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勇敢的战地记者，地率真的书写者，最赤沈的爱国者，地杰出的翻译家。

萧乾自称“未带地图的旅人”，一生沧桑漂泊，不停地用“心”写作。《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是其自传体回忆录，是一部以血写成的作品，是一部以灵魂写成的作品。

它书写了一个追求者一生孜孜以求的足迹，它将会给你展示从那些绮丽缠绵的故事中绝不会看到的广阔的社会和深刻的人生。而尤为重要的是你将会怦然心动地从中感到一股强大的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

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西欧战场上的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身经历了希特勒两次轰炸伦敦：曾随美军第四军挺进莱茵河；联军攻入柏林后，他是第一批入柏林访问的记者；1945年3月、曾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同年7月曾采访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同年10月在纽伦堡采访对纳粹的审判。1949年萧乾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谢绝了剑桥大学的聘请，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以生动、朴实又饶有趣味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萧乾独特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书写了一个追求者一生孜孜以求的足迹，它将会给你展示从那些绮丽缠绵的故事中绝不会看到的广阔的社会和深刻的人生。

卷首语

1 黎明曲(1910—1928)

2 冲出去(1928—1935)

3 我与《大公报》(1935—1939)

4 旅英七载(1939—1946)

5 大十字路口(1946—1949)

6 我回来落户了(1949—1979)

7 重见阳光(1979—1988)

附录一：萧乾年表

附录二：萧乾行

我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说来可笑，关于我的身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还是靠我淘气兜出来的。

穷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实还是更淘，这问题就让社会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去探讨吧。我只记得自己小时爬树上房，逗猫追狗，难得消停一会儿。一回把个堂姑气急了，她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个暮生儿的！”

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就只有位寡妇妈。我刚懂事就听她说过：“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别的孩子有爹而我没有，也只好认了呗！可我从来也没想到问问我爹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当儿我多大。被骂作“暮生儿的”之后，我就拽着我妈的大襟，死乞白赖地刨根问底。这才知道，原来在我呱呱落地一个月前，我爹就撇下我们娘儿俩走啦。

那年月既不兴身份证，也不讲究出生登记。可是小时候每到腊月十七，说我长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给长辈叩头。照例先作个揖，跪下来，连叩三下。妈妈还总是让我先给婶婶叩，接着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轮到她。为了谢谢她的养育之恩，每回我都给她叩上九个响头。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阴历的生日。

那时候可以拿皇历算卦。一到年下，新皇历下来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说出出生年月。是妈妈替我报的“宣统元年，属鸡”。有一回，我把院里榆树上的马蜂窝给捅了，害得一家子好半晌不敢迈出门槛。婶婶气得说：“哼，怪不得都说午时鸡最淘呢！”这么一来，我连自己是什么时辰诞生的都知道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对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过了。可是1939年为了去英国在香港办理护照的时候，麻烦来了。移民局非要我按阳历填出生年月不可。我对着那张表格发了好一阵子愁。一时又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我只好胡填了。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可不愿当他的子民！倘若当康熙、乾隆那样盛世帝王的子民，倒也罢了，给个末代皇帝当子民太窝囊了——更何况他又正在长春给侵略者充当傀儡！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写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权将阴历改成阳历吧。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1911年12月17日。

谁知这么一来，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国外，无论领配给证还是住客栈登记，都只能照护照来填。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那时又是个机会。可我为了图省事，就又照填了。1958年北京大搞普选的时候，又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机会。有位户警到我住的前圆恩寺院子里大声喊：“谁对阴阳历出生年月没把握，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我还真的动了一下心。怎奈那时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闻的大右派。前圆恩寺只不过是我临时的班房，我正等着发配呢。我连有没有选举权也还不清楚。前途一片漆黑，哪还有心情去理会自己的出生年月！前清生的也罢，民国生的也罢，反正到1949年后，统统成了“余孽”！

还是1979年访美，在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家里谈起我这个生辰问题。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一本照表查了查，告诉我应当是19lO年1月27日。那年我刚好交七十。活到七十岁，我才闹清楚按照阳历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尘世的！

我属于什么民族，也是一笔糊涂账！

其实，我老早就知道照父亲算，我应是蒙族人。小时候一到年下，家家都要祭祖。我们的祖先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块布满尘埃的木板上。平时用黄布包起，尘土足有一寸厚。祭时，堂兄站在小凳子上，恭恭敬敬地揭开黄布，把祖宗牌位请下来。上面雕的是牧民模样的肖像。另外还有一个小本本，里边曲里拐弯地写的都是蒙文，很像一条条毛毛虫。那大概就是家谱。祭祀时供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倘若那时我认识蒙文，大概还能从那家谱里知道点自己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如今，蒙古那么大片地方，我甚至不晓得我的祖先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我大概更希望他们是猎户，常冥想他们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坎肩，背了枪，在原始森林里追逐着野兽。所以每逢人家追问起我家究竟是从蒙古什么地方进来的，我就顺口答一声“大兴安岭”，并且觉得很是威风。

