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华盛顿；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玛莎·杰斐逊·伦道夫和玛丽·杰斐逊·埃普斯；多莉·佩恩·托德·麦迪逊；伊丽莎白·科特赖特·门罗；路易莎·凯瑟琳·约翰逊·亚当斯；安杰莉卡·辛格尔顿·范布伦……本书讲述了四十四位美国第一夫人的传奇人生。作者重点描绘了第一夫人的政治工作。包括第一夫人是不是总统的政治得力助手，她的政策主张，她处理国事的技巧以及她在政治运动和政治选举中的作用。

在这册书中，传记性的文章无法展示每一位女士生活的全貌，甚至无法顾及第一夫人角色和作用的方方面面。但是，作者重点描绘了第一夫人的政治工作。包括第一夫人是不是总统的政治得力助手，她的政策主张，她处理国事的技巧以及她在政治运动和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并不是每一位第一夫人都热衷于政治，但所有的第一夫人都成为了政治伙伴，不管她们是否愿意。

西恩纳研究所的美国第一夫人排行榜

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华盛顿

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

玛莎·杰斐逊·伦道夫和玛丽·杰斐逊·埃普斯

多莉·佩恩·托德·麦迪逊

伊丽莎白·科特赖特·门罗

路易莎·凯瑟琳·约翰逊·亚当斯

埃米莉·多纳尔森和萨拉·约克·杰克逊

安杰莉卡·辛格尔顿·范布伦

安娜·塔特希尔·西姆斯·哈里森

利蒂希娅·克里斯琴·泰勒

朱莉娅·加德纳·泰勒

萨拉·奇尔德雷斯·波尔克

玛格丽特·麦考尔·史密斯·泰勒

阿比盖尔·鲍尔斯·菲尔莫尔

简·米恩斯·阿普尔顿·皮尔斯

哈丽雅特·莱恩

玛丽·托德·林肯

伊丽莎·麦卡德尔·约翰逊

朱莉娅·登特·格兰特

露西·韦尔·韦布·海斯

柳克丽霞·鲁道夫·加菲尔德

埃伦·刘易斯·赫恩登·阿瑟

弗朗西丝·福尔瑟姆·克利夫兰

卡罗琳·拉维妮娅·斯科特·哈里森

艾达·萨克斯顿·麦金利

伊迪丝·卡罗·罗斯福

海伦·赫伦·塔夫脱

埃伦·路易丝·阿克森·威尔逊

伊迪丝·博林·高尔特·威尔逊

弗洛伦丝·克林·德沃尔夫·哈丁

格雷斯·安娜·古德林·柯立芝

卢·亨利·胡佛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

伊丽莎白·弗吉尼亚·华莱士·杜鲁门

玛米·热纳瓦·杜德·艾森豪威尔

杰奎琳·李·布维尔·肯尼迪

克劳迪娅·泰勒·约翰逊

帕特里夏·特尔玛·凯瑟琳·瑞安·尼克松

伊丽莎白·布卢默·福特

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卡特

南希·安妮·弗朗西斯·罗宾斯·戴维斯·里根

芭芭拉·皮尔斯·布什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劳拉·韦尔奇·布什

评论

“如果他们能，所有的男人都将成为专横的暴君。”

阿比盖尔·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个时髦的第一夫人。如果她那个时代也有电视谈话节目或谈话广播的话，她一定会是个频繁出镜而坦率的嘉宾。而她的前任——玛莎·华盛顿，在8年的华盛顿政府时期更喜欢将她的政治信念掩盖在公众舆论之下，阿比盖尔却刚好相反。

阿比盖尔希望对新生共和国的政治磋商提出一些意见。于是，她就给当时的主流报纸写信谈论政策和政治问题，并且明确表示让她的观点公之于众。

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投稿。今天，任何一位想对时政要闻发挥影响的政治家都会采用记者采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而18世纪相应的做法就是给出版社写信；接着，政敌就会提出反驳；有时，观点的这种针锋相对的循环周期会持续数月。关于这个革命国家新生政府的重大争论，最初都刊登在报纸的专栏中，后来汇编成《联邦党人文集》一书出版。偶尔作者会用真实姓名，但通常他们都是用笔名。

