经济史研究更为浓厚的兴趣。

壬午年早春于武昌桂子山麓

自幼常听外祖母讲南浔“四象八牛”的故事。当她讲起这些充满传奇而又神秘的轶闻时，老人就显得神乎其神，而我也听得心向往之，时时在幼小的心灵里泛起一种崇敬之感。老人有时还神采奕奕地讲到，她的婆婆那时也常被“四象”之一的庞家请进大院描花绘画。及长，我也常常去位于这个镇东栅的张氏故居一带看看，那时大门是紧闭的。无法窥测其故居内院。长期以来，这些大大小小的房屋，只不过是我心中的一座“认识的高墙”而已。其时，我只能凭借幼时从外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以及张氏家族遗存在镇头上的粉墙黛瓦，去幻想当年曾生活在这一座座高墙大院里的历史人物，去遥想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的命运……

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时代。它历经了从封建王朝到共和政府之嬗变，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了国内军阀断断续续的混战和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损害。天灾、人祸和各种动乱，夺去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这，确是个不堪回首的时代。

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在这历史的河流中，流淌过去的既有万丈波澜，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总之，沧桑岁月之中，既有可圈可点的精英人物，也有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

在我们对这一个时代的回眸中，那些可被后世立传的人物可谓很多很多。而我，所以要为张静江这个历史人物写一点传记之类的东西，那是因为要了却我心中的一个夙愿，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写历史人物时的舍近求远。因为，南浔毕竟是我的故里，我随时可以去那人去楼空的张氏故居和刘氏嘉业堂藏书楼，一遍遍沐浴和体味那种场景和氛围，体味它们与我心灵碰撞的奇妙感觉。

再则，我的善良而知识渊博的外祖母，她虽然早已离我们而去，但她曾津津有味讲起的“四象八牛”的故事，却远远还没有讲完呢。这样的故事，已经延续一个多世纪了，但它始终是让一代代人讲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如水逝去的年华，倏忽已流淌到了新世纪之初，“百代之过客”的人生之旅，已流到了我们这一代，于是我想，是否可以把这故事，再继续讲下去，并把它叙述得系统些和更贴近历史一些。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我写这部传记的出发点吧。

于是，我便开始搜寻有关张静江的史料及传闻轶事，同时研究20世纪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史、共运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曾经粉墨登台的众多民国历史人物。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真有幸，得到了对近现代史与辛亥革命史素有研究的章开沅先生的帮助。他从武昌华中师大自己的“实斋”书屋，给我寄来了他自己撰写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让我阅读，而且，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华中师大历史系的张建平先生，还特地从图书馆给我复印了我必需的资料，这无疑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大多是利用深夜时间，在一盏孤灯下，耐住寂寞和劳累，一页一页地写下去，终于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完了这部传记。

在完稿之时，正值岁末寒冬，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这时的我有两种感觉。也可说是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悄悄对自己说，唉，下次别再写那长篇的传记文学了！可同时也滋生出了另一种进取与喜悦的心态，认为自己通过写这部长篇传记，不无加深了对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也增长了为通达多门学科的历史人物作传的经验，以后再写这方面的传记文学就方便多了。

在我撰写《张静江传》时，我总记起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的话，他认为传统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诠释活动来延续和更新的。我试图按照他的“另一种类型的认识”，即“实践智慧”的理念，也就是说用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智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撰写张静江这位历史人物。实际上自老子、孔子以来中国的思维传统，恰恰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只不过我们自己在这几十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这种理性的延续与更新。所谓活生生的诠释，也便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研究要力求全面、客观和公正。

当然用这种理念去理解、去撰写民国历史人物，其中的百般辛苦也只能由自己去感受了。当然，众多读者是否喜欢阅读本书，它的写作质量如何，我想这一切应由专家、同仁和读者自个儿去评判。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我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在国内外能有多种版本的张静江传出现，以期将民国奇人——张静江的研究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除得到上述师友之帮助外，还得到许多有识见的人的鼓励，如葛剑雄先生、褚钰泉先生、朱郭先生、吴倩女士、周佰军先生、赵兴胜先生，还有乡前辈林黎元先生。乡友单金根先生为此书摄制了图片，眭桂庆先生也提供了照片和资料。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大的鞭策与鼓励，使我能坚持写下去。我想，如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本书要如期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吕薇编辑，在上海组稿时与我不期邂逅，惠予邀约出版此书，在此一并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有关编辑，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本书的差错大为减少。

20世纪已经过去，新世纪之初，我们能否对上个世纪的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也许能，也许不能，抑或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解释。但我想，历史是由人所演化，“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读一读在上个世纪里生活的历史人物的纪录，兴许能对我们合理解释20世纪这段历史提供一点帮助。如达此愿，虽此书残缺颇多，语饶重出，然敝帚自珍，终能献之读者良朋，吾愿足矣。

张建智

2002年12月于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