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反正我妈妈是汉族，我毕竟是从她肚子里生下的。

我这“汉族”身份一直混到1956年。解放后，少数民族吃香了，许多人都把自己这特殊身份亮了出来。我不想去沾光，凑热闹，所以每逢填表格——1949年以后还不仅填表格，“自传”也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我一直仍坚持这个“汉族”身份。

1956年夏天，在把胡风一干人作为反革命关进监狱之后，又来了一场全国干部大审查。这回查得可细了。我没有什么怕被查的，从出生一直到当时足足写了五万字的“自传”。可是上面依然号召要继续坦白。我实在没的可写了，为了表示衷心拥护审干运动，就干脆把自己这个民族成分问题亮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只好改填“蒙族”了。

然而我自认为是个“假蒙古”，因为我既不会蒙语，又没有蒙古民族意识。不过那次“坦白”还真为我带来一桩好事。那时我虽身在作家协会，而且过去也是搞文艺的，可既不能去体验生活，又轮不到我参加任何代表团。1956年，在内蒙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作协同美协要联合派个内蒙访问团。当时作协的一位书记严文井(三十年代的文友)就根据我那新近坦白出来的特殊身份，推荐了我。回来之后，我写了《万里赶羊》、《草原即景》等文，总算没交白卷。可那一回，也更证明了我是个“假蒙古”。锡林格勒盟的盟长曾问访问团要吃汉式还是蒙式早点，我们全说当然吃蒙式的。事后，我足有半年连奶味都怕闻。P1-4

1956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及至我落难后，他却在人前大谈“萧乾是个什么人”。

感谢这位仁兄的鞭策。1979年又能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我就立志也来交代一下自己。最初采用书写“代序”的方式，这回索性整个写了一下。

我比许多人倒霉，又比另外许多人幸运。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我做过后来十分悔恨的事，也做过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曾有机缘在地球上一些角落闯荡过一阵子。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人活到将近八旬，通盘回顾一下，对人对己，也许不无裨益。

在广义上，我也是个记者。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尤其近几十年，人情世态的千变万化，倘若站在外面，是怎样也体会不到的。有些事现在谈起来好笑，当时身临其境，一点也不好笑。让这些并不好笑的事再现一下，我看颇有必要。

浩劫之后，才悟出“身外之物”的含义。1966年“红八月”中，我的日记、书信、文稿以及所收藏的书籍、唱片、版画，都荡然无存了。还能不心疼！然而风暴过后，听到一些朋友自杀的自杀，被害的被害，而摸摸自己的脑袋，居然还安然无恙，甚至胳膊腿儿也不曾少一条，没像有些朋友那样给打成残疾。这时，才懂得其他一切均属身外之物了。

可是动笔写此回忆录时，才不断慨叹：倘若那几本日记，那些信还在，该有多好！如今只好有时自我抄袭了。然而即便以前写过的某些事情，这回我也努力重新认识一下。

这本回忆录在一个方面也许会使有些读者大失所望，感到不如李辉的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有味道：我有意地淡化自己在感情生活上的折腾和遭际，仅仅随手点了一下。

首先，这里有个实际的考虑：有的当事人或其家属还在。我从没为写东西打过官司，如今这把年纪，更不准备那样。

其次，我喜欢西方传记文学的坦率，但厌恶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分渲染。我曾读过一本长达一千多页的《罗素传》，原想了解一下他晚年的哲学观点以及在反越战中他的政治活动，然而全书谈的净是他的频繁的恋爱、结婚与离婚。我不希望中国传记文学朝这一方向发展，也无意带这个头。

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和帮助。我谨向范用、戴厚英、鲍霁、李辉、孙达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各位朋友深表谢忱。

我自己的早期照片，大多毁于文革。这次出版公司希望多附些图片。于是，就首先向长期住在香港的老友陈黻及张国荣呼吁。他们慨然为我寄来了一批，其中包括十五岁时在羊圈中拍的那张。《团结报》的毛智汉兄也在图片方面帮了大忙，谨此一并致谢。

1949年以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这回我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和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一一其中很长一段是同她一道度过的。

1988年5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