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信都是用笔名或匿名发表的，这是那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文字的惯常做法。亚当斯总统在其任职期内一直待在费城，直到最后四个月才离开那里。在这个相互关联紧密的社区中，编辑们知道了他们发表的专栏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随后，这个城市的所有政客，无论朋友还是政敌，都知道了这件事。这就是政治。

作为第一夫人，阿比盖尔在许多方面开创了重要的先例：她定期到众议院听取辩论。她参与人事决议，给她的丈夫提供政治官员任命上的建议。在政治上，她对党派的理解也很积极，积极到反联邦党的国会议员艾伯特·加勒廷称她“不是美国的总统夫人，而是一个党派”。两个世纪以后，共和党人对另一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政治积极性与20和21世纪第一夫人的政治积极性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她没有选举权，她不能竞选政治职位，对她来说，凭自己的资格以一个公众政治人物出现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她的权力源于其丈夫的职业是事实，但不能磨灭的相应事实是她行使权力对政党政治、国内外政策以及政治任命权都产生了影响。

如果她能随心所欲地活动，她可能会走得更远。在她的丈夫起草《宪法》时，阿比盖尔就游说他要把女性的权利写进宪法。“我希望你不要忘了女士们，你应该比你的前辈更慷慨、更有利地对待她们，”她写道，“不要把那种无限制的权力放在丈夫们的手中。记住，如果能的话，所有的男人都可能成为暴君。如果不给女性以特殊的关爱和注意，我们就会决心反抗，并且将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因为这些法律根本不代表我们的心声和利益。”

要了解这位公开使用其权力的夫人，以及这种做法与她生活时代的格格不入，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考察。1744年11月，阿比盖尔·史密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韦茅斯市的一个政治世家。她的母亲是新英格兰的名门望族——昆西家的女儿。她的外祖父在马萨诸塞州议会中任职，并且是当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她的父亲——威廉·史密斯，是一名公理会的牧师，他开明的思想惠及对女儿的教育。

尽管她没有接受正式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但阿比盖尔·史密斯的家庭教育却完整而细致。她学习拉丁文、历史、文学，阅读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同时代的政治哲学也纳入了她的涉猎范围。当她还只是个少女时，她就通过阅读发表在《观察者》——一种广泛流行于伦敦的文艺杂志上的激烈的政治辩论而开始思考约翰·洛克。

18岁时，阿比盖尔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约翰·亚当斯。同时代的人描绘她是一位身材颀长的姑娘，拥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两年中，这对恋人展开了一场以坚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为特征的恋爱。当时，约翰·亚当斯送给阿比盖尔一份很不绅士的列着她缺点的信。她回复说她很高兴读到它，就像别人看到他们的优点时一样欣慰。之后她也一一列举了他的缺点。这种指出——回击的形式和机智争辩的意志显示了阿比盖尔的独特个性。

约翰·亚当斯确实不具备史密斯家族的名望。他毕业于哈佛的律师身份在18世纪并不像今天一样极富影响力。然而，阿比盖尔与约翰还是于1768年结婚了。他们共有的第一个家是波士顿的一个他们称之为“白宫”的地方；这可能只是一个预感。32年之后，阿比盖尔·亚当斯成为第一夫人搬进了总统府，就是今天的白宫。

不管她的家人对这桩婚姻如何顾虑重重，年轻的约翰·亚当斯后来还是以一种让古老的昆西家族嫉妒的方式在政治上不断上升到显要职位。他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177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他负责组建《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委员会。在独立战争时期，亚当斯通过谈判协商争取到了法国和波兰的援助。1783年，他又通过谈判签订了大英帝国与新生美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接着他担任了5年的美国驻英公使。从1789年到1797年，他一直是乔治·华盛顿的副总统，之后就继承了总统之位。

在亚当斯的早年生涯中，当他被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往返奔波于费城和马萨诸塞时，阿比盖尔就在马萨诸塞的昆西操持家务。在1774年到1783年的9年当中，阿比盖尔经常是独守空房。事实上，她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养育着他们的4个孩子。

和玛莎·华盛顿一样，阿比盖尔也积极支援美国革命。在邦克希尔的战斗中，她融化白锻制成子弹提供给装备不济的属地军队。她也一定知道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内幕。在其他所有方面，阿比盖尔都能使她的丈夫充满自信。她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亚当斯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阿比盖尔频繁地给他写信，有时一天多达三封。可以想象她用电子函件写的话该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并不是关于普通家务事的书信。她在信中讲述的是政治趋势、公众情绪、热点问题——优秀的政治家都渴望的时政情报。除了新闻之外，她还会附上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激励约翰·亚当斯去评价它们，“比起我一周之内听到的具有更多有益的想法、出色的主意和天生的智慧”。

