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写的向当时的西方人介绍李鸿章的著作，该书于1917年在美国纽约出版。把李鸿章还原到那个时代，向读者展现一个洋记者眼中的李鸿章，进而了解当时外国人是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如何看待中国的。

本书是重要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西方人对李鸿章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李鸿章，了解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本书作者约翰·濮兰德（1863—1945年）曾经在中国担任海关官员，是赫德的机要秘书，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同时，他也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走访和游历中国，并就一些问题对李鸿章进行过采访。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身份，濮兰德撰写《李鸿章传》一书就应该让人感到有较高的可信度。当前，李鸿章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多但同时又争议频生，有些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因此，出自李鸿章同时代的异国之人的资料当显珍贵，故而，当天津人民出版社把这本原著交由我翻译的时候，我便欣然领命，决心下工夫完成这个任务，以便使当今更多的普通读者和有关研究者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再次对李鸿章进行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评判。

可以说，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对李鸿章予以介绍和评说，既能使读者全面地了解主人公的重要活动、习性、主要思想等，也能使读者感到作者在写作李鸿章时细微的手笔和深刻的见解，使栩栩如生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在写作顺序的安排上，虽然文章总体上运用了编年体形式，但在具体章节和内容安排上又不乏灵活性，有些章节可以说就是一篇专题，比如像第四章“外交官生涯：与法国和日本的关系”、第七章“国务家和政治家”、第八章“个人的思想倾向”等，方便了我们对李鸿章的进一步研究。

原版序

第一章　引子：李鸿章事业发轫前中国之形势

第二章　早年的生活和家庭

第三章　官宦生涯

第四章　外交官生涯：与法国和日本的关系

第五章　外交官生涯（续）：与俄国的关系·国外巡游·1900年和谈

第六章　海陆军管理者

第七章　国务家和政治家

第八章　个人的思想倾向

大事年表

第二章　早年的生活和家庭

梳理了李鸿章所处的社会特征及一些现行的和永久性的根源，我们再来看一下产生这位东方超人的教育和国内环境，以及早年时期引导其思想和行为的事件和形势。首先，毫无疑问，他继承了他母亲强健的体魄、非凡的智力、温和的性情以及忍耐的处世哲学，这使其在私人生活上很与众不同，并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外交和生意圈的朋友。值得肯定的是，李鸿章在任(副总督)之初及以后整个外交生涯中显示出的才能之所以受到外国人的赏识，显然是受他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与戈尔将军的密切关系影响。这些是其人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双重影响都在改变——尽管不能根除——其所处的环境：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政府官员的阶级利益。

李鸿章的父亲鲜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一生中很多时间是一个失意的“候补者”——一群不满意的、失望而“期待着的”官员。作为一位坚定的儒家学者，李鸿章自己总是坦言对孝顺的虔诚是一个主要的品德，但即使如此，在私人会谈中他也很少提到父亲，我们仅仅知道，在李鸿章的回忆中，他的父亲没有一篇能够表现其文学才能的作品。李鸿章的父亲也属于文人学士阶层，也就是说，他已成功通过了省里的乡试，但就像很多的努力奋斗的学者一样，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早早就娶妻成家，并生了五个儿子(在这五个儿子中，李鸿章排行第二)，能够为他们提供一般的正统教育的基础部分：在乡村权威的指导下，他们全都获得了鹦鹉学舌般的对传统知识的背诵，而在中国，这些传统知识正是对智力的启蒙。在上一章所指“传记”中，有一些资料涉及李鸿章和他父亲在1846年的关系。其中有一条据称是李鸿章25岁时写于合肥老家，父亲当时的年龄是42岁，这就是说他的父亲早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婚。另一个条目排在1846年1月之下，记载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反对“高贵和严厉的父亲”要他结婚成家的想法。李鸿章的第一次婚姻一定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因为我们知道，在他1853年为了承担军事任务而换职后不久，他的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从此不见了，毫无疑问，他们是罹难于太平天国袭击者之手。李鸿章通过叔叔的关系在府里谋得一个职位(他的叔叔在当地的税收所任职)，此时，这个地区的治安官听说了这位审慎细心的年轻人的杰出的文学才能后，让他从后往前背诵《春秋》这本编年史，结果对李鸿章的才能感到非常吃惊和高兴。充足的证据表明，在这几年期间，李鸿章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取得文学盛名和书法技巧上，很是勤奋刻苦。通过这个办法，李鸿章获得了通往官员生涯的捷径。1847年，他以第39名的身份从四千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通过了殿试(即获得了进士身份)，随即被选派到翰林院。1851年，当他成为翰林院编修时，他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漂亮而具有学者风度的书法在京城的文人学士中声誉日隆，甚至已经传到了地方各省。但是，除了展露努力学习的无限能力，除了他对自身能力的敏锐评估外，他还没有展示出比别的传统儒家学者更优秀的精神品质。令他专心求学的那个一成不变的学习体制仍然还是他祖父及其同时代人的学习体制，但结果这个体制却让他们的思想更加僵化，也影响了他们的思考能力。

不论从前往后还是从后往前，李鸿章能够把整卷的古典经书背下来，能够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即兴写作任何话题；同时，他敏锐的智慧已经找到了通往成功的道路，就像他远大的抱负所渴望的那样——就在于金钱开道和贵人扶助。但是，就在他成为翰林院编修的同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南方爆发了，这个事件有利于增长他的经历，拓展他的视野，也使他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刚刚开始的古代经典的教育。

