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不仅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不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本书是《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安置政策出台、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且与建国后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但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

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并对他们作出分别研究。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为国家一项专门工作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主体。但从广义来说，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因此本书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一 从头说起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三 榜样的力量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二 “北京庄”和“共青社”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四 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一 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四 社会的反响

 五 改造的历程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一 先行者

 二 “摸着石头过河”

 三 下乡以后

 四 创办青年农场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六 “大跃进”前夕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三 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 城市精简人口

 二 邢燕子，好榜样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四 到国营农场去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六 问题和特点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 年的安置规划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三 教训和经验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二 青春无悔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一 谁改造谁？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一 “两种教育制度”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三 当农民以后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五 军垦战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一 余波

 二 返城风潮

 三 反对经济主义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五 返城风的平息

 六 先驱者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一 十七年的教育

 二 真诚的探索者

 三 从天安门起步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五 最初的实践

 六 殊途同归

附录

再版后记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 从头说起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人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人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日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讲”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人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s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P1-3

本书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虽然在本书后面几章也详细叙述了“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的探索、下乡的源起以及下乡后的经历，但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在“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上。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像后来“老三届”的活动那样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能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可是既然本书的宗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思考这段历史，那么，探寻它最初的源起和发展脉络，就是一件不能避开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丰富的事件进行全面的研究，远非这本小书所能胜任。本书不过是择取其中几个侧面，进行初步的拓荒而已。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除了“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讨论。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小学，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边疆和农村，也以干部的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资。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理论上，他们是被作为农民的。这正是知识青年与其他到农村、边疆工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即使是这样，知青也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文革”前后曾在党报、团报上名列显著位置，在一代青年中成为典范的知青先进人物，其中大多数，就都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回乡知青”与“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其实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

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正式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以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就成为“知青”的主体。

本书的主题既然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它所涉及的范围，当然是广义的知识青年，他们作为同一政策下的同时代人，有过一段共同的人生际遇，面临过实质上相同的问题，所以本书与其他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不同的，就是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回乡知青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经历。不过，狭义的知青，尤其是“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至今仍是知青中最活跃的一群，因此，他们也是本书的重点和注意的中心。

知青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政府送他们下乡，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代“新农民”，但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他们最终的倒流回城，说明了他们始终未能融入、消失在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结果他们便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  知青问题至今仍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有关知青的回忆文章、书籍已经蔚为大观。从最早的“知青文学”到集体撰写回忆录，直至最近知青书信、日记的结集出版，都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近年出版的一些文集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当年经历的追忆，还浸入了多年之后对这段人生道路的严肃的思考。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知青一代人对自己那段人生经历，在不断地反省，而且这种反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深化。仅仅是这段自我认识的过程，已经足够写上一本书了。但是这种自我认识，还不能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作者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利弊，以这个群体的一员来认识这个群体的特点，自有局外人难以具备的长处，但也必然会带有种种局限甚至偏见，这一切，就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鼓励和热心帮助。在此谨向刘小萌、史卫民、马晓力、张木生、刘汉顺、张力、金佳、张三杰、庞京生、张景岩、胡岩、徐庭云、矫小红、孙东园、张重、李志伟、童长江、黄以平、陆小娅、方奕、姚安，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谨识

1997年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