  P7-9

埃莉诺·罗斯福标志着美国第一夫人在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她之前，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以一种非常平缓的节奏发展，并且只限于典型的白宫女主人的社交范围内。在她之后，这发生了转变。一位伟大的总统似乎往往是与国家危难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事实同样在埃莉诺·罗斯福及其鼓舞美国人民勇敢面对大萧条的才华中得到了证实。在危难之中，整个国家对她的广泛参与新政决策和政治积极性表示热烈的欢迎。如果没有大危机的氛围，她僭越职权毫无疑问是会受到指责的。然而，在埃莉诺·罗斯福之后，第一夫人就可以自由地在她们喜欢的领域中积极活动，获得她们渴望的成功。唯一的限制就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必须面对的：她们的努力和付出必须得到公众和政界的支持。

宪法中并没有正式规定第一夫人的职责。这一职责是逐渐约定俗成的，每一位新任第一夫人的权力建立在她前任的基础上，或者是在解决她前任政治错误的过程中形成的。

共和国建立之初，第一夫人的职责没有任何的界定，无论是明文规定，还是约定俗成。然而，这一角色需要有明文规定。1789年的世界几乎无民主可言，因此，在新生的独立美国要树立如何实施政治、社会和外交政策的典范。同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也亟需获得世界新成员国的名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建立正统性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模仿现存强国的传统，但这就意味着第一夫人的职责也要遵循欧洲王室的风格。但要开创反映新生革命国家的独特风范和强调平等、反对贵族等级的礼仪风尚，展示民主政体的优点，以此取代以国王和王后为标志的王室风俗的复制政体，这条道路会更加艰难。

追随欧洲王室的风俗与创造美国的新风尚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使这种职责陷入困境。早期的第一夫人如伊丽莎白·门罗和露易莎·亚当斯按欧洲宫廷的风格和方式举办奢华的社交聚会都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一个多世纪之后，南希·里根重饰白宫和过分夸张的就职典礼因对公众的品味来说太过于奢华和帝王化而遭到了非议和攻击。然而，还有一些第一夫人如简·皮尔斯和萨拉·波尔克在其任期内由于白宫太过于朴素无华，招待宴会太过于平淡无奇而受到国人的非议。并不是每一位致力于华丽的社交活动和重饰白宫的第一夫人都会遭受非难。杰奎琳·肯尼迪就是一个广享盛誉的第一夫人，也是一个最传统的第一夫人。

当公众对第一夫人执行社交职责的态度处于有争议和模棱两可的状态时，当这一职责要求参与政策制定时，公众接受的界限会更加模糊不清。绝大部分的第一夫人在政治上都是积极活跃于其丈夫的职业生涯中。她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和维护各项社会事业，影响政策制定，敦促宣战声明，聘用和解雇总统顾问，并且这些活动经常是以私人名义而不是公开状态进行的。

独立战争后的几任美国第一夫人都是历经战争的女强人，对国家的政治未来有明确的见解。艾比盖尔·亚当斯试图寻求一个公开的政治角色，但社会风气却不允许妇女公开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夫人似乎都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风雅。直到20世纪妇女获得选举权后，第一夫人才更加积极地塑造自己的政治角色，尤其是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如果第一夫人卷入了其丈夫有明确政策纲领的竞选活动，她就应当承担起贯彻和实施那些政策的职责，这似乎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程。事实证明，这一进程走向总统和第一夫人共同执掌全权的最后一步是难以捉摸的。20世纪的第一夫人如伊迪丝·高尔特·威尔逊和约翰逊·伯德夫人都公开参与政治运动和政策制定。南希·里根在白宫的政治手腕果断而刚毅，在帮助她的丈夫实现政策目标时也是坚定而自信，但她却因超越第一夫人的权限而受到世人的严厉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几乎以代总统的身份行使职权，但她雄心勃勃的国家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失败断送了她恢复第一夫人荣誉的前程。之后，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内，她只能退回到第一夫人更为传统的公开活动中，尽管她私下仍继续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在本书中，我以一个政治知情人的身份接触到第一夫人。在撰写她们时，我着重刻画所知的每一位夫人参与总统重大事务的程度。尽管彼此是不平等的，但总统夫人仍然是总统的政治搭档。第一夫人往往对政治伙伴的角色寄予浓厚的兴趣。