李鸿章28岁的那一年，他正住在老家——安徽省的合肥；人们对这个时期李鸿章的职业知道得很少。豪恩·约翰·科士达在他虚构的传记的前言里以难以解释的赞扬式的口气描述了当李鸿章从北京赶回老家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获得了如何的进展，接着又说：“当他回到老家时，他看到了叛乱者一路顺畅，直指北京。这时，他的爱国热情在心中澎湃，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给予他这样高荣誉的朝廷和旧统治正处在日益迫近的危险之中。他立即着手操办团练，袭击和骚扰敌人的后方。”道格拉斯教授对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开始也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但他把日期推到了1853年。我们知道，李鸿章在金钱问题上是极其小心的，然而，这就使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情节，即先不谈他是否可能有这样做的能力，即使他愿意做，没有人援助他，单凭个人的努力，而且在花费巨大的、情况下去召集军队，也是极不现实的。有一个更具假设性的证明支持这一解释，说李鸿章放弃了他的文学事业而投身到当时为人鄙视的军营之中，这是因为在太平天国作出了难以对付的调整之后，曾国藩(帝国部队的都统)向北京请求提供一些文书，年轻的李鸿章便由翰林院的一位安徽籍人士推荐，成了那些有远大前途的官员中的一员。如果像这些资料所说的那样，那么李鸿章和他的父亲(死于1856年)在为帝国军队征募地方兵的过程中是有贡献的。不会引起争执的说法是，他们两人都是在曾国藩的引导下这样做的，而且经费是由省当局提供的。这些观点的一部分是通过现代的证据得来的，这个证据说1855年李鸿章正在合肥的司库办事处任职，顺便赚点钱养家糊口。在担任这个职位期间，他的所作所为吸引了这一地区治安官的注意，这位官员向上报告说李鸿章是一位前程远大的不一般的官员。他的父亲便根据这个报告几次拜见曾国藩，结果，这位学者兼军人的大人物对李鸿章的文学风格和书法水平极力赞扬，这样，年轻的翰林便投笔从戎。不管他接受这个任命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却肯定为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第一步。

英国的读者会注意到，在中国，没有资历的仅受过传统教育的民事官员承担着较高的军事职务，当这些民事官员承担一个对外条约的谈判、一个钱庄的管理或一条大河的保护任务时，他们都是一样的愚昧无知。整个官僚阶层事实上把所有那些需要高技术的事务全放在同一个官员身上，似乎这个官员无所不能、多才多艺；而在英格兰，政治家和舆论却把那些需要高级技术的事务授予内阁大臣。所以，没有明显的事实表明李鸿章在江苏省能从一个军队文书迅速擢升为帝国军队的指挥。有充分和可靠的证据显示，仅仅是因为勤奋和优良的品质，李鸿章赢得了曾国藩的好感，正是依靠这一点，李鸿章才得到了提拔。在军事指挥方面得到提升的同时，他在政府民事部门里也得到了提拔。185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代理审判官，1859年，他被任命为福建道台(他实际并没有任过此职)，最后，在1862年，他成为江苏巡抚，在这一任期内，他在上海获得了对外交技艺的顿悟，具备了从事外交事务的宽广的视野。1860年，由于他和华尔的关系，①他开始研究欧洲的战争方法。在这一时期，运用聪明才智，他真正明白了外国军事优势的真谛，英法军队正是利用这个优势轻松地突破了帝国北方的所有防御，成功地包围北京。

关于这一时期李鸿章的事业，在中国流行着两个有趣的传说。宓吉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且比较可靠的权威，在1901年，在这位总督死后不久，在所发表的文章中，他第一个宣传并相信这两个传说。他宣称，李鸿章之所以能成功地镇压太平军，是因为他曾作为一名俘虏在太平军阵营里呆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文书的职位支配了不识字的太平军首领，从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又通过这种手段，他熟悉了太平军的组织机构和方法。这或许是真实的，或许又是东方国家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李鸿章本身这个事例而言，虚构的目的往往在于模糊真实的历史记录。所有官方的记录对这一话题都只字未提，因此，这样的事实也就不能对这个故事作出结论性的反驳；但他被俘一事如果曾经发生过，那在时间上一定是很短的。

P32-37

《李鸿章传》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写的向当时的西方人介绍李鸿章的著作，该书于1917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约翰·濮兰德曾经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并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而我们推出《李鸿章传》的中译本，就是想把李鸿章还原到那个时代，向读者展现一个洋记者眼中的李鸿章，进而了解当时外国人是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们不敢断言此书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但无疑，它是重要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西方人对李鸿章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李鸿章，了解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由于作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有一定的隔膜，而且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加之李鸿章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有这些都使得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失当之处，多有溢美之词。如赞扬李鸿章是最伟大的人，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甚至是超人，是最忠诚的爱国者等等。这种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李鸿章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毕竟是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无论在领土主权还是经济命脉，乃至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我们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否定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运动，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抗争的人们是暴徒、是抢劫者等，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第三，站在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称赞侵华的侵略军头目。如戈登本来是一位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作者却盛赞他是一位诚实的、有武士精神的人，竟然把一个两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说成了英雄。

第四，粉饰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如说英、法、德、美等列强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并无领土野心等等。

第五，片面评价清朝的主战派人士。如说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等人无知、幻想，不能认识客观形势等等，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对于当时中国一批立志图强的爱国人士充满敌意。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某些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楚作者的根本立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