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继《钟鼓楼》、《风过耳》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作者用一种冷静、略带忧伤和孜孜求索的语调，通过蒋氏家族及相关社会群体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折射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嬗递变迁，既熔铸了许多寻常与不寻常的情感历程，又不留情面地去撕开、拷问大体上清白的凡人灵魂，以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促使读者在探幽发隐的过程中加深对自我、他人的心灵透视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也是一部揭露和控诉极左路线的形象白皮书。

刘心武认为《四牌楼》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说，镌刻了作家的青春和泪水。评论界早就指出：《四牌楼》浸润着《红楼梦》的汁液，是一次可贵的文学实验。

四牌楼是象征，也是一个少年的灵魂震撼之地。那种感触和冲击恍然如新，灵魂中的惊奇、欣悦、神秘感、探索欲……浓酽地涌上了心头。

7

达野哥是个美男子。

达野哥比阿姐高半头还多，他额头很宽，很光润，头发很浓，很黑，眼睛鼻子嘴什么样记不清了，总之望上去很协调，找不出什么缺点。

阿姐算不算美女呢？不知道。从没有人同我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争鸣。但青春期的阿姐确是青春勃发的。阿姐皮肤黑，瘦，额头有点“锛儿”，两只眼睛却出奇地大，比我们几位兄弟都大，且是双眼皮，当时她还有着两根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发辫，所以外号就叫“小辫”。这外号今天听来很不雅，因为今天人们心眼儿活，耳朵眼儿特会从谐音上听出一种或数种寻常或不寻常的含意，但那时候人们都很单纯，至少阿姐他们那一群高三毕业生就都很单纯，直到阿姐考上大学以后，她和她的那些大学同学们也都很单纯。举个例说，他们当时爱唱各种中国民歌，犹如今日年轻人爱唱港台流行曲，其中有一首云南民歌《小乖乖》，我就听他们唱过，唱得坦然、欢乐而嘹亮，听得连我也能唱，而且一直唱到我上的中学里，唱进教室；好多年以后，有一天阿姐对我说：一小乖乖’就是情人的意思！当年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男女同学就那么一起唱！”

可怜的阿姐。她同达野哥眉来眼去时，竟还不懂得他们那就是互为“小乖乖”。

但阿姐和达野哥没有白白度过他们那如花的岁月。他们享受了初恋。

是一个热得天黑净也还不能散热的暑日，阿姐和达野哥要从我家往北海公园去划船。我非跟着去不可。他们说是跟班上的许多同学约好了，一块儿划船。我说那有什么，好多我都认识。他们又说不坐公共汽车去，是穿胡同走过去。我说没关系，就跟着你们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终于还是容忍了我。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上了路，他们果然走着去，而且果然穿胡同走过去，有时胡同穿完了是条大街，明明顺大街走更方便，他们却还穿胡同，穿来穿去的，把我都穿糊涂了。他们俩只顾在前头走，边走边聊，把我甩在后面，我想有好长一阵子他们根本把我忘记了。不过终于到达北海公园门前时，人家已经开始净园，进不去了，他们转身看见了我，阿姐说：“你坐车回家吧！”达野哥给了我车票钱。我腿都走酸了，赶紧去坐公共汽车。阿姐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我被妈妈的责问声惊醒。阿姐对妈妈的责问应付得不错，记不得她怎么解释，总之妈妈很快释然。很久很久以后，我问过阿姐：“你们那晚上究竟又到哪儿去了？”阿姐说：“没到哪儿，就是他送我回家。”“送你回家能到半夜？”“傻瓜！当然是送到院门外，又往回走，走到北海公园，再送……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达野哥不是名叫达野，而是姓达野，这是个很生僻的复姓，所以爸爸妈妈都曾断定达野哥不是汉族人，可达野哥说也许祖上不是，不过从他爷爷起，就不认为自己同汉族人有什么两样了。

8

他没有考上一所好的中学。事后阿姐跟他说，她早知道他没考上志愿表上所填的那些好的和较好的中学，因为她让达野哥替她去查过——达野哥在中学毕业前入了党，并且响应党的号召，不继续升入大学，而是留在中学工作，并且一参加工作便投入了招考事宜，所以能在放榜前就知道他考得如何。父母已为上面的三子一女学业操虑半生，到他这里已无很大精神调教，所以没考上好学校也并不怎样以为然，他自己更浑然不愁，因学校离家较远，须购电车月票搭乘电车上学，这倒使他觉得比到走十分钟便可抵达的好学校上学更有趣。

达野哥不仅参与了中学的招考事宜，还在大学招考的考场上当过监考，这使得他在阿姐眼中更有光彩。有一天达野哥对阿姐说：“考场上发现了反动学生，书写反动标语！”说时还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揉皱又摊平的“反标”来，递给阿姐看，阿姐仿佛面对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不敢伸手去接……当时他就在旁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他回忆起那一景，悟出达野哥一定是在应及时将“反标”上报有关部门之前，故意赶到阿姐身边以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颠扑不破的价值，但细加爬剔，此事的“合理性”即技术性细节却颇难合理，不过那又确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也许，这类的记忆反成为了他后来落笔写下《阿姐》的障碍之一种：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非得写下所以然吗？人们已经写下的所以然，都真的所以然了吗？

9

记得是在院里的合欢树下，阿姐下的决心。

决心考农学院，学农业机械专业。

下决心的驱动力很简单。当时有一部苏联——这国已经没有了，简直不可思议——电影，叫《幸福生活》，演的是库班河上的集体农庄的故事，那电影风靡了全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作家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里，就写到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所引出的一场风波，后来导演黄蜀芹把《青春万岁》拍成电影，还穿插了当年那个苏联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镜头，构成戏中戏……那电影把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拍得让当年观众看去实在是人间的天堂，而给阿姐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等农业机械的雄姿及其令人艳羡的拖拉机手……

一部电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在世界上有了电影以后当然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例子。电影史家们为什么不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不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呢？

他记得很清楚，阿姐在合欢树下踱步，穿着一件格子布缝制的布拉吉，两眼闪闪放光。其时夕阳西下，余光斜穿过高高树冠上那些已开始收拢的羽叶，金红的丝状花朵散发出格外浓郁的香气。阿姐并不需要他跟在身边，他却不知趣地仍在阿姐身边转磨。现在回忆起来，阿姐在那个暑期已明显地排斥他乃至厌恶他的“跟屁虫”行为，有一天阿姐横仰在父母的大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抖动的水射光发愣，他便也凑过去横仰在一旁，不为什么，只出于一种习惯，却惹得阿姐倏地跳起来，跺着脚嚷：“你都多大了？！”他扫兴，却懵然不明——不管他多大阿姐多大，阿姐不是永远比他大八岁吗？他做错了什么呢？……然而那天，在合欢树下，开头厌烦他的阿姐，以爸爸妈妈都曾断定达野哥不是汉族人，可达野哥说也许祖上不是，不过从他爷爷起，就不认为自己同汉族人有什么两样了。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