盲目崇拜第一夫人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参与总统政治活动和身为女性的她们。朱莉娅·格兰特不仅在白宫的国宴上大摆25道菜的豪华盛宴，还为富丽堂皇的宴会秘密拨款，之后又利用第一夫人的权力阻挠腐败调查。简·皮尔斯为了给夭折的爱子招魂而在白宫举行降神会。玛丽·林肯就像伊梅尔达·马科斯收集鞋子一样疯狂地购买手套——甚至出格到在国防部的信头上签署“总统夫人”的字样发布命令。每一位第一夫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总统丈夫产生政治影响力。

美国最伟大的第一夫人是与其同性恋人一起居于白宫的双性恋者。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中存放着18箱洛雷娜·希科克的私人信件集，记载着她与埃莉诺·罗斯福的情感轶事。这些可以披露的档案不仅拓展了我们对这位在专家的民意测验中蝉联榜首、卓越非凡的第一夫人的了解，而且造就了埃莉诺·罗斯福持续不断的民众支持率和对现代美国的伟大贡献协助宣传宽容对待同性恋并战胜对同性恋的厌恶态度。

但《纽约时报》的一位前任记者多丽丝·费伯在研究第一夫人的自传时发现了其中的内容，她竭力游说政府官员把希科克的档案文件保密到2000年。在40年代供职于《纽约时报》期间报道埃莉诺·罗斯福经历的费伯认为，隐藏这一事实可以保全埃莉诺作为第一夫人留下来的光辉形象。

“崇拜性报道”是19世纪的一种遗风，而这种遗风至今尚存。从玛莎·华盛顿开始，新闻界和公众都十分关注第一夫人和白宫的女主人。只要报纸在国内发行，第一夫人的衣着和发式就会引领时代潮流。当报纸和杂志编辑认识到她们对女性读者的影响力后，就派女记者去采访第一夫人。制造商也不失时机地领悟到了这一点，他们利用第一夫人宣传每一种可以想象出的产品，从19世纪的肥皂和香水到20世纪的妆饰颜色和汽车款型。第一夫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认可的时间要远比其政治重要地位的实现早得多。

我们往往能知道许多同时代的第一夫人的信息，这要归功于首先采访报道她们的女记者。但遗憾的是，妇女在19世纪还没有获得选举权。报纸上有关第一夫人的报道都倾向于反映社会新闻。罕见的例外就是在政治运动年代，一位有争议的第一夫人会遭到极为不利的报道。据说，雷切尔·杰克逊在1828年总统大选年被重婚流言中伤后悲痛欲绝而亡。雷切尔就是这个例外。一般墨守成规的报纸通常讲述的是白宫宴会的桌椅如何摆放，宴会的程序如何以及第一夫人接见宾客所穿的礼服等这些烦琐细节。

劳拉·霍洛韦撰写了一本综合介绍第一夫人的著作——《白宫女主人》，于1880年出版，此书记载了从玛莎·华盛顿到柳克丽霞·加菲尔德第一夫人大量的生活细节。霍洛韦的著作标志着记述第一夫人贡献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同时也是一个被奉为经典的成就。

妇女最终取得合法选举权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后，报道第一夫人仍被女记者视为抢先新闻。一家全国性报纸派出的第一个报道白宫新闻的女记者告诉我，如果我不征引她的报道她就会反对报道第一夫人，因为她并不希望自己被归类到从事“女性”事业的行列中。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情节和戏剧是属于总统的，而盛况和典礼是属于第一夫人的。即使是定期举行女记者招待会的埃莉诺·罗斯福也主要是由女记者报道，如《纽约时报》的多丽丝·费伯。当埃莉诺逐渐展示出她超越普通第一夫人的卓越才能时，男记者也开始寻求对她进行简短新闻报道的途径，不过他们是没有这种特权的。白宫东翼是女子的空间，西翼才是男士的天地。

