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序幕。《人间喜剧》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本书中初次登场。《高老头》以1819年底和1820年初的巴黎为社会背景，通过面条商高老头和他的两个女儿的故事以及青年大学生拉斯蒂涅的“奋斗史”，描述了巴黎社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高老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座巍峨的文学里程碑中，《高老头》是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作品的主题不是单纯的父爱，而是父爱与虚荣心造成的悲剧。这种虚荣心在当时法国社会中，比单纯的父爱更具时代色彩和典型意义。

教育部在最新颁布的《普通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定《高老头》为中学生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本故事开始的年代，在沃盖公寓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全楼最好的两套房间都存二楼，沃盖太太住了较小的一套，古图尔太太住了另一套。她丈夫生前是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拨款审核员。她带了一位名叫维多利娜·泰伊菲的小姑娘同住，像母亲一样爱护她。两位女客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房间分别住了人。一位叫普瓦莱，是个老头子；另一位四十上下，戴着假发，染了颊髯，名叫沃特汉，自称从前做批发商。四楼有四个单间，租出去两间，老姑娘米索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制作细面、意大利通心粉和淀粉的老板，大家叫高老头的，住了另一间。另外两间准备租给候鸟，租给那些像高老头和米索诺小姐，每月只拿得出四十五法郎来住宿吃饭的穷学生。不过沃盖太太不愿招留这些人，实在揽不到客人才收，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一时期，一个从安古莱姆附近来巴黎攻读法律的青年，租了那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他名叫欧仁·德·拉斯蒂涅，家里人口众多，每年省吃俭用，挤出一千二百法郎供他上学。家境贫寒，促使他发愤用功，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父母的期望，算出了做学问能给自己谋到什么利益，预先就适合社会未来的需要，给自己准备美好的前程，以便捷足先登，出人头地，从社会榨取利益。倘若没有他那些好奇的观察，以及他在巴黎各家公馆沙龙出入钻营的机灵，本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大概，正是由于头脑精明，渴望打探一桩制造惨事与遭受惨事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秘密，本故事才显得真实可信。

四楼上面，有一间阁楼，用来晾晒衣服。还有两间小房子，住着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维。

除了七个房客，沃盖太太好好歹歹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学生，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常客单包晚饭。餐厅可以容纳二十个人，晚餐有十八人，早餐却只有七个房客，坐在一起，倒像是一家人。大家都趿着拖鞋下楼，对那些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气，以及头天晚上的事件，来一番私下的评论，言语亲密，充满信任。这七位房客都是沃盖太太的宠儿。她根据各人膳宿费的数目，来确定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学家一样，不会有一丝误差。这七个房客虽是萍水相逢，心里打的算盘却是一般无二。三楼的二位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这种便宜的价钱(只有古图尔太太例外)，只在圣玛赛尔郊区、贫民产科医院和流民技艺培训所之间才有，表明这些房客都很困窘，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秘罢了。因此公寓内部的寒碜，在主顾们同样褴褛的衣着上再一次显露出来。男人们穿着旧得辨不出颜色的礼服、阔人住宅区扔在街角落的鞋子、磨损的衬衫和破烂的罩衣。女人们穿的袍子式样老旧，染过后又褪了颜色，缀着补好的旧花边，戴着使用过久、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扎着橙黄色的领围，披着泛线的肩巾。衣服虽然破旧，几乎每个人的身体都很结实，经受了人世间狂风暴雨的吹打，几乎每个人的脸都是冷漠、刚毅的，好像磨得发毛不能再用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包着贪婪的牙齿。让你一见之下就感到他们已经演完或者正在上演的惨剧。这不是打着灯光，绘着布景，在舞台上扮演的惨剧，而是生活中无声无息的、连续不断的惨剧，它表面上冷冰冰的，却把人心搅得激动不安。

老小姐米索诺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绿色塔夫绸的遮光帽檐，由黄铜丝箍边，那副样子，就是怜悯之神见了，也要吓跑。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披着一块肩巾，穗子稀稀拉拉、零零落落，似乎盖住的是一具枯骨。当初她一定俊俏美丽，圆润丰满，怎么落成现在这样形销骨立的样子呢？是因为荒唐胡闹，还是因为伤心过度，抑或求财心切呢？是爱得太多了吗？过去是做服饰脂粉生意的，还是操皮肉生涯的？她是因为年轻时，春风得意，享尽欢乐，而在老年遭受报应，形象丑恶，使得路人唯恐避之不及？她眼睛惨白，目光冰冷，面孔萎缩，模样狰狞，声音凄厉，宛若冬天将临时灌木丛中的蝉鸣。她自称护理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那位老先生有儿有女，但儿女们以为他没有钱，把他扔下不管。老先生留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那些儿女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跟她吵一次，要讨回这笔钱，还说三道四，往她身上大泼污水。尽管寻欢作乐摧残了她的容貌，可是脸上还有些许白皙与细腻的遗迹，令人揣想她身上残留了几分当年的美貌。

普瓦莱先生像是个木头人。他在植物园的小径上散步，像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戴一顶皱皱巴巴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一根象牙球柄已经泛黄的手杖，身上穿一件褪色的礼服，空空的下摆荡来荡去，遮不住空荡荡的裤子。两脚穿着蓝袜，摇摇颤颤，像是喝醉了酒，一件白背心邋里邋遢，襟前缀着粗纱的花饰，缩做一团，火鸡式的脖子上结一条领带，与襟饰绞缠在一起。看见他这副模样，许多人寻思，这个中国皮影是否属于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伊阿佩托斯之子的后代。是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是什么激情使他坑坑洼洼的脸变成猪肝色？这张脸要是画出来，会让人觉得虚假。他从前干什么丑事？或许，在司法部任职，刽子手处决弑君犯，采办的种种物品，如遮面的黑布，筐篓里铺的吸血的糠，挂屠刀的细绳子等等，账单都交由他所在的办公室核销。也许，他曾在屠宰场门口当收税员，或在公共卫生处当副巡视员。总之，这家伙好像是我们社会大磨坊的一匹驴子，也像是巴黎那些傻瓜，给人当枪使，却不知使枪人是谁，还像是公众的不幸或丑事围着转的中心人物。说到底，他就是那种人，我们见了，少不了要说一句：“这种人终究也是不能少的哟。”这些脸色苍白，经受着精神或肉体痛苦的人，巴黎的上层社会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丢下探锤，也没法测出它究竟有多深。你浏览它吧，描写它吧，不管你多么细心，不管探测这片海洋的人如何众多，如何热情，总可以找到一片未被开发的地方，一个未为人知的场所，总可以采到几束鲜花，拾到几颗珍珠，总会遇到一些怪物与前所未闻，为文学上的潜水者所遗忘的东西。沃盖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场所之一。

有两张脸与多数房客和包饭的常客形成鲜明的对比。维多利娜·泰伊菲小姐肤色苍白，病怏怏的，好像患了萎黄症似的，终日郁郁不乐，局促不安，样子十分贫困寒酸，可她的脸终究不老，动作敏捷，声音清亮。这个不幸的人就像一株灌木，新近移栽在土性不合的地里，一树叶子都萎黄了。泛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纤细的腰身，处处透出现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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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易中天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