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孟子智慧的全本,一部细讲经典的巨作。
全书根据傅教授40小时孟子系列讲座,历时三年整理而成,突出地体现了傅教授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让一般读者均能遗址文字的障碍,借以欣赏傅佩荣教授谈古说今、中西贯通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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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傅佩荣细说孟子 |
分类 | 人文社科-哲学宗教-中国哲学 |
作者 | 傅佩荣 |
出版社 | 上海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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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一部孟子智慧的全本,一部细讲经典的巨作。 全书根据傅教授40小时孟子系列讲座,历时三年整理而成,突出地体现了傅教授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让一般读者均能遗址文字的障碍,借以欣赏傅佩荣教授谈古说今、中西贯通的文风。 内容推荐 《孟子》一书共有七篇,每篇再分为上下,其中有六篇是采用人名。首先是《梁惠王》,是孟子与之谈话的一位梁国国君。其二是《公孙丑》,一般认为是孟子的学生。其三《滕文公》,是滕国的国君,他不称王而称“公”,是小国的国君,因为要势力够大才敢称王。第四篇是《离娄》,离娄是古代眼睛最好的代表,可以看得又远又清晰,直至“秋毫之末”,即秋天野兽新长出的毛的尖端。其五是《万章》,孟子的学生。其六是《告子》,是当时一位学者,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食色性也”。最后一篇不采用人名,叫做《尽心》,等于是做一个总结,孟子思想的精华也在于此。 《孟子》前面几篇的内容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和谈话,因为这些篇章中出现几位国君,他们程度有限,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只是负责治理国家。孟子是哲学家,所以在同他们谈话时,难免表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至于孟子与告子辩论的时候,就十分精彩了,人性是善?还是向善?或是不善不恶?在《告子篇》里都有深入的探讨。 目录 自序 绪论 卷一 梁惠王篇上 卷二 梁惠王篇下 卷三 公孙丑篇上 卷四 公孙丑篇下 卷五 滕文公篇上 卷六 滕文公篇下 卷七 离娄篇上 卷八 离娄篇下 卷九 万章篇上 卷十 万章篇下 卷十一 告子篇上 卷十二 告子篇下 卷十三 尽心篇上 卷十四 尽心篇下 试读章节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老先生!你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与平民说:‘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国家就陷于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何必谈到利益呢?” 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的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后来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著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名梁惠王。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字是古代尊称年纪比较老的人,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一觅得好国君,去实践自身的理想抱负。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一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代表下对上的礼貌响应。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表示礼貌。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 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不仁不义吗?这显然讲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告子与孟子最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性一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到适宜,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 国家富强之源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夫们只重视利益而忽视义行,一定会把国君的产业夺走。所以孟子重申仁德与义行的重要。讲求仁德的人,不会遗弃父母;讲求义行的人,不会怠慢君主,如此国家才能够建立应有的秩序,进而强大。因为每个人都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如果对别人好,而不从对待父母开始做起,就变成墨家了。 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一个人不能偏爱自己的父母,要把别人的父母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个理想虽然很了不起,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也能够做到“兼爱”,如果别人不能这么做,到最后自己的父母反而变成没有子女的了。 譬如,我在车上,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也在,只有一个座位时,我应该让位给谁?如果要用猜拳决定,或是谁的年纪大就让给谁,那么父母养小孩要于什么呢?这样一来叫做“不要父母”了! 孟子的批评虽然严厉,却有他的道理。他不是故意骂人,而是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才这么说的。 《论语·乡党》曾提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孔子一听到君主下令召见,等不及车准备好就立刻出门,然后车子才追上来。这是古时候的礼,说明不怠慢君主的态度。 最后孟子做出总结:如果一位国君真正想达到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只要奉行仁义,就可以做到;相反的,如果讲求利益的话,上下交相利,国家就危险了。其实孟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希望君王们要有耐心,不要寻求快捷方式,眼光要看得长远一点,从根本上改善体制。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孟子的世界。P3-6 序言 传统文化以儒家与道家最具主导作用。这两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孔子与孟子,以及老子与庄子。由于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既是学派开山之作,又有简明扼要的特质,以致千古传诵、深入人心。至于《孟子》一书,则相对而言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道家的《老子》与《庄子》二书,亦颇有类似之处。 《孟子》为什么重要?因为孔子曾经感叹:“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如果孔子认为同时代的弟子与朋友未能了解他的思想,那么谁可以了解?孟子可以,而证据就在《孟子》一书里面。既然如此,大家对孟子又不太热衷,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说他每次阅读《孟子》,看到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如果谈利益,天下不可能太平,而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但是如果谈仁义,天下就会像孟子所说的成为理想国吗?这一点却从未得到检验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孟子的对错。事实上,孟子很希望说服当时的国君。他在一再失败之后,写出作品传诸后世,希望后代的人可以明白他的理想,进而予以实践。但是,即使《孟子》被宋代的朱熹编人《四书》,成为大家熟知的“论孟学庸”之一,其中许多精彩的语句与简单的概念也普遍受到肯定,我们还是要问:谁真正了解孟子? 阅读《孟子》,要有耐心。这种耐心的回馈是非常丰富的。先就语文来说,孟子善于使用比喻,又能创造成语,其中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的有:一暴十寒、缘木求鱼、杯水车薪、迁于乔木、事半功倍、守望相助、绰绰有余、出尔反尔、流连忘返、自暴自弃、反求诸己、手舞足蹈、心悦诚服、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有为者亦若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等等。 再就历史来说,孟子广泛引述《诗经》(三十五次)与《书经》(二十九次),对古代圣君贤相的事迹津津乐道,可谓取法乎上。舜在他的笔下宛如重获生命,使读者可以亲见其言行,进而心生向往。他自行分类圣人,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然后是集大成的孔子之“时”。这无疑是他的创见。 对于孔子为何是集大成,理由则是完美的德行加上随机应变的“智慧”。他赞成孔门弟子(如子贡、宰我、有若)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只要想起孟子以“好辩”知名于天下,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甚至对管仲也不屑于多谈,就可以明白他对孔子的认识是如何深刻,而评价又是如何崇高了。 真正画龙点睛之处,则是孟子自成一家之言的人性论。他把孔子的人性观点说清楚了。孔子以“仁”为其一贯之道,肯定仁包含“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三个层次,贯穿人的一生。他强调“杀身成仁”,孟子则倡言“舍生取义”,这两者如出一辙而其基本立场则是人性“向善”。以此为基础,才可推而建构经济、教育、社会规范、政治制度方面的合理内容。并且,人生才找得到修养的途径以及由内而发的快乐。 二十多年以来,我每谈儒家,必定揭示人性向善(而非本善)的微言大义,也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但是更多的响应则是告诉我:在明白之后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之后深有心得,因而改善了人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 我曾在社会上为许多朋友讲解《孟子》,并由好好好文教基金会制成CD发行。后来北京出版界的朋友认为内容值得出版,就将其转录成文字稿,再由我全面修订一次。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编辑同仁费了许多心思整理初稿,润饰文字,并加上小标题,使全书更为可读,特此致谢。 本书主旨为“人性向善”,可谓一语道破我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我的说法是否正确,则请读者耐心细品本书再做判断。知我罪我,皆在本书。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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