当然，这种严格纯粹的性别分界线从未真正存在过。白宫的女主人总是手握大权影响国家事务、政治活动以及总统的任命。假若美国大众还未作好接受总统配偶在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准备，崇拜性报道只是一件掩盖的外衣。从伊迪丝·高尔特·威尔逊到南希·里根，谁这么做，谁就变成了指责和非议的对象。许多第一夫人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将自己非礼仪性的公开活动限制在毫无争议的事业中，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方式。这些活动涉及的领域从倡导传统慈善事业到高速公路的美化到反对毒品和文化工程。因此，第一夫人21世纪的公众形象是白宫女主角的准解放状态和主张选择尽可能小地疏远选民的“软”政治议题的混合产物。她们编写关于白宫宠物狗和培养孩子的书，并且发布完全不可信的公开声明，如芭芭拉·布什“他从不在我的家庭中浪费时间，我也从不在他的办公室中虚度时光”的宣言。

说出这样的话是鉴于妇女取得选举权已经有80年的事实。在各学院和大学中，女生已经构成了学生中的多数。许多毕业生的课程和职业涉及医学、兽医学以及法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没有人相信在婚姻中得到政治训练的总统政治伴侣从不揽权。《第一夫人排行榜》并不是一本关于第一夫人公众形象的书籍，而是一本记载第一夫人与总统共享白宫权力的著作。

第一夫人的工作是什么

这在定义上似乎还存在一些混乱。有的书中只是简单地把总统的妻子定为第一夫人。这会导致一些荒诞不经的笑话，比如这一说法中就包含了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妻子——雷切尔，而她逝世于1828年总统大选年和1829年总统就职典礼之间，因此，在她的生命中从未行使过第一夫人的任何职责。如果限制在总统配偶范围内的话，扮演着第一夫人角色的——如备受欢迎的哈丽雅特·莱恩或是玛莎·伦道夫·杰斐逊就被排除在外了。

这一答案对我来说似乎是清晰无比的。

那就是——她必须是在总统任职期间行使了第一夫人的职权。

然而，第一夫人的工作又是什么？

这一问题困扰了整个美国历史。事实上，直到20世纪，“第一夫人”的称呼才得到普遍使用，之前人们提及白宫女士时经常称呼为“总统夫人”、“王后女士”、“总统女士”或简单地称为“女士”，如“华盛顿女士”。最近在20世纪之交，玛丽安·韦斯特将其关于第一夫人的杂志新闻发布会命名为“我们的四年王后”。

为南希·里根服务了四年的参谋长——詹姆斯·罗斯布什描述了作为总统政治伙伴的第一夫人的工作。“那是一份双人性质的工作，”他说道，“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

为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贝蒂·福特以及芭芭拉·布什工作过的苏珊·波特·罗斯认为当代总统的官方和政治责任太重，他们需要一个同伴协助处理这些事务。

即使是最不积极的第一夫人也会参与政治活动。曾在婚礼上努力安排席位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惊叹于白宫事务的错综复杂，其中政敌、同盟和潜在的同盟都会共存于一堂。现在，请设想一下，在内战前夕安排席位的场景，或者是在一场弹劾危机中，第一夫人不会公开发表演说或支持一项政治事业来宣告在总统任期内自己是总统的政治伙伴。这是因为她的所有行动——几乎发生在白宫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政治性的。

有些人反对把第一夫人牵涉进政治事务中，而有些人却严重地依赖她们。然而，除了总统切斯特·阿瑟之外，所有的总统都获得了白宫女主人在处理事务上的帮助。

在这册书中，传记性的文章无法展示每一位女士生活的全貌，甚至无法顾及第一夫人角色和作用的方方面面。但是，我重点描绘了第一夫人的政治工作。包括第一夫人是不是总统的政治得力助手，她的政策主张，她处理国事的技巧以及她在政治运动和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并不是每一位第一夫人都热衷于政治，但所有的第一夫人都成为了政治伙伴，不管她们是否愿意。

评选第一夫人

女权主义者基金会的埃莉诺·斯米尔指出：那些依靠自己力量来争取妇女权利的第一夫人们享有最高的评价。在针对本书的一次采访中她说：“第一夫人最大的收益就是赋予她们一次真正帮助人们的机会。”利用这一机会的女人就会深受人们的爱戴。斯米尔对这些第一夫人的建议是“做对他人有用的人”。

苏珊·波特·罗斯讨厌评选第一夫人的主张，尤其是当她得知大学教授们参与其中时。“我不得不向你坦白，评选第一夫人的想法着实令我反感，”她在采访中对我说，“由学院派参评的想法几乎令我发笑。它们与事实大相径庭。对这些女性的历史性叙述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我看不出评选她们会有什么价值。”

政治权威人士喜欢说“感觉就是现实”，就是说人们相信的真实事件在政治中事关重大。评价是感觉的另一种形式。当它针对第一夫人时，这种感知就变得复杂难解了。

第一夫人与总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她们的感觉也变得不同。第一印象来自于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感觉，大部分印象都来自于这些第一夫人任期内为人所知的事件和报道。每一任现代的白宫主人都试图掌控这种印象，正如他们对任期本身的处理一样，虽然有些总统做得更为出色。弗洛伦丝·哈丁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因为她深谙媒体的力量，作为总统夫人的她就把收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老兵作为她的事业，这使得她在任期内受到广泛的欢迎。如果要评价她在任期内的工作表现，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但是，公共关系和政治特征如果不能反映根本的政治事实，那么无论其在短期内产生什么影响都不会持续很久。在哈丁死后，他的一系列贪污丑闻展现在公众眼前。弗洛伦丝曾在一个半秘密性的地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烧毁了她的犯罪档案——她说这些文档应该被清除，否则会引起误会——哈丁的遗物已经完全不复存在。如今，弗洛伦丝名誉扫地，而另一些总统和他们的第一夫人却赢得了公众长久的尊敬，因为他们所取得成就的意义比起继任的总统们更明显和巨大。当贝丝·杜鲁门离开白宫的时候，杜鲁门任期内的公众声望值已经相当低。以我们的后见之明不难看出，杜鲁门在赢得冷战的胜利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82年贝丝去世之前，杜鲁门夫妇终于重新获得了积极评价。

最终的重新评价来得有点晚，通常是在总统及其夫人离任很久以后。在总统任期结束后的头几年里，白宫内部知情人士和内阁秘书会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但是，在密存的回忆录得以公开之前还需等待数十年之久；而真实的秘密，如“深喉”的身份，得以揭示甚至需要经历几世的时间。在埃莉诺·罗斯福死后近二十年，洛雷娜·希科克的文件才被研究人员采用。而只要布什的后代仍然活跃于政坛，我们就不会获悉乔治H.W.布什夫妇对于伊朗反对派事件的了解。因为，政治权威人士都坚信他们有权保护自己。有些时候，档案资料泄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通常它们都会遭到破坏。许多19世纪的第一夫人焚毁了她们的政治信件。例如伊迪丝·罗斯福，她协助特迪灵活地执行了外交政策，之后例行公事般地毁掉了她所有的文件。因此，对第一夫人扮演角色的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不能尽如我们所愿，正如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一样。

在评估第一夫人的作用时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偏见会极大程度地歪曲对第一夫人的看法。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的第一夫人更受欢迎，而共和党则对共和党的第一夫人偏爱有加。这种争论的提倡者更倾向于那些对他们事业有益的第一夫人。还有一些人认为第一夫人应该远离政治，他们更支持那些不关心政治而把精力放在白宫的娱乐和追求时尚上的第一夫人。

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战略家和白宫内部人士，我形成了一种以工作为中心并依据结果来评价的习惯。如果第一夫人在换届选举中失败，只执政了一个任期，她的工作表现就很难评价，无论她多么受人爱戴。相反，她会成为极负争议的人物。但是，如果她协助政治伴侣度过了弹劾危机，或者实现了某个政治目标，她就会得到应有的荣耀。读者会注意到我对第一夫人取得成就的说明有时与西恩纳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大相径庭，那是因为作为政治权威人士，我的观点会与那些民意调查的研究机构不同。

民意调查有峰值和低谷，政治上的支持率也是漂浮不定的；我认为如果不与权力的运用相联系，这些调查和支持率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受欢迎的总统或者第一夫人利用他们的政治资本来达到某种目的，这就是有问题的。除非考虑到声望及其本身将会是一项重要的成就，高民意支持率就是没意义的。虽然贝蒂·福特的民意支持率很高，但福特在任期内却是政绩平平并最终在换届选举中败北。海湾战争后，乔治H.W.布什取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率，却没有善用它并最终在再选中失利。政治是一种底线的交易，人们不得不依据最终的结果来权衡双方。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是否成功？他们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是否取得成功？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我如何评价第一夫人们作用的尺度。

我也非常赞成女性参与政事。1994年，我获得了负责贝尔纳黛特·卡斯特罗竞选活动的特权，她的竞选目标就是2000年希拉里·克林顿赢得的参议院席位。我认为贝尔纳黛特为纽约市民接受女性担任参议员的现象铺平了道路。

西恩纳研究所的评价

克里斯蒂纳·伦斯特伦提出了学术专家投票选举第一夫人的方法。当伦斯特伦的妻子建议他们作一些有关第一夫人的民意测评时，西恩纳学院研究所的教授道格·伦斯特伦和汤姆·凯利已经作了一些总统的民意测评。

结果就产生了西恩纳学院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这种调查在1993年和2003年又再次进行，用以评价新任的第一夫人，并提供了一种趋势，即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评价第一夫人的方法。

这种调查权衡了学术专家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将写好的调查问卷邮寄到一位具代表性的交叉学科学院和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手中，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调查问卷发给他们系的每个人，这些人都是在评价第一夫人方面最具权威的。

每一份调查问卷都包含了10个主要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凯利和伦斯特伦教授精心筛选出来的，他们确信这些标准适合历史上的每一位第一夫人。被调查的10个因素包括第一夫人的才智、工作背景、对国家的贡献、在总统任期的贡献、她作为女人的影响力、她的忠诚、她的成就、她的领导能力、她的勇气和她的公众形象。学术专家们会为第一夫人的每一个因素打分，合在一起的分数决定着对第一夫人的综合评价。

最完美的分数是100分，但平均分是60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1993年西恩纳研究所的调查中，总分排在最后一名(37名)的第一夫人得了52.62分，而排在第八位的第一夫人得了69.61分。排在最后一名和前10名之间的所有28名第一夫人仅仅存在15分的差别。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即使学术专家经过一段艰难的努力来区别第一夫人而大部分的评价却都非常接近，相关的微小差别来自于大多数人与前10名。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个特例——根据1993年的调查，作为第一名，埃莉诺·罗斯福要比第五名的罗莎琳·卡特高16分，比第三名的阿比盖尔·亚当斯高了10分。

凯利教授指出了学术专家的调查中的隐性缺点。这种调查方法都依赖大学教授，而这些人要比普通民众更倾向于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另一个因素是凯利教授所谓的“代表性”。最近，第一夫人被给予更高的评价，因为她们是“至关重大的历史时刻”的见证。距我们时代较近的第一夫人们看起来很占优势。在调查中的前10名第一夫人里，仅有30％来自于18世纪，其余60％都属于20世纪早期，而这60％都出现在大萧条以前。

凯利教授说：“这个调查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的想法而不是对第一夫人的评价。”

1993年有125位专家回复了这个调查问卷。2003年有90位专家回复。有人这样假设：随着对第一夫人兴趣的增加和学术水平在这一领域的进步，专家对调查问卷的回复将会更多。

第一夫人的未来

《新闻周刊》的埃莉诺·克利夫特相信21世纪意味着第一夫人的工作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的第一夫人将会更像希拉里而不是芭芭拉·布什或者是劳拉·布什，”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因为会有更多的女性正从事专门职业。希拉里类型的第一夫人将会重新风行。”

希拉里·克林顿是首位取得专业学位的第一夫人，但她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位。未来，总统夫人将会在她的职业上取得更深的造诣。

“一个有潜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夫人是位医师，”克利夫特说，“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会建议她的妻子在华盛顿从事医师的工作。”

南希·里根的办公室主任詹姆斯·罗斯布什部分地同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女性的作用。”然而他也指出，每个女性都会在工作中带有自己的风格。

如果第一个第一夫人竞选总统，总统配偶的角色一定会有所改变，尤其是当她的丈夫有自己独立的事业的时候。我们是否希望他把自己局限在监督白宫的社会事务上呢？或者任由他的妻子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制定政策？抑或从事一个政治上没有争议的职位来支持或者接管他的总统妻子的日程，就像1993年希拉里试图实行一场卫生保健改革？最后，如果美国人能够接受这种观点——总统的配偶和总统拥有同等的政治角色，那么这位男性之后的下一任第一夫人是否会有同等程度的自由？

值得期待的是，这个答案将会在21世纪的某一时间揭晓。女性，应该被关注，会在政治领域里大有作为，尽管现在举步维艰。终有一天，女性将成为总统。那么我们将会面临一个终极命题：我们该如